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三千里江山》

一

《三千里江山》是第一部描写抗美援朝斗争的长篇小说。自从抗美援朝开始以来，反映这个伟大斗争的通讯和短篇曾经出现过很多，但以较大篇幅和较大规模来反映这个斗争的，《三千里江山》还是第一部。这部小说，不仅对作者杨朔同志说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新的进展，即对整个创作界说来也是一个值得珍贵的收获。

《三千里江山》是描写中国工人在抗美援朝斗争中所表现的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这是贯穿在全书中的主题思想，这个主题思想作者不仅在小说中通过艺术形象具体表现了出来，而且在另外文章里也直接地解说过。作者在《三千里江山写作漫谈》一文中曾这样说：“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思想是想表现志愿军对祖国，对人民，对和平的热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当然，这样的主题是正确的，深刻的，表现抗美援朝的斗争，主要应该是表现志愿军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抓到了本质的。

作者所创造的吴天宝、姚志兰、姚长庚、武震、车长杰等优秀的中国铁路工作人员，他们的抗美援朝的英雄行为本身，是充分表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的。象女电话员姚志兰，在结婚只差三天的时候，把结婚的事搁置一边，毅然参加了援朝大队。四十多岁的老工人姚长庚也和女儿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抛下老伴姚大婶一个人留在家里。铁路局长吴震，抗日多年，刚刚由军队转入建设部门，刚刚结婚两月，也毫不犹疑地抛下已经怀孕的妻子，参加了援朝大队，并做了大队队长。吴天宝和车长杰，为了抗美援朝，还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人为了爱祖国，爱朝鲜，爱正义，爱和平，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爱情乃至生命，这些人的行为是多么感人，所表现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多么强烈啊！

本书还表现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而且表现得很成功。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结成的，而且是有悠久历史的。中朝两国唇齿相依，血肉相连。以往，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抵抗过日本，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朝鲜革命战士的鲜血曾洒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打垮两国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无数朝鲜革命战士曾经付出鲜血与生命。在这次朝鲜战争中，中朝人民更以鲜血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这种情况，小说中都表现出来了。

全书开始写到阿志妈妮家，这家有一个老人，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子，第九段又交代了这个家庭：老人的儿子原是瓦斯工人，在日本人统治朝鲜时期，为日本警察追捕，过了图们江，加入了长白山大森林中的游击队，以后一直就没有消息。不用说，他是在中国土地上把生命贡献给抗日斗争了。作者是为了表现中朝人民的有着久远历史的战斗友谊才这样安排的。在伪满时期，在东北抗日联军中，象阿志妈妮的丈夫这样的朝鲜同志是很多的。在同一意义上作者又写出了朝鲜铁道联队长安奎元的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密不可分的战斗经历。安奎元曾到过延安，听过毛主席的报告，参加过整风，也参加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8年在张家口负过伤，以后从中国带着党的关系回到他的祖国朝鲜。作者写吴震和安奎元会面的那段情景是非常动人的，令人感到中朝两国人民确是血肉相连，确是共同着命运。小说中又写到一个不大会说中国话可是很懂中国古文的崔站长，崔站长和武震初见面，就提笔写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又笑着写：“中国，朝鲜，兄弟之邦也。”作者在这里加上叙述：“武震奇怪崔站长古文根基那样深，说破了也不稀奇。原来三十年前，朝鲜也有私塾，念的净是论语、孟子、千字文、百家姓一类书。他们过端午，过中秋，也过旧年。直到而今，许多中国古代的风俗、习惯、语言、服装，在朝鲜还看的见。”在这里作者把多少年代以前中朝两国文化传统上的关系也写出来了。

作者这样处理安奎元、崔站长、阿志妈妮丈夫三个人是含有深意的。安奎元为中国革命流了血，阿志妈妮丈夫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崔站长受过中国文化的洗礼。这是很能表现中朝两国的战斗友谊和传统关系的。这说明作者在处理人物时，是多么注意人物和主题之间的联系。人物的塑造与主题的完成是密不可分的，应该统一起来的。

《三千里江山》表现了中国铁路工人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和他们的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中朝两国人民的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它的主题和题材是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教育作用的。

二

《三千里江山》在人物创造上有很多成功之点。

首先是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一些较主要的人物，如姚志兰、姚长庚、吴天宝、老包头、小朱、车长杰等，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姚志兰和小朱显然不同，姚志兰温柔、安静，小朱天真、调皮；自然他们都单纯、善良，对工作都有高度的责任感，这是共同的。老包头工作积极，爱同志，但是嘴碎，爱吵嚷，和同是工作积极但却沉默寡言的姚长庚不同。老包头和大乱、姚大婶之间，有共同处，但仍不同，这三个人物的嘴碎、爱争吵也各自具有不同的面目。活泼、爽快的吴天宝和沉默的禹龙大不同，和率直的刘福生也不同。另外李春三、车长杰、周海、小贾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

能写出这点是很可贵的。特别是描写一群有着共同特点的人物的时候，是很容易把人物的个性忽略了的。象这些参加抗美援朝斗争的铁路工人，人人身上都具有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和优秀品质，如果不深入观察和深刻反映，就会只注意到人物的这种共同性，而忽略了他们的个别性。爱祖国，爱朝鲜，爱和平，对抗美援朝事业具有无限忠心，这是这些人的共同性，具有这些共同性的每个人又各自有其不同的性格特点。共同性是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之一，但个别人物的性格比这共同性还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把握不住共同性，会容易歪曲了人物；只把握住共同性而把握不住个别性，就会使人物流入概念化，无血无肉。创造人物必须使共同性和个别性统一起来，典型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是将阶层的一般的特征统一于个人的形象之中。“只有一种阶级的特征还不会提供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一个艺术地形成了的性格。”（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只有充分刻画出入物的各自不同的个性，才能符合于现实的本来面目，也才会使人物活起来，不致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有很多作者在创造人物时却并不注意这点，以致使人物性格变成单纯概念的符号，因之也就影响了故事情节的动人，一些毫无个性的人物在一起，所构成的故事情节必然也是枯燥乏味的。在这方面，《三千里江山》是做得较好的。

象姚大婶、老包头、小朱、姚志兰等几个人物简直是写活了的。作者是怎样使人物的形象生动、活现起来的呢？最特出的一个手法，就是赋予人物以突出的行动，以突出的行动塑造人物的性格。塑造人物性格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具体行动，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才能把人物的性格突现出来，而这行动越突出，越具有特征，人物的性格也就越鲜明，越生动。

我们可以看一看作者对姚大婶的一些生动的描述。姚大婶一上场，作者就这样对她加以介绍：“姚大婶瞎了只眼，人很善良，就是嘴碎，爱罗嗦，对着猫狗也说话。有时小鸡闯到屋里，她会抡着笤帚说：‘谁请你来啦？出去！出去！’家里活一收拾干净，姚大婶时常带着针线活坐到门口，对着左邻右舍抱怨男人，抱怨闺女，说他爷俩怎么把她累坏了，实际是向人显弄她男人闺女好。”邻居一位婶嫂子夸奖她女儿，说她有福，“她心都开了花，故意装出厌烦的样子，皱着眉说：‘罢呀，有什么福好享？有个豆腐。不知哪辈子该下她的，折磨死人了，一个大闺女家，不说在家里学个针头线脑的，天天跟她爹一样去上班，这也罢了，谁知又交上个朋友，闹起自由来了。如今时兴这个嘛，咱老脑筋，看不惯也得看。眼看要出门子了，连针都拿不起来，还得我给她操劳着赶嫁妆，不对心事还挑眼，累死也不讨好！’”这样的行动是突出的，是恰能传达人物的性格特征的，这样的行动是太能突现姚大婶的“善良、嘴碎”的性格了。

对老包头的描写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如：“说实话，他哪会做饭。不是串烟，就是糊，净给人半生不熟的饭吃。人家指给他个道，教他怎么做，他丧着脸说：‘有吃的还不知足，挑什么眼！要是美国鬼子打来了，你啃地皮去吧。’说是说，他可慢慢地照着旁人教的道把饭做好了。他就是这么个憨眼子：你说是，他偏说不，你说好，他偏说坏，还专喜欢讲丧气话，什么不好听讲什么。人们摸熟他的脾气，也爱逗他，越逗，他越噪儿巴哈的，整天不住嘴。”（第四段）“老包这人就是嘴坏。天天早晨，你听吧，先从井台嚷起：‘咱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不管你挑多少水，一离眼就鼓捣光了。做饭还忙不过来，挑水又没人挑，这不是要命！’从井台嚷到街房，也不住嘴，谁惹他谁就讨一顿骂。不要紧，你别理他，到时候准有你饭吃，有你水喝，一点错不了。柴火缺，有时他忙完两顿饭，跑多远到站上去扛回几根烧毁的枕木，黑灯瞎火扛回来，把枕木住院里一扔，自然又叫一阵苦。”（第九段）通过这些生动的片断，老包头的性格就突现出来了。

而且，这里也正充分显示了共同性和个别性如何统一在一个人物的身上，人物的阶层特质如何通过个性体现出来。老包头对工作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到时候准有你饭吃，有你水喝”，“跑多远路到站上去扛回几棍烧毁的枕木，黑灯瞎火扛回来”。但他却爱唠叨，工作时也不嘴闲着（这自然不是抱怨工作苦，不是厌烦工作）。武震、姚长庚、姚志兰、小朱对工作也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但表现的方式和老包头完全不同。老包头也并非不接受别人意见，“慢慢地照着旁人教的道把饭做好了”，但是心服口不服，“你说是，他偏说不”；这也是他的个性，与众不同之点。如何写出人物的阶层性又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呢？这里就是最好的说明。

本书对人物的感情刻画得也是细致真实的，没有把人物的感情简单化，写出了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这是有别于一般概念化作品的。

如写姚大婶对女儿丈夫要到朝鲜去所引起的心理过程，是很真实的。姚大婶疼爱女儿和丈夫，最初不同意他们去朝鲜，这感情发生在一个普通的老年家庭妇女身上是很自然的，对姚大婶说，不这样才是奇怪的。姚大婶被丈夫辩得无话可说之后，将近半夜，“还在哭一会儿子，骂一回日本鬼子，埋怨一阵闺女不听话，最后咬牙切齿咒起美国鬼子来”。这是多么真切的描写。还有当姚长庚、姚志兰父女离家时，姚大婶的情况是这样的：她先是气，顶气男人，不说劝劝闺女，自己也拔腿就走，她发狠要拾掇拾掇回娘家去，又责斥女儿一顿，但是：

气头一过，明知留不住，姚大婶哭了。一面哭，一面拿面瓢舀面，忙手忙脚地要做一顿顶好的饭给他们父女吃。一面忙着，一面又哭着说：“你们别当我是那劈不开的死牛头，什么不懂。这好日子是哪来的？我一辈子操心劳累，天亮忙到天黑，还不是为的你们！既然你们对，你们就走，也不用管我，也不用惦着我。要想我不惦着你们，除非是我两腿一伸，咽下这口气去！”

姚大婶说这段话最真实地透露了她自己内心的感情，也充分显示出了她的善良单纯的性格。

若干地方，对姚志兰的感情也刻画得很真实细致，如在深山沟一间空屋子里回忆的那段情景，作者这样写着：

人在雷风暴雨里顶容易忘记日子。别人会忘，姚志兰不会忘；别的日子能忘，这一天不能忘。姚志兰的好日子本来择的明天。大家的好日子看看过不成时，谁有心思只图个人眼前的欢乐？姚志兰嘴里这样讲，心里这样想，偏偏在心眼深处，有一丝感情缠绕着她，一空下来，就觉得象丢了点什么东西。她想天宝呢。不是，她是在想她妈。她也认不清到底想谁，也许谁都想。

这是很能写出有着象姚志兰这样经历的女孩子在当时处境之下的心理状态的。这点显示了作者对人物观察的深刻和细致，就是在战时环境之下，作者也不忽略挖掘人物灵魂的奥秘。

《三千里江山》还表现出了许多真实动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这也是它的一大优长。在一部作品中，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不是没有必要的。如果选择得恰当，又描写得真实，日常生活细节可以使作品丰满，不干枯，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气味和引人力量，同时对于完成主题和塑造人物性格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常生活细节都值得描写，它是有个选择的标准的，这标准就是：能完成主题，能塑造人物性格，而且本身真实生动。本书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前半部中，真实动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很多很多的，如吴天宝初次至姚家，姚志兰对姚大婶说不结婚，武震和崔站长、安奎元见面，姚志兰在深山沟小屋中回忆往事以及她和小朱的夜谈，武震、老包头等住阿志妈妮家后的生活，等等，都是非常真实动人的，而且对主题的完成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也都是有作用的。这里只举两段为例：

睡到后半夜，姚志兰冻醒了，腿抽了筋，疼的坐起来，咬着牙搓腿肚子。小朱忽然在她身旁哭起来，哭的那么伤心，吓了姚志兰一跳。

姚志兰摇着小朱问：“小朱，小朱，你怎么的啦？”

小朱呜呜哭着说：“我妈死了！”

姚志兰忍不住笑：“傻闺女，你是做梦啊！还不醒醒？”

小朱蒙蒙胧胧间：“我是做梦么？”

姚志兰说：“不是做梦是什么？白天看你那个泼，象个母夜叉，怎么也想起家来了？”

小朱不好意思说：“谁想家来？”

姚志兰说：“梦是心中想，不用哄我……”

这是最真实最动人的生活细节，一个远离开祖国置身在战斗中的年青女孩子，夜间梦见母亲死了，这是非常可能的。这段生活细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完成都是有作用的，读了这段之后，小朱的单纯和天真，以及她为抗美援朝而抛别家庭、父母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能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的。这里也显示了小朱的隐秘的内心感情，一个年青的女孩子，远远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离开祖国，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成为战斗的一员，她有的是为祖国为朝鲜而贡献出一切的决心，她的感情是硬朗的，但这并不是说她就丝毫不想念父母家庭了，如果那样，那就不是一个具有真实情感的人。如果对生活没有深入的观察，对人物的感情没有深切的体会，是难以写出这样真实动人的生活细节来的。再看另外一段：

将军呢就是爱粘住老包头，整天象个影子，围着老包头跳来跳去，装出许多痴故事。一会把两只小手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做成圈，搁到眼上当眼镜；一会又把手腕子贴到老包头耳朵上，用指甲在腕子底下掐的咔咔响，假装手表。老包头见他大冷天还赤着小脚满院跑，拿出自己一双大鞋给他。将军呢走到哪，老远就听见拖着大鞋嗒啦嗒啦响。

将军呢顶喜欢老包头那脸黑胡子，得空就爬到老包头腿上，揪的老包头嗷嗷叫，可不舍得打他。

阿志妈妮瞅了儿子一眼说：“惯坏你了！”又对金桥说：“爷爷活着的时候，他专爱玩爷爷的胡子，这个癖性还没改。”

将军呢突然大声喊：“我有两个爷爷：一个死了，一个是志愿军爷爷。”

大伙都笑了。金桥笑着问：“你两个爷爷哪个爷爷好？”

将军呢寻思半天，睁着溜圆的小眼说：“那个爷爷揍我的屁股。”

阿志妈妮凄楚地笑了：“还不该揍？谁叫你淘气！”

这是平凡的生活细节，然而这里体现着多么丰富、真挚的中朝人民的友谊，而这细节本身又是多么真实动人。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生活细节都写得很成功，全书后半部分所写的刘福生等在大山洞子中的生活片断就比较逊色了。

陈涌同志曾指出《三千里江山》的这样一个优点：作者对现实斗争抱着深厚的饱满的热情，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物，对于作者并不是简单的描写对象，它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作者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对于朝鲜的人民，对于凡是他接触到的中国和朝鲜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都流露出不可遏止的热情。这种热情使他的作品常常走向一种抒情的笔调，常常具有一种吸引读者、激动读者的艺术的魅力。”（《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这意见是正确的。确实，在每个章节，随处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热情在字里行间的倾注，有很多地方简直就是动人的诗篇。陈涌同志曾引了援朝大队初入朝鲜和武震遇见志愿军伤员两段为例，我在这里再扼要地指出几个地方。作者在写了车长杰的死之后，又加上这样一段文字：“活着的时候他悄悄地活着；死的时候，他悄悄的死了，报纸上不见他的姓，传记上不见他的名，但在他悄悄的一生中，他献给人民的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这是真挚的悼念文字，这是动人的诗，这里流露着作者对车长杰的无比的爱和痛惜。作者这样写着中朝部队初次会面的情景：“有人破着嗓子叫了声：‘中国同志呀！’眼泪唰的掉了，话也说不出，大家上去抱着哭起来。说啥好呢？在这种最痛苦又是最欢乐的片刻，人类的全部语言也不足以表达感情。眼泪就是最深刻的语言。让每人好好哭一哭吧。”作者又这样写着姚志兰和妈妈离别的场面：“走出好远，到拐弯的地方，姚志兰一回头，看见妈妈还倚在门上：望着他们。江风吹得她的脸发青，妈显得多老啊！”可以看出，作者就是在人物当中的，人物的感情就是作者的感情，人物要说的话也就是作者要说的话。

三

以上所谈的是《三千里江山》的一些较突出的优点。但它也存在着缺点。而且，就它所表现的主题和题材的要求来说，这缺点还不是很细微的，而是带有较根本的性质的。

首先，《三千里江山》对做为主要矛盾的敌我斗争表现得不够。在全书内容的比重上，人物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超过了他们的战斗生活的描写。全书对战斗场面的正面描写只有几处，如姚志兰、小朱等在电话所门外突定时炸弹的围，姚长庚、车长杰、李春三等保护清川江桥和冰排、敌机搏斗，吴天宝突破敌机黑寡妇围攻等，在全书中占的篇幅不多。而人物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却占了极大的篇幅，人物多半是处在比较狭小的和平环境里活动着。第八段接触到的二次战役，只用“炮火滚来了，立时又滚回去”，就轻轻滑过，没正面写出援朝大队在这次战役中的战斗活动（作者在这里着重写的只是为郑超人的转变提供线索，让郑超人看到美国俘虏的一些丑态等等）。

这样的处理方法是不妥当的，描写中国铁路工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最主要的是写出这些人的战斗活动，就是写出武震、姚长庚、吴天宝、姚志兰等怎样在战斗环境之下执行任务的情况。只有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武震等在朝鲜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是最有意义的最本质的生活内容，就是执行战斗任务；日常生活虽也有意义，并且有时也可能成为战斗生活的一环，但比起正面的战斗生活来，终是次要的，也不是很本质的。必须把描写武震等的战斗生活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客观现实的情况。在描写抗美援朝斗争这一课题之下，只有战斗环境才是最本质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环境，也只有在战斗环境中人物的最本质最典型的性格——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品质才能表现得充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本书没有写战斗环境，而是说它写得少，没达到主题和题材对这方面要求的程度。而且我们也不是说本书不应该写日常生活，而是说只这还不够。如前所述，本书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有很多是很出色的，我们应该肯定下来，不能因为它对战斗经过描写过少就对这些日常生活的刻画一概予以否定。

在这方面，作者自己也是了然的。作者在《三千里江山写作漫谈》那篇文章中曾提到：他有意把故事重点放在矛盾上，写敌我矛盾，也写人物思想性格上的矛盾，但处理方法上没做好，过分在生活小矛盾上兜圈子，有时甚至离开主要矛盾。作者并说：“在现实斗争中，要尽可能抓住主要的矛盾，其他次要的小矛盾，都应该围绕着这主要矛盾的发展。”这意见是很对的，可惜作者在《三千里江山》中没能做得好。

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日日夜夜》《虹》《青年近卫军》，描写中国抗日战争的《吕梁英雄传》《平原烈火》，以及描写延安保卫战的《保卫延安》等，都相当充分地写出了战斗场面，刻画出了为主题和题材所特定的典型环境，也抓住了为主题和题材所特定的主要矛盾。在这方面，《三千里江山》做得是较差的。

其次，正因为没有充分地写出战斗环境，没有充分把握住主要矛盾，因而也就影响了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使得一些主要人物看来都比较单薄。如前所述，只有在战斗环境中人物的最本质最典型的性格——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品质才能表现得充分，杨朔同志自己也曾说：“应该把主要人物放在主要的斗争上，就是说让主要人物去解决主要矛盾，这样才更能着重写出你的人物。”（同前文）如果没把主要人物放在主要斗争上，让他去解决主要矛盾，人物自然就不能写得充分了。

一些主要人物如武震、姚志兰、姚长庚、小朱等，对他们在战斗环境中执行战斗任务的情况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如武震，在小说开始的几段概括介绍、渡江前后、和安奎元会面等都写得好，以后执行战斗任务如指挥抢修电话钱、抢修清川江桥等写得不好，总之对他做为领导者和老战士这个特点没有充分写出。再如姚志兰，在家生活、要求报名参加援朝大队、到朝鲜后的日常生活等写得很出色，但她做电话班长执行工作的情况写得很草率，她的性格成长更没有注意刻画。特别是小朱，只是写出她天真、调皮的性格，但对她更本质的性格却没有怎么写，第十二段写小朱和康文彩搬着架交换台突定时炸弹的围，作者不写她冲破定时炸弹包围的勇气和严肃心情，却写了她一段幼稚可笑的心理活动：

……她很任性，脑子也任性，思想常常象抹了笼头的马，跑的无影无边。让你飞机来去吧，小朱能摇身一晃，嗞的长高了，高的上顶着天，下顶着地，挡着半边天。死鬼子真不要命，还敢上呢！她一把抓住架飞机，掐掉翅膀往空一撒，再叫你飞！你还敢上！她又抓住一架，给他尾巴上插根草棍，一撒手，痛的死鬼子一溜烟钻上天去。

她这类鬼鬼怪怪的想法是很多的。她很喜欢这种想法，尤其喜欢审判战犯。在她脑子里，她用铁链子把杜鲁门拴住鼻子，关在木笼里，从北京运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又运到布拉格……到处卖票，让大家都看看这个战犯的嘴脸。看一看几个钱，票钱都捐给朝鲜爱育院，谁叫他制造那么多孤儿呢！

这是很不真实的，在周围布满定时炸弹，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突围的严重关头，小朱竟有闲心想到这么许多，这是可能的吗？而且，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幼稚极了的，诚然是一些“鬼鬼怪怪的想法”，把这样的想法加在一个象小朱这样参加抗美援朝的女孩子身上是非常不合理的。假如小朱这样的女孩子真有这样的想法，那说明她还很不成熟，和她的参加抗美援朝的英勇行为还很不相称。作者这样写也许为了表现小朱的沉着、勇敢，但效果却适得其反，这会使小朱的正面特质大大削弱的。注意人物在某种环境下独特的反映，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这是可以的，但决不可弄到有失真实的地步。这例子也充分证明：作者还大不善于写战斗中的人物活动以及战斗本身（虽然他写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和日常生活是那样真实生动）。这情形在写到武震时也同样出现，在抢修电话线和抢修清川江桥时，武震都表现得束手无策，武震还提着号志灯亲自引着吴天宝的运军火的火车过桥，做为领导者的武震还应该有更重要的任务等他来完成的（自然，这并非说写战斗场面一点没有成功的地方，吴天宝开车和敌机黑寡妇搏斗、车长杰等砸冰排两个场面写得就比较好，但对全书说，所占比重太少了）。

没有充分把握住主要矛盾，写出战斗环境，也没有充分写出人物的本质的典型的性格，就使得本书所创造的正面人物如武震、姚志兰、吴天宝等的政治意义大大削弱，本书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也就因之贬低。象恩格斯说的：“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正确的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给哈克纳斯的信》）《三千里江山》写出了真实动人的日常生活细节，但对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没有写好。

另外，《三千里江山》在结构方面也是较散乱的。散乱的原因，据作者自己说，是由于没抓紧主要矛盾，过分在生活小矛盾上兜圈子（同前文）。这是个原因。我觉得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故事线索太多。自十段以后，故事分成三个线索进行：一是姚志兰、小朱等在电话所的活动，二是吴天宝、刘福生开火车运输的活动，三是姚长庚、车长杰等保护清川江桥的活动。这三个线索同时进行，这里写一段，再停下写那里，彼此之间很少联系，这就使得故事情节不紧凑了。而且，这样不唯使得故事情节不紧凑，也影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以这样少的篇幅写这样多的人，结果就使得每个人物都写得不充分。为什么一定要写三个线索呢？如果减少一个线索，不是既可使情节单纯、结构紧凑，又可集中力量写好主要人物吗？自然这三个部门都是铁路工人援朝大队中所有的，但少写一个线索也不能就算是反映得不全面，如果要求全面的话，这三个线索也仍然包括不了援朝大队的全部机构。而且，即便是三个线索都写，也应该有轻重之分，而且要使彼此发生有机的联系才好。

我认为《三千里江山》的缺点，主要就是上面所谈的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如果从一个较高的水平来要求，这些缺点还不是很细微的，而是带有较根本的性质的。

但是，虽然如此，《三千里江山》的成就仍是很显著的，不可抹杀的。在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相当流行的现在，这样的作品是值得欢迎的，说他是文学创作的新收获是可以的。

195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