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本书书名及基本思路

书名是书之灵魂，是对书之主题的高度提炼。本书名《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的确定自然是缘于对俄罗斯国家特性和民族特性的历史与文化因素的考虑。

无论就政体，还是国体而言，“帝国”（Empire）都是主权（Sovereignty）、民族自决权（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理念和实践前，世界范围内常见的国家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以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加上世袭的君主独裁制为政治体制；以武力手段或以非平等的商业手段来榨取边缘地区的增产价值为经济体制；在民族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多民族和多种族特点；在文化构成上，具有更为明显的多宗教和多文化特点；在国家治理方面，以军事警察机构为公开方式，以秘密政治的多极渗透为隐秘方式，依靠忠诚度高的边缘地区的掌权者，防止和打击边缘地区对帝国中央的离心倾向。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言：“伟大的帝国必然需要独裁的政权来统治，因为它需要迅速地做出决定以弥补传达决定所需跨越的长远距离，要有畏惧感来控制远方的统治者和长官，以及要有唯一的首脑制定法律来应付一个国家由于幅员辽阔而倍增的偶然事件。没有这些保证，君主国就会分裂成许多部分和国家，它们从被认为是外来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开始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36]

在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欧洲王朝国家的版图被打得粉碎，民族国家的理念深入人心，随后被迫褪去了被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笑谈为披着“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外衣的奥匈帝国、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国家虽名为帝国，但已经完成了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帝国的意识形态中除原有的君权神授、神政合一、皇道正统之外，又增加了法律界定、公权授予和“政治正确”等现代内容。20世纪后上半期的二次世界大战，将现代帝国体系再度摧毁。在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背景下，美国和苏联互斥对方为“帝国主义”，也包括东方阵营内部论战中使用的“社会帝国主义”“苏修帝国主义”等概念，但其国体和政体的含意已不存在，强调的是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内容。

冷战结束后，“帝国”概念再度频现世界新闻媒体，并且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帝国学”（Empire Studies）的研究热潮。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三。其一，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冲突所掩盖的文化文明的冲突上升为当今世界无法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二，在全球化潮流激荡世界的大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概念受到严峻挑战，后殖民运动和全球化运动失去新的“利维坦”（Leviathan）——全球权力的显现。其三，美国在失去竞争对手苏联之后，努力构筑唯我独尊的单极世界，其“美利坚新帝国”（New American Empire）的自我形象跃然于世。

近年来，“帝国”、“霸权”（Hegemony）和“实力”（Power）等词在国际语汇中完成华丽转身，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血与火”或“刀与剑”的代名词。

“帝国学”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翘楚，源于政治学，延续国际关系学，并进而大举渗透历史学界。“帝国”视野下的史学研究，不仅涉及罗马、埃及、印度、蒙古等古典帝国，也关涉荷兰、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俄国等近现代帝国，以及自称“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特殊帝国”——美国；不仅涉及实体帝国历史研究，也触及帝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

中文译著和著作如英国学者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王阳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美国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中华帝国的衰落》（梅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印度学者古拉提（G.D.Gulati）的《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刘瑾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由旅美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推荐的欧阳莹之（Sunny Y.Auyang）的《龙与鹰的帝国》（中华书局，2016），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系列之九《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上田信著，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美国学者约翰·托兰（John Toland）的《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郭伟强译，4卷本，中信出版社，2015）。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Ewa M.Thompson）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中国学者饶淑莹的《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英文版著作如：美国学者列文（Dominic Lieven）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它的敌人》（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Yale Nota Bene，2002）、班贝克（Jane Burbank）、哈根（Mark Hagen）和瑞蒙涅夫（Anatolyi Remnev）合著的《俄罗斯帝国：空间、民众、权力（1700～1930）》（Russian Empire：Space，People，Power，1700-1930，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7），克里斯托弗·维岑拉特（ChristophWitzenrath）的《哥萨克与俄罗斯帝国（1598～1725）——操纵、反抗及向西伯利亚扩张》（Cossacks and the Russian Empire，1598-1725：Manipulation，Rebellion and Expansion into Siberia，Routledge，2007），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卡门（Heny Kamen）的《帝国：西班牙是怎样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1492～1463）》（Empire：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 1492-1463，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0），生于英国成长于美国的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帝国：大英帝国世界秩序的兴亡以及全球性大国应吸取的教训》（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NewYork：Basic Books，2002），美国学者莫特（Alexander Motyl）的《帝国的结束：帝国的削弱、崩溃和复兴》（Imperial Ends：TheDecay，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俄文版著作如：茨维特科娃（Н.А.Цветкова）的《文化帝国主义：冷战年代美国的国际教育政策》（Цветкова Н.А. Cultural imperialism：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М.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СПб.，2007），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ИРИ РАН）主编的《俄罗斯帝国从起源到19世纪初》（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от истоков до начяла XIX века. М.，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2011），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Иммануил Валлерстайн）、阿明（SamirAmin/Самир Амин）等主编的《美利坚帝国的衰落：危机与冲突》（Закат империи США：Кризисы и конфликты.М.，2013）、乌特金（А.И.Уткин）的《唯一的当代帝国——美国》（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мперия — США//Золотой Лев.№ 77～78）。

古今中外，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帝国学研究，都是无法绕开俄国的。因为沙皇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统治的16～18世纪的俄国，即是标准的帝国体制。从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她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沙皇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作为东欧新兴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独裁”（绝对专制制度）与“官僚”（严密并且开放的等级代表制度）和“公民”（高等级阶层充分享有自由、平等和人权，低等级阶层部分享有自由、平等和人权，整个国家以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权为目标的社会取向）奇异结合的新帝国，已经具备了现代化国家的某些特质。而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俄罗斯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其帝国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现代化井未能最后拯救俄罗斯帝国。

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俄罗斯帝国和帝制，七个半月后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在“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 That Shook The World）内建立了一个新的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苏联（CCCP/USSR）。苏联，最初作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颠簸前行的一叶扁舟，到二战后成为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天然领袖，努力树立自己的“灯塔”国家形象。但是，它仍然被西方国家视为“红色帝国”，并且仍然称呼在这块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土地上的人们为“Russian”（俄国人），因为在他们的“有色眼镜”中，无论沙皇俄国还是苏联时代，其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是一脉相承，甚至是毫无区别的。

1991年底，苏联终于轰然解体，俄罗斯联邦面世，并且俄罗斯领导人和政府在最初一段时间急于重返欧洲和融入欧美，甚至采取了对美国单方面的“一边倒”的趋同政策。在美国和欧洲人那里，“Russian”的称呼没有忘记，“俄罗斯帝国”的形象挥之不去。

就在俄美关系乍暖还寒的时候，美国著名政治家兼苏联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在1994年著文《过早的伙伴关系》（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他在文中对转型中的俄罗斯的国家性质提出如下问题：“俄罗斯是什么？俄罗斯最初是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的帝国？”他的回答是，“俄罗斯不是帝国就是民主国家，但是不能二者皆备”；他的解释是：“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它有可能就像法国、英国，或者像早期后奥斯曼的土耳其一样，是个典型的国家（one normal state）。”[37]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俄罗斯的领导人也不再羞于谈论或承认帝国，甚至将帝国作为追求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在2005年“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上接连向在场的各国学者发问：“何谓帝国？”“俄罗斯是帝国吗？”“怎样才能成为帝国？”

因此，纵观俄国自公元862年诺夫哥罗德罗斯建立以来的1100余年国家历程，无论是“自视”还是“他识”，帝国的诉求均伴随其左右，帝国的影子伴随其始终。因此，笔者将书名确定为《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

鉴于国内外史学界尚未对史学领域的“国家形象”概念和研究范式做出规范性和权威性的界定，笔者在此冒昧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并将应用于本书的研究之中。

第一，史学领域的“国家形象”概念仍然是基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要素的心理意识。其关键之处是在历史上长期累积而成并且影响当代的“国家形象”；是在历史研究中所涉及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差异性认识的个案；历史上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并非同一概念，尤其是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主权-国家”（sovereignty-state）形成之前，但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在他者看来，两者或者合二为一，或者相互替代；历史上“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和他者认识不可避免地包含一定的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色彩。

第二，“国家形象”视野下的史学范式专注于研究下列问题。（1）帝国王朝、主权国家、公众和公民在主观上对“国家形象”自我塑造过程。（2）他者视野下对于异国之国家形象认识及其评价过程。（3）政府公文、报纸杂志、文艺作品、民间传说等公共语文和大众言论中所体现的“国家形象”。（4）国家间政府外交、非政府组织间的公共外交和普通民众间的民间外交中所体现的“国家形象”。（5）某种政治理念、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以及某位政治人物或某个政治团体对他国的影响途径及其评估。

第三，“苏联形象”不完全等同于“俄国形象”。“俄国形象”（образ России/Russian Image）通常泛指自10世纪基辅罗斯立国，至18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建立，1922年苏联成立，以及当代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形象。有时，专门指代1917年二月革命前的“帝俄形象”（образ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Image of Russian Empire）。而“苏联形象”（образ СССР/ Soviet Image）则专指十月革命后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苏联政府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和宣传工具，营造并向外界展示的迥异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外在面貌，借以宣示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他者视野”是对国家形象观察和评价的关键渠道。本书使用的“他者”，不是西方中心论或后殖民理论中的“the other”，而是指政府、非政府组织（NGO）、其他国家的知识界和民间人士对苏联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公民生活的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身中”，因此“他者视野”可以较为全面、客观和有针对性地对苏联国家形象进行考察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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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21页。

[2] Philipe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Analysis，Planning，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1997.

[3] 参见《俄语详解辞典》网络版http：//www.dict.t-mm.ru/ushakov/o/obraz.html。

[4] 释义有：“1.哲学。人的意识中物质世界的现象及物体反映的结果和想象的样式。2.书面语。根据自己的形象和肖像创造的外观和样子。3.关于某人某物鲜活的感受。4.艺术。依据具体的个体现象对现实的普遍的艺术反映。5.艺术中所展现的类型和性格。6.某种顺序、方向和方式的东西。”参见《俄语辞典》网络版https：//gufo.me/dict/ozhegov/образ。

[5] 参见《俄语辞典》网络版https：//gufo.me/dict/ozhegov/имидж。

[6] 古列维奇在文中涉及image时使用的是英文原文，并未音译为имидж。

[7] Гуревич П.С.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имиджа：Типология телевизионного образа и парадоксы 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М.：Искусство，1991.c.199.

[8] Деркача А.А.Перелыгиной Е.Б.и др.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миджелогия.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6.c.367-377.

[9] K.E. “Boulding，National Imag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No.2，1959.

[10] Агеева О.Г.Титул 《император》и понятие 《империя》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VIII века//Мир истории：Российский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журнал.1999.No.5.

[11]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小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第384页。

[12] “快餐店”的法文为bistro即来自быстр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后bistro又作为时髦的法国文化进入俄国，音译为俄文的бистро（“酒吧”或“咖啡馆”）。

[13] Дмитриев С.С. Хрест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М.，1949，Т.2.c.145.

[14]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作家出版社，1998，第44、199页。

[1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527～528页。

[16] 在美国社会赫赫有名的凯南家族中，还有一位与乔治·凯南同名者，就是史学界更为熟知的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弗罗斯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16～2005.3.17），前者是后者的叔叔。因此当两者并列时，学术界又习惯地称前者为“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the elder）。详情见本书第一章。

[17]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第48页。

[18] 参见http：//pishi-stihi.ru/stihi-o-sovetskom-pasporte-mayakovskij.html。

[19] 该代表团团长为美国原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1917年6月3日至7月10日，代表团访问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代表团的使命是考察俄国临时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其他俄国政党的潜力，以及对俄国社会各方面进行观察，从而为美国政府做出正确的对俄援助政策提供准确的依据。

[20] 该代表团团长是美国铁路工程师史蒂文森（John F.Stevens），与鲁特代表团基本同时，成员有铁路机械工程师乔治·吉布斯（George Gibbs）、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Baltimore-Ohio Railway）顾问约翰·E.格雷纳（John E.Greiner）、土木工程师达林（W.L.Darling）和沃巴什货车公司经理米勒（Henry Miller），主要任务是考察俄国的交通运输问题。

[21]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第171页。

[22] 张建华：《俄国史》，第185页。

[23]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 1941-1945.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 М.，1984.Т.1.c.191.

[24]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下卷，冯南江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第417页。

[25] 张建华：《俄国史》，第186页。

[26]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第66页。

[27] Правда. 1946-03-14.

[28] 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郗文译，新华出版社，1982，第1页。

[29] Маркузе Г. Одномерный человек.М.，1995.c.133.

[30] РГАЛИ.Ф.634.Оп.4.Д.407.Л.6，8.

[31] Правда，1953-01-27，1953-01-28，1953-02-14；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53-01-24；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953-01-23；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953-02-21，1953-02-24，1953-02-26，1953-02-27，1953-03-05.

[32] 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李庆工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第162页。

[33] Правда. 1991-12-26.

[34] Правда. 1992-12-04.

[35] 奥尔沃思：《苏联民族问题：再认识》，《民族译丛》1979年第3期。

[36] Dominic Liven，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pp.201-202.

[37] Zbigniew Brzezinski，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Foreign Affairs，Vol.73，No.2，March/April，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