第二节 药食同源本草源流
一、先秦时期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药书籍众多，其中与“药食同源”理论相关的帛书有《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等。书中所载养生方法多数可“以食治之”或“以食养”。不难看出，“药食同源”理论已初见端倪。《黄帝内经》是该时期最重要的医学著作，对后世医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黄帝内经》在“药食同源”方面确定了原则和使用方法，对于药、食的配伍，对五脏的影响及作用等方面均有论述，对于药膳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载有“药以祛之，食以随之”，并强调“人以五谷为本”。
二、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与药食同源相关的书籍有《吕氏春秋·本味篇》《淮南子》等，其中东汉末期《神农本草经》名声最大，记载365种药，包括木、米、兽、谷、草、鱼、禽、果等，分成上、中、下三品，为“药食同源”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时期人们非常重视“食养”之道，宫廷兴食一种以大枣、胡桃仁为馅的药膳酵面蒸饼。虽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没有明确提及“药食同源”理论，但它和大多数医籍一样都离不开“防微杜渐”“未病先防”的养生思想，为“药食同源”理论的深入人心做了铺垫。雷敩的《雷公炮炙论》、虞悰的《食珍录》、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陶隐居集》《集金丹黄白方》、刘休的《食方》、崔浩的《食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均涉及养生理论。
四、隋、唐、宋时期
隋朝太医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中详细阐述了“养生方导引法”和“养生方”，继承和发扬了《黄帝内经》的“药食同源”思想，把食疗、食治的措施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食疗养生书籍，“药食同源”理论和实践得到极大的发展。唐早期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被认定为重量级巨著。其中《备急千金要方》在食疗、食养、药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孟诜的《食疗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膳学专著，它集古代“药食同源”理论之大成，为“药食同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孟诜也被誉为食疗学的鼻祖。陈仕良的《食性本草》、郑樵所著《食鉴》、陈直所著的首部老年养生书《养老奉亲书》、娄居中所著的《食治通说》、蒲虔贯的《保生要录》都对药膳食疗起到传承与引领的作用。其中《保生要录》的作者蒲虔贯根据五味能入五脏，五脏同时旺于四时以及五行相生相克理论，首次提出了四时的饮食五味要求：“四时无多食所旺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旺之脏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气。”其认为“旺盛不伤，旺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益，则诸疾不生，遐龄自永矣”，在食膳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意义。而宋徽宗下旨编写的《圣济总录》中记载了205个食疗保健方，适用于29种病证，其尤为突出的是在药膳的制作方法和类型方面有所创新，不仅有饼、羹、粥，还有面、散、酒、汁、饮、煎等的烹制方法的记载。王焘的《外台秘要》、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及孟钺的《东京梦华录》也通过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药食同源”。
五、元、明、清时期
元代是以蒙古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朝代，元代医学在辽、西夏、金等医学基础上融入了蒙医，大量蒙医思想的融入加速了中医学的创新，与此同时药膳文化也大放光彩，如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总结了古人保健养生的经验以及烹饪技术，提出食养、食疗须以“春食麦”“夏食绿”“秋食麻”“冬食栗”四时为宜的理论，并根据元代皇帝食疗的需求精心设计了“生地黄鸡”“木瓜汤”“良姜粥”“山药面”“渴忒饼儿”“葛根羹”“姜黄腿子”“五味子汤”等药膳方剂，可谓是药膳学的百科全书。朱震亨著有《丹溪心法》《格致余论》《金匮钩玄》《医学发明》《局方发挥》等，其研发的“参麦团鱼”“沙参麦冬炖猪肘”“玉竹心子”均属于典型的滋阴药膳方。
明代是继唐宋之后又一文化盛世，此时名医药家们留下大批的著作，如卢和的《食物本草》、宁原的《食鉴本草》及《养生食忌·养生导引法》均有多个版本行于当代。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为璀璨的明珠，其包含诸多养生保健内容，以中医五行学说为核心，以五味发挥五行学说，被认为是集前朝养、疗本草之大成，是前人“药食同源”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李时珍在该基础上衍生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有力地证实了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张介宾著有《类经》《景岳全书》，其中《景岳全书》中的养生思想以“治形保精”与“滋养阳气”为主，张景岳本人创制的“天麻鱼头”“人参生脉鸡汤”“附片羊肉汤”“归芪鸡汤”等都是著名的食疗方，至今仍在使用。明代还有鲍山的《野菜博录》、姚可成的《救荒野谱补遗》、王磐的《野草谱》、屠本峻的《野菜笺》、周履靖的《茹草编》等著作，这些著作对“药食同源”均有指导价值。《救荒本草》《普济方》中的养生部分即为对明代以前“药食同源”理论的整理。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宫廷的御膳多为药膳或营养之品，尤其是慈禧太后更为注重养生和药膳、食疗的发展。清代中医药与养生的文献史料极多，有尤乘的《食治秘方》，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龙柏的《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文晨的《食物》《常用药物》《本草饮食谱》，何克谏的《增补食物本草备考》，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章穆的《调疾饮食辨》，袁枚的《随园食单》，费伯雄的《食鉴本草》《本草饮食谱》《食养疗法》，顾仲的《养小录》，李化楠、李调元父子合著的《醒园录》。其中龙柏的《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首次以脉区分药物，以脉的浮、沉、迟、数为纲，先言脉理，因脉言症，因症制药，再对药食之性味、归经、主治、功能一一分考，对于临床施膳有重要指导意义。而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对每类食材多先解释名称，后阐述其功效、性味、宜忌、单方效方甚至是详细制法，同时比较产地优劣。
六、民国以来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引入，“药食同源”的理论知识得到了拓展；与此同时，大多数著作融入了现代医学知识，如张若霞的《食物治病新书》、程国树的《伤寒食养疗法》、沈仲圭与杨志一合编的《食物疗病常识》、丁福保的《食物疗病法》、上官语尘的《食物常识》、朱仁康的《家庭食物疗法》、秦伯未的《饮食指南》、陆观豹的《食用本草学》等，均对中医食养、食疗及药膳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中医药的发展十分重视，从事中医药教学的部分学者与教授编写了药膳、食疗类的著作，如叶橘泉1973年所著的《食物中药与便方》对“药食兼用”的食物与中药作了全面详细的功能介绍，并一一列出适应的药膳配方，为原卫生部拟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做出贡献。叶锦先1976年所著的《实用食物疗法》对中医药膳食疗的教学起到了最为直接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药食同源”的作品相继问世，为养生学科带来了新的理论知识，例如翁维健教授1982年所著的《食补与食疗》，彭铭泉教授1985年所著的《中国药膳学》，孟仲法教授1987年所著的《中国食疗学》，谭兴贵教授、谢梦洲教授分别主编的《中医药膳学》等，为“药食同源”理论与药膳学科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