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存在的问题

当代生态叙事研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目前针对生态主题/故事层面的综合性研究较多，对于叙事话语层面的独立研究较少，将文本的叙事话语、策略层面作为独立章节进行综合性研究尤其欠缺。

如上文所总结，综合性研究多以生态意识、生态观、年代谱系为思想线索和结构划分标准，勾勒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图谱。这些论著没有将文本的叙事话语、策略层面作为独立章节进行研究。作为文本与文学的重要研究元素，叙事话语、策略层面研究是综合性研究的重要部分，应该被关注与重视。自2009年之后，以“生态”与“叙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国内的相关研究论文并不多（根据中国知网统计），如曾道荣的《城市向往与精神还乡：以知青小说的生态叙事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2期）、潘素芳的《原始的自然景致古朴的民风民情：论〈边城〉的原生态叙事》（《名作欣赏》2009年第2期）、张舒和邵维的《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叙事策略》（《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北方论丛》2010年第3期）、纪秀明的《阿特伍德小说生态叙事策略分析》（《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和《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特征研究及本土化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主题叙事，关于话语策略叙事研究的只有张舒和邵维的《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叙事策略》、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纪秀明的《阿特伍德小说生态叙事策略分析》和《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策略研究及本土化思考》，这些研究尚缺乏关于生态小说叙事特征的专门性、系统性、整体性思考，不能自成体系。亟须在综合性研究中，加大篇幅进行综合性、归纳性总结。

（2）目前的研究，基本上仍然局限于国别文学之间各自为政的论述，关于中西生态叙事整体性比较的研究很少。目前可以查证的几篇比较文本，多通过将当代中国生态作品与西方典型生态作家作品（如美国雷切尔·卡森、加拿大阿特伍德、俄罗斯阿斯塔菲耶夫）相比较，并针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中的不足提出批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多元文化视野中民众生态与心态的书写方式——〈美国梦寻〉与〈北京人〉回眸》《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断头台〉与〈狼图腾〉的叙事比较——从〈断头台〉与〈狼图腾〉看中国生态文学写作之一》等。事实上，由于目前西方及中国生态小说创作日趋成熟，作品数量日渐规模化，在文本资源储备上作为类型的生态小说的中西文本国别比较已经具有可行性。正如鲁枢元[14]等指出的，生态时代已经产生中西流向的新格局。通过中西比较一方面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估中国生态叙事创作的整体水平与格局，另一方面助于考量国别间的同类型文本的共性与差异性，对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写作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3）罕有对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生态批评及创作是西方批评引入中国并传播后，短期内形成中西同步交流互动的结果，是具有中国化、中国特色的当代稀有文学研究案例。

由于西方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理论在发生时间上与中国当代生态叙事进行对话存在可能（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逐渐脱离完全“西化”趋势，开始走向互动），在文学叙事上，一方面，从同类型文学的差异民族表述角度而言，中国当代生态叙事存在对民族叙事的沿袭、创新与本土化问题；另一方面，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而言，中西生态文学叙事必然存在对话与相互影响的可能。中国文学生态叙事需要向西方借鉴与学习，弥补差距与缺失；中国的本土叙事特色也可以丰富世界生态叙事的范式与内容。

可以说，中国文本的本土特色与内在成因是一个丰富的、意味深远的研究资源。但是研究界对中国当代生态文本本土化的研究非常少见。目前能查证的只有：纪秀明的《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特征研究及本土化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龙其林、赵树勤的《文化影响与生态对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的西方生态文化因素及其本土转化》（《河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前者只是在文章的末尾作为启示语提出本土化的存在与构想问题，后者虽然从“翻译与传播：中国生态文学的思想激活”“接受与对话：中国生态作家的心理状态”“从碰撞到新质：中西生态文学的交融”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但仅处于泛泛而简单的理论构想阶段。目前学界缺乏针对中国生态文学本土化问题的专门性与综合性的探讨。没有对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进行基于与西方当代文本比较的内容取向与叙事策略的归纳分析，更缺乏基于民族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本土化问题研究。

针对以上现状及问题，本书对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研究聚焦于“基于比较的我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主题（故事）以及策略（话语）层面的综合性归纳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西方生态思潮与创作对我国当代生态叙事的影响与本土互动问题”。因此，我们的选题定位于“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