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立了代表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同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暂还继续保持国共合作，其直接管辖的地区只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洪湖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洪湖军民继续在大革命的旗帜下，与叛变大革命的新军阀作英勇的斗争。

第一节 协助革命军反击杨森叛乱

万人讨蒋大会 为了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4月17日，国民党新堤市党部在州田举行了3万多人参加的讨蒋大会。熊传藻宣读了《讨蒋檄文》，愤怒地抨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历数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十大罪状，号召革命群众共讨逆贼，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他非常形象地比喻道：“蒋介石反革命好比是一棵大树，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虫子，但我们能啃它的树皮、树干、树心，直到把它啃倒为止，何况我们是有刀子的小虫！革命总有一天要成功的！”大会通过了《讨蒋通电》，表示“此刻决不退让，要猛烈向敌人进攻”。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迅速地传遍了洪湖广大城乡。

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更加尖锐了。新堤洪帮“圣贤”彭文彬、“红旗”何定帮和青帮“传道师”张振山等带领帮徒30多人，放火烧毁叶家门、石码头农民协会的房子，打伤农协自卫队员5人，并张贴“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反动标语。新堤市人民自卫团得报后，赶赴石码头，解除了青洪帮暴徒的武装，逮捕了彭文彬、何定帮、张振山。次日，在州田召开公审大会，将3人枪决。这一举动大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长了工农的革命斗志。

反击杨森叛乱 1927年5月初，原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和原20军军长杨森受蒋介石指使，趁武汉国民政府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率部叛变。5日，杨森由万县东下，通电讨伐“武汉国民政府”。17日经宜昌、沙市，抵达监利，威逼新堤。

新堤没有正规军防守，唯一的武装是仅有20多支枪的人民自卫团和四乡农渔民自卫队。面对这种严重局势，中共新堤市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紧急动员全市民众共赴危难，撤离市区，自卫自存，并以市党部和市总工会的名义发布《为杨森发动叛变告市民书》，谴责夏斗寅、杨森叛变革命，成为蒋介石的帮凶。在杨森进入新堤前，商民和青壮年向四乡疏散，各团体领导成员骨干全部转移到洪湖沿岸的小港、傅家湾、天灯一带隐匿。

5月21日，杨森叛军第8师王文隽部进占新堤后，迅即派第1团1个加强营赴龙口，途中遭龙口1000余农民自卫队截击，退守宝塔洲。杨森由沙市移驻新堤督师，命令宝塔洲叛军南渡长江，与夏斗寅叛军会合。是时，夏斗寅残部被嘉鱼、蒲圻两县农民自卫军2000余人阻击在杨家岭、丁丹山一线。由于新堤、宝塔洲、龙口船民协会早将所有木船撤至大沙湖、黄盖湖中停泊，杨森叛军找不到过江船只，“屯于孤洲，进退两难”。农民自卫军切断了夏、杨叛军会合的通道。

杨森叛军在新堤和峰口“无恶不作，封党部工商妇协各团体，拿办党员工友，强占缴税机关，发行印花票，焚民舍，奸妇女，贩烟土，种种罪行，不堪列举”[1]。叛军以“就地筹款，发放军饷”为由，扣押原新堤商会会长卢芷香，勒索商户银元15万元，铜钱3万余串；峰口镇商店全遭抢劫，损失铜钱30万串。在反革命分子张香秋等人的带领下，叛军杀害了新堤市裁缝工会委员长杨义发和工友群众30多人。

6月4日，中央独立师第1团在副师长杨澍松、团长蓝腾蛟的率领下，由嘉鱼北渡长江，矛头直指叛军的前锋阵地。叛军慑于独立师攻势，不战自退，仓皇向新堤方向龟缩。5日，黄蓬山农民协会500余自卫队员协同围攻逃至侯家湾吴王庙的残敌，毙敌23人，俘敌47人，缴获长短枪70多支。6日，中央独立师两个团开始总攻新堤，新堤人民自卫团和石码头农民自卫队500余人协同作战，迅速攻克了新堤。7日，由胡兴坤、向华松带路，中央独立师第1团日驰百里，奔袭峰口。大同湖渔民自卫队在简家口集结1000余人，配合独立师围攻叛军，“参战之猛烈，实属少见，叛军被渔民自卫队杀毙者，不下四百人，渔民死者亦三十余人”[2]。峰口农民自卫团配合独立师第1团围歼梁家湾、周家湾、油榨湾之叛军，缴步枪500支，弹药100多箱。由于农渔民自卫队的配合参战，独立师第1团无一人伤亡而克复峰口镇。叛军第8师师长王文隽只身脱逃，叛军所抢劫的大米8船（8万斤）、烟土1500余两、银元13000余元、铜钱3万余串，全被独立师截获。

中央独立师在峰口、新堤驻防20多天，训练两地人民自卫团，维持秩序，肃清反革命残余，并将缴获银元、铜钱交给峰口镇和新堤市党部，按商店损失财物大小，“适当补助，以资接济”。9日，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恽代英在新堤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做了重要讲演。他分析了当时的政局，一方面，革命发展很快，共产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国民党内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企图击败革命。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夏斗寅、杨森的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号召党团员从今日起，睁大眼睛，下定决心，与反动势力决一死战。

13日至19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宣传队在新堤市举行宣传周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女英雄赵一曼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革命军日报》报道：“女生胡兰畦抱病化妆演出五天；女生赵一曼患有肺病，连续吐血，仍坚持四处演出。演出和演讲，词浅情切，呼唤人心，围观者成百上千。”[3]

22日，中央独立师乘轮船回防武汉，新堤市举行万人欢送大会，《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新堤各团体欢送中央独立师凯旋宣言》。

第二节 反革命分子疯狂反扑

国民党右派猖狂进攻 由于蒋介石集团反革命气焰猖獗，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日趋反动，加之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洪湖地区反革命分子积极配合汪精卫集团进行疯狂反扑。

新堤市党部原秘书长艾学五受湖北省党部右派徐谦派遣，于6月29日返回新堤，纠集由他吸收的30多名国民党党员，组织所谓“国民党新堤市特别委员会”，公开宣称“查新堤市党部为共产党所把持应即依照中央特别委员会命令，在新堤另行组织国民党新堤市特别委员会，即日办公”。艾学五在西岸乐善堂挂出“国民党新堤市特别委员会”的牌子，并召开原商会理（监）事会议，恢复原商会组织，仍由大资本家卢芷香担任会长，与中小商人参加的市商民协会“唱对台戏”。这样，在新堤城区的内河两岸出现了两个国民党党部和两个商会对峙的局面。

紧接着，国民党峰口、府场、小沙口等区党部右派分子纷纷开会，到处散发声明：“本党章程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因此，依照章程开除中共党员，另组区党部，集全力于本党工作。”各地农民协会派人将张贴的声明当场撕毁，并围攻右派分子的住宅，吓得右派分子“一夕数惊”。右派分子跑到新堤找刘子懿、朱若愚写告急信求助彭述之。彭述之回信说：“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没有左右派之分。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党部工作的，不能以共产党员身份领导国民党。”彭述之的回信，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气焰。刘子懿、朱若愚分别赶到峰口、府场，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与共产党员领导的区党部“分庭抗礼”。

土豪劣绅反攻倒算 谢仁口乡大地主张太初从潜江秘密返回，挖出埋藏的枪支，由张荣卫、张光烈组织100多族侄，趁谭翰藻、谢体迁等共产党员去沔城之机，打死农协会员13人。耀新场恶霸地主王雨亭从汉口返回，组织14垸地主成立“护垸同盟会”，勾结土匪李超君，毙伤农协委员长朱小甫等18人，捕押农会会员22人。峰口人民自卫团在曹市农民自卫队的配合下，驰援耀新场，活捉李超君和14垸地主7人。王雨亭闻风北窜。7月10日，小沙口镇早已关闭的14家鱼行突然一起开门营业，但遭到上街卖鱼的渔民抵制。地主张定水和湖霸甘成光出钱唆使地痞张先汉、谭超怀、谢仲光、吴同海等在河边刺伤不肯卖鱼的渔民23人。渔民协会自卫队赶到，逮捕行凶者7人。国民党沙口分部指定叶楚才等人出面调解，结果是鱼行出钱给渔民治伤并赔偿，但又规定今后不能只由渔协鱼行一家收鱼，应“收而不包，退而不出”。叶楚才的“八字”方针，为洪湖大湖西北地主湖霸重开鱼行提供了保护。地主湖霸称叶楚才是“救星”，李恭熙则说：“叶楚才是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已开始投降资产阶级了。”

第三节 党组织的整顿与转移

中共新堤市委整顿与转移 1927年5月17日，汪精卫发出一连串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新堤市一些混入革命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如雷运衡、胡彬川、熊兴香等，公开攻击工农运动是“幼稚过当之举动，破坏公共秩序，扰害商业活动”，并在国民党新堤市党部工作会议上说“共产党员不能以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妨碍国民革命”等。熊传藻立即召开中共新堤市委扩大会议，严肃地指出雷运衡、胡彬川、熊兴香等人“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会议决定，开除雷运衡、胡彬川、熊兴香等7人的共产党党籍。

中共新堤市委面对日益险恶的政治局势，决定立即整顿和重建中共新堤党的组织，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经请示省委同意，7月3日在沙湾铜佛寺召开党团员大会，由蒋彪宣布“新堤市党团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清理结果是，市区党员90人仅保留24人（另一说为19人），团员103人只保留32人。撤销4个区委，农村党团员由各支部重新登记，另行组织，转入地下。改组后的中共新堤市委仍由熊传藻任书记，委员有蒋彪（组织）、胡兴坤（宣传）、陈秀山（军事）、向华松（共青团）。除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外，其余党员转入地下，单线联系。“七一五”政变后，市委将党员派往农村，工会干部转至湖南临湘待命，并将人民自卫团枪支转移至杨家嘴。7月17日，中共新堤市委发表声明，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党部和市政务委员会。8月初，中共新堤市委机关转移至傅家湾。1927年7月30日，蒋彪在给省委报告中说：“在熊传藻的领导下，中共新堤市委组织了有效的撤退，把损失减少至最低。”

中共峰口、戴家场支部的整顿和转移 中共峰口支部在关兆南、赵文允的领导下，实行有组织地转移。撤销峰口党支部，成立地下党小组，刘甘乾任组长。关兆南去武昌向省委汇报，赵文允带领人民自卫团撤至大同湖，与万献武领导的渔民自卫队会合。戴家场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刘绍南说：“‘留得柴滩在，不怕没柴烧。’经过整顿，党员人数少了，但很精悍，都是骨干，力量还很强，是我们起家的本钱。”会议研究决定，党员和农协自卫队转移至水塔埠、观阵岭一带，养精蓄锐，准备再起。

洪湖大湖西北沿岸和大同湖的党组织 由于地处湖区，反革命力量薄弱，加之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党组织不需要转移。正如李恭熙1927年7月25日《给娄敏修的信》中所说：“在芦苇丛生、湖河港汊纵横的湖区，又有几万农渔民的基础，只要进一步把党组织整顿好，建设好，这就是共产党的天下，没有敌人的世界。”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撕下了“左”的假面具，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在武汉发动分共、反共的反革命政变。他下令解散工农组织，强行压制群众运动，明目张胆地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8月初，国民党第15军第4师开进峰口、新堤。洪湖地区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革命转入低潮。

注释

[1]《民国日报》，丁卯年五月十二日。

[2]《中央日报》，1937年6月7日。

[3]《革命军日报》，1927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