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红色帝国”69年

进入20世纪，俄国发生了让欧洲人和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翻天覆地的巨变。短短的12年内，俄国发生了三次革命，尤其是1917年二月革命顷刻将帝制推翻，随即又发生更为激进的十月革命。因此，目瞪口呆的欧美政府和社会最初只能以试探的方式感受俄国国家形象的巨变：全民哗变—帝制被推翻—共和制垮台—布尔什维克胜利—红色苏联的建立。

红色之于苏联，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颜色。俄罗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碎了传统的世界政治版图。“红色俄国”“红色苏联”“红色政权”“红色领袖”，这一个个鲜活的政治和历史符号，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著名红色诗人马雅科夫斯基（В.В.Маяковский）创作了长诗《苏联护照》（Стихи о советском паспорте），他自豪地写道：“我潇洒地从宽大的裤兜里掏出这无价之宝。念一念！羡慕我吧！我是苏联公民。”（Я достаю из широких штанин дубликатом бесценного груза.Читайте，зави-дуйте，я-гражданин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18]

在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美国并没有急于对俄国局势的剧变发表看法。为此美国陆续派出鲁特代表团[19]、史蒂文森代表团[20]到俄国来考察，并形成报告报送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和美国国会。但是美国政府很快就失望了，并且积极参与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美国与苏俄（苏联）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直至1933年11月17日凌晨0点46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和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白宫签署正式建交协议书。当天早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向全世界播发了美国和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闻。罗斯福兴奋地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现已建立起来的关系永远正常，永远友好。为了相互的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两国人民将能够一直合作下去。”[21]

于是，苏联的国家形象发生了变化，由敌人变成友邦。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和罗斯福携手主导了同盟国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重大决策。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1941年6月23日），罗斯福即宣布：“凡是抵抗法西斯‘轴心国’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在内，都将得到美国的援助。”斯大林闻讯非常高兴，他对“美国人说话算数感到十分满意”，他请转告“我的老朋友”，“现在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了”。[22]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终于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前。罗斯福私下里告诉属下：“坚冰已经打破，我们像伙伴和兄弟那样交谈。”1945年4月25日，分别来自西线和东线战场的美苏军队在德国的易北河会师。8月12日是苏联体育节，斯大林邀请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访问苏联，并邀请他登上克里姆林宫前列宁墓上的检阅台，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巅峰状态，也标志着美国社会视野下的积极的和正面的苏联国家形象达到了最为辉煌耀眼时刻。

在苏联作家的笔下，美国的国家形象同样立即发生了变化。著名作家西蒙诺夫（М.П.）在创作的《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中表现了美国人是快乐的伙伴、纪念品收集爱好者、与苏联人具有一样品质的真正战士。作家波列伏依（Б.Н.Полевой）在作品中宣称：“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高山，谁想以身试法，他就是不知死活。”[23]美国好莱坞也拍摄了电影故事片《北极星》（North Star）、《X同志》（Camarada X），苏联方面也拍摄了电影故事片《易北河会师》（Встреча в Эльбе），相互展示彼此间友好和积极的国家形象。

苏联作家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于1946年应邀访问美国，在大学、群众集会和官方场合发表演讲，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欢迎。爱伦堡和西蒙诺夫被邀请参加一个美国犹太人团体组织的晚宴。他们发现，“来客众多，都想听听‘赤色分子’（这是报纸上对我们的称呼）说些什么”。[24]

在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曾设想美苏应该共同主宰世界。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美苏两国首脑发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少，彼此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相互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深。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病逝，由副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代理总统。杜鲁门一上台就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中，我准备采取坚定态度”。他认为，“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议，另一次世界大战就可能爆发”。[25]

1946年3月5日，已经下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其老家——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长篇演说《和平砥柱》（The Sinews of Peace）。他宣布：“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26]

在丘吉尔的演说发表8天后，1946年3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对《真理报》（Правда）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27]

1947年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对全国广播。他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和使命。

苏联的国家形象在欧美国家再度发生巨变，“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和“红色帝国”（Red Empire）是美国和西方媒体经常用以指称苏联的代名词。

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唐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在1978年所著的《分崩离析的帝国》（L’Empire éclaté）的第一句话就写道：“苏联的疆域非同一般，它差不多是横跨欧亚的一整块大陆。苏联的国家性质也非同一般，它几乎是在各种帝国消失了的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帝国。”[28]

冷战使得整个世界都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两种社会和两种制度的尖锐斗争中，双方往往很容易看到而且专注于二者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这是在两国社会中已经固化的对彼此国家形象的定势认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分析冷战背景下的双方“宣传战”和“舆论战”时给出的论说：“在自由机制与集权机制竞争时，双方都尽量把敌人形象转变成一股强大的内部力量，依靠它把社会变成一个堡垒。敌人总是存在，不仅在战争期间威胁着我们，在和平时期也同样存在，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永远具有力量的体系。”[29]

在苏联的政治宣传中，美国是苏联的头号敌人，是丑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言人。1953年1月8日，《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在讨论第一季度编辑计划时，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该报总编西蒙诺夫告诉同事们：“我特别请求大家考虑这些题目：美国佬的傲慢、侮辱其他国家、嘲弄其他民族的道德和风俗习惯，嘲弄民族独立和主权意识”，“这就特别需要进行宣传，如果美国人待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这或许没有问题，而当他们到处游走，到处废话连篇（гадить），到处惹怒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就应该收拾他了。”[30]他强调有经验的宣传是抓住敌人的行为特点，即引发任何人反感的“傲慢”“侮辱”行为。这一点由苏共中央在所有宣传者中推广，苏联报纸立即增加关于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报道，如西方的情报机构在保加利亚、波兰的活动，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美国青年的堕落和颓废等等。[31]

在美国的政治宣传中，苏联是“铁幕”一侧的“红色帝国”，与乔治·凯南半个世纪前笔下的“邪恶的怪胎”没有根本区别。1983年3月18日，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美国福音教徒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NAE）上发表了演讲，再次称苏联为“邪恶帝国”（Evil Empire）。里根号召西方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十字军新讨伐”（The New Crusade），并声称要埋葬苏维埃制度。[32]

而苏联的国家形象也确实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胜利后，持续近30年的辉煌与炫目，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走上了衰落的不归之路。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1964～1982）占据了整个苏联历史的1/4。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苏联在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与影响、军事实力、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与社会稳定由盛转衰的临界点，老大国家的衰朽之象已经触目可见。此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困境，进入了“停滞”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桎梏，进行根本性改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要求，而且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有利时机，未能将自赫鲁晓夫时期已经开始的改革坚持下去，而是回避、拖延改革，从而彻底丧失了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改革和调整的时机。

尤其是1979年，苏联贸然入侵和占领阿富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对和抨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强烈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联合国安理会为此于1980年召开了特别联大，通过了“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和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

苏联国家形象再度晦暗，克里姆林宫钟楼顶的红星的光辉开始逐渐暗淡。

1991年12月25日18点59分，苏联第一任同时也是末任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形象最后一次出现在苏联中央电视台的银屏上。19时整，戈尔巴乔夫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辞职书，他宣布：“亲爱的同胞们！公民们！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但是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事态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肢解国家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我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你们发表讲话，认为有必要对1985年所走过的道路做出自己的评价。”[33]

当日19点38分，在零下35摄氏度的寒流肆虐的夜空中，在世人一片惊叹或惋惜声中，克里姆林宫上空悬挂了73年之久的印有锤子镰刀标志的红色旗帜缓缓降下，俄罗斯人似曾相识的白蓝红三色旗徐徐升起。

当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最后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在该院主席、哈萨克族作家阿利姆扎诺夫（Ануар Турлыбекович Алимжанов）的主持下，与会代表以举手方式表决，一致通过最高苏维埃的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在法律上停止存在。这个西方视野中的“红色帝国”在法律上判处了自己的死刑。

苏联这场持续69年的历史形象破灭了，红色帝国的崩解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甚至连早在20年前就预言苏联将“分崩离析”的法国学者唐科斯在回答俄罗斯记者的提问时都表示：“诚实地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当时我觉得，苏联可能存在到本世纪末。”[34]

欧美国家的“苏联学”（Sovietology）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建立的。因为西方面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陡然升起而惊恐万分，“我们不得不吃惊地承认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存在的苏联民族问题实属无知。对美国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略微明白苏联国内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至于这些民族之间有什么民族问题那就弄不清了”。[35]

“苏联学”研究专业之创建是以乔治·凯南1947年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上以“X”笔名发表的《苏联行为之根源》（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为标志的。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政府设立了直属国务院的苏联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协调全美的研究活动。从50年代开始，美国的大学、独立研究所、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陆续出版了有关苏联的研究著作。哥伦比亚大学俄国问题高级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乌克兰问题研究所和俄罗斯问题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都是美国较重要的苏联问题研究中心。60年代中期后，西欧各国也开始重视苏联问题研究。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苏联问题研究中心、格拉斯哥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和伦敦大学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等成为英国的著名研究机构。此外法国、联邦德国等也相继建立了专业的研究机构。

在苏联研究项目的专项实施方面，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是一个代表性样本。从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在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社会心理学家鲍尔（Raymond Bauer）的主持下，实施了“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Harvard Project on Soviet Social System，HPSSS），该项目亦称为“哈佛难民采访项目”（Harvard Refugee Interview Project）。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通过采访苏联难民，了解苏联的政党和国家的管理、军队、经济、教育、卫生和民族政策；家庭生活、阶层、职业等方面，获得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战略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新洞察力”。1952～1953年进行相关采访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最终出版了研究报告：《苏联制度是怎样运作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主题》（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Cultural，Psychological，and Social Them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苏联公民：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The Soviet Citizen：Daily Life in Totalitarian Society，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苏俄的家庭》（The Family in Soviet Russia，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和《苏俄的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 in Soviet Russia，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8）。

许多苏联问题专家也是身兼多任的人物，在学术和政治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s）中游刃有余。最著名的当属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他不仅是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而且长期在美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曾任总统国家安全特别助理），他的研究成果多以报告或政府咨文的形式直接提供给美国政府。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第64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曾经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教授，专攻苏联和东欧问题。美国第66任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也是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

欧美学界对于苏联问题研究分类较细，不仅有“苏联学”“欧亚学”（Eurasian studies），还有“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斯大林学”（Stalin studies）、“勃列日涅夫学”（Brezhnev studies）等。关于苏联国家形象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如尤金·安斯切尔（Eugene Anschel）的《美国的俄国形象（1775～1917）》（The American Image of Russia，1775-1917，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74），戴维斯（Donald E.Davis）和特拉尼（Eugene P.Trani）的《变形的镜子：20世纪美国与俄国和中国的关系》（Distorted Mirrors：American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9），奥尔加·哈斯（Olga Peters Hasty）与苏珊妮·福索（Susanne Fusso）合著的《俄国人眼中的美国》（America through Russian Eyes，1874-1926，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驻莫斯科记者凯文·克劳斯（Kevin Klose）的《封闭社会中的俄国和俄国人》（Russia and Russians in the Closed Society，New York：Norton & Company，1984）、鲍尔的《九个苏联肖像》（Nine Soviet Portraits，Cambridge：MIT Press，1965）、英克尔斯（A.Inkeles）和鲍尔（R.Bauer）的《苏联公民：极权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The Soviet Citizen：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Cambridge，Mass，1959）、柳德米拉·斯特恩（Ludmila Stern）的《西方知识分子与苏联，1920～1940：从红场到左岸》（Western Intellectuals and Soviet Union，1920-1940：From Red Square to the Left Bank，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迈克尔·大卫·福克斯（Michael David Fox）的《伟大实验的展示：文化外交与西方访苏者，1921～1941》（Showcasing the Great Experiment：Cultural Diplomacy and Western Visitors to the Soviet Union，1921-194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罗伯特·塔克（Robert C.Tucker）的《苏联政治文化与苏联领导人：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Politic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in Soviet Russia：From Lenin to Gorbachev，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1）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后，欧美学界开始从新视角研究苏联历史及国家形象。1996年12月丹麦欧登塞大学斯拉夫研究所（Slavic Institute of Odense University）召开了“苏维埃文明：新的解读”（Soviet Civilization：the New Interpration）研讨会，会后，欧登塞大学主编并出版了与会俄罗斯学者的论文集——《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苏维埃文明》（Soviet Civilizat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Odense：Odense University Press，1998），内容涉及苏联的国家形象问题。

1944～1954年担任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莫斯科记者、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直至晚年都在研究俄国和苏联问题。1977年，在俄国十月革命60周年之际，他出版了《黑夜与白雪：1905～1917年俄国革命》（Black Night，White Snow：Russia’s Revolutions 1905-1917，New York：Doubleday and Co.，1977），“黑夜”与“白雪”这两个极具想象力的名词作为该书名，是他对那段俄国历史和国家形象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