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告别帝俄：乔治·凯南视野中俄罗斯“帝国形象”的变迁

俄国素来被欧洲人视为“大门口的陌生人”。直至19世纪，绝大多数欧洲人仍然以窥探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血缘、语言、宗教和文化不尽相同，并且极具政治爆发力和军事威胁力的庞大邻居。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一方面自认为是希腊罗马文明的最忠实继承人，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为“上帝选民”和“天定民族”，负有拯救欧洲文明和欧洲人民的使命，也是以迷惑的目光注视着俄罗斯，在相当多的美国人头脑中还存在对俄罗斯“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种种“想象”。在北美独立战争中，俄国的“武装中立”起到了抵英援美的作用，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被许多美国人尊为“独立之母”；[1]美国内战期间，俄国是唯一支持联邦政府的欧洲大国，1863年俄国舰队对纽约和旧金山的访问堪称两国友好关系的顶峰；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曾在1866年表示，“两国人民没有可记起的伤疤”。不过，由于距离的遥远和接触机会的贫乏，除了官方友谊之外，普通的美国民众实际上对俄国特别是其国内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在多数美国人眼中，俄国就是一个“具有异国风情的，充满有趣的人的国度”。[2]

美国著名旅行家、记者兼学者乔治·凯南（1845年2月16日至1924年5月10日）就以自己的实地考察和深入思考，向美国社会提供了“遥远的朋友”（distant friend）、“想象的双胞胎”（imaginary twin）、“野蛮的监狱”（barbaric prison）、“邪恶的怪胎”（evil freak）这四个截然不同却又暗含联系的俄罗斯帝国形象。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有过俄国旅行经历，精通俄语，对俄国保持着持久的兴趣和关注，又乐于向广大民众介绍和宣传俄国的美国人，乔治·凯南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引导了美国社会对俄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和转变。因此，《乔治·凯南和美俄关系（1865～1924）》的作者特拉维斯（Frederick F.Travis）认为乔治·凯南对美俄关系的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粗略地算从美国内战结束到俄国内战结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