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罗斯帝国196年

1721年11月2日（俄历10月22日），沙皇彼得一世（Петр Ⅰ），在北方战争的凯歌声中，签署诏令将俄罗斯国名改为“俄罗斯帝国”（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由此开始了俄罗斯的帝国历程。枢密院也发表文告，称彼得一世为“全俄罗斯大帝”（Великий иператор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和“祖国之父”（Отец отечества）。[10]伟大诗人普希金形容，“俄罗斯进入了欧洲，像一艘舰只在斧头咚咚的敲击声和大炮的阵阵轰鸣声中下水一样”。德国哲学家、《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的作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评价：“俄国历史上的致命人物是彼得大帝，因为，本来莫斯科的原始沙皇制度，甚至在今天还是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形式，但是，在彼得堡，它被扭曲成了西欧那些的能动形式。”[11]在另一位被尊称为“大帝”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Ⅱ）统治下，俄国内部结构、国家趋势和国际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的34年（1762～1796）与彼得一世执政年代（1682～1725）构成了前后相连和辉煌的一百年，成为俄罗斯帝国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

俄罗斯真正让欧洲人刮目相看则是在1812年战争后。1814年3月19日上午10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骑着已成阶下囚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送给他的那匹名为埃克利普斯（Ecklips）的灰马，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和反法联军总司令、奥地利陆军元帅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公爵的陪同下，在来自反法联盟1000名将军的簇拥下，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巴黎市区。这是18世纪彼得一世大规模推行西化改革以来，俄国沙皇第一次不是以法国文化的仰慕者的身份，而是以胜利者和征服者的身份走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ees）上。1814年6月2日，亚历山大一世接受英国牛津大学授予他的法学博士证书，似乎表明俄国沙皇也受到了英国人的仰慕。似乎俄国人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从弱邦到帝国的历程，似乎俄国人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乃至种族血缘上与欧洲人毫无二致了。

然而，这一切仍然是镜花缘式的“帝国幻象”。当俄国青年贵族军官们贪婪地呼吸着欧洲的“自由和平等”空气时，当粗鲁的哥萨克士兵在巴黎咖啡馆里大声地喊着“快！快！”（быстро！быстро！）[12]时，在欧洲人眼中，俄国和俄国人仍然是“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 of Europe）。

因此，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领袖的彼斯特尔（П.И.Пестель）感叹：“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就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13]后来成为西方派代表人物的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也有同感，他在轰动一时的《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中写道：“我们推翻了异族的统治，我们与大家庭的脱离，却妨碍了我们去运用这一时期在我们的西方兄弟那儿出现的思想，这时，我们落入了更为残酷的被奴役境地，而且，这种奴役还被我们的胜利这一事实所神圣化。”[14]

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1年曾赴美国短期考察，随后在1835年出版了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在书中，他详细、生动地描述和评价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性别问题、少数族裔、司法制度等等问题，展现了心目中的美国的“国家形象”。然而在上卷的“结论”部分，托克维尔却将神来之笔突然转向俄国，将俄国人和美国人这两个“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做了比较，并且还做出了世纪预言：“当今世界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这两个民族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壮大起来。当人们的视线只顾他处的时候，他们突然跻身于各国之前列，而且全世界也几乎同时承认他们的存在和强大。其他民族好像已经接近他们发展的自然极限，除保持原状而别无他图，而这两个民族却在不断壮大。其他民族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因历尽千辛万苦地前进。唯有这两个民族，正在沿着一条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神速地前进。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是用士兵的剑进行的。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力量和智慧，而不予限制。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行动的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行动手段。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15]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书的正文部分，托克维克只字未提“俄国”，更值一提的是，托克维尔终生没有去过俄国，但上述论述不正是他心目中的俄国的“国家形象”吗？

因此，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国家形象对于欧洲人来说仍然是模糊和陌生的。

美国著名旅行家、记者兼学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6]在1865～1901年先后五次游历俄国，不仅访问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都市，还深入外省以及西伯利亚进行实地考察。他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向美国社会展现了他对俄国国家形象的认识过程，即从最初的“遥远的朋友”（distant friend）和“想象的双胞胎”（imaginary twin），最后定位于“野蛮的监狱”（barbaric prison）和“邪恶的怪胎”（evil freak）。

自17世纪初叶，中国与俄罗斯两大民族和两种文化开始发生了碰撞。但是长期以来，两国政府对对方的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国土面积、民族习俗都不甚了解。在清代早期官方的文书档案中，曾经长期把俄国视为原金帐汗国的一个小藩国，因此称俄国沙皇为察罕汗。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才统称为“俄罗斯国君”。在清代早期的文书和档案中，对俄罗斯的国名也无统一的译法，有“罗刹”“罗禅”“俄罗斯”“斡罗斯”“鄂罗斯”“察罕汗国”等称呼，17世纪30年代后的外交档案中才较多地称“俄罗斯”。

朝鲜重臣、身为吏朝参议的金景善（字汝行，谥贞文，1788～1853）在19世纪30年代以书状官身份出使北京，其间与俄罗斯人多有交往，并著有《鄂罗斯馆记》（1832）。其中记载：“鄂罗斯或称阿罗斯，或称俄罗斯。以其人皆鼻大，故或称大鼻挞子，即蒙古别种也。”[17]这足以说明，即使在见多识广的朝鲜官员和知识分子眼中，俄罗斯人不过是蒙古人、鞑靼人之遗族罢了。

关于帝俄的国家形象，欧美学界和社会早已开始研究。

乔治·凯南不仅是考察的亲历者，亦是研究的行进者。他陆续出版了《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8）、《西伯利亚露营》（载《普特那姆》；“Camping Out in Siberia”，Putnam’s Monthly Magazine，Volume：12，Issue：9，Sept 1868）、《堪察加的帐篷生活》（载《普特那姆》；“Tent-Life in Kamchatka”，Putnam’s Monthly Magazine，Volume：14，Issue：23，Nov 1869）、《西伯利亚：流放地》（载《美国地理社会杂志》；“Siberia：The Exiles’ Abod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Vol.14，1882）。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如安切尔（Eugene Anschel）的《美国的俄国形象（1775～1917年）》（The American Image of Russia，1775-1917，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74），列文（Dominic Lieven）的《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它的竞争对手》（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福格林森（Davis S.Foglesong）的《美国使命和“邪恶帝国”：1881年以来的“自由俄国”运动》（The American Mission and the “Evil Empire”：The Crusade for a “Free Russia” since 188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索罗（Norman E.Saul）所著的两卷本《遥远的朋友：美国和俄国1763～1867》（Distant Friends：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1763-1867，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1）和《友谊与冲突：美国与俄国1867～1914》（Concord and Conflict：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1867-1914，Lawrence，Kan.：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哈根（Mark von Hagen）的《俄罗斯帝国：空间、民众、权力，1700～1930年》（Russian Empire：Space，People，Power，1700-1930，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7）、布莱恩·J.波克（Brian J.Boeck）的《帝国的边界——彼得一世时期哥萨克群体和帝国构建》（Imperial Boundaries：Cossack Communities and Empire-Building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