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从立项研究（2010），到论文发表（2015），再到结集准备出版（2022），前后经历12年，其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一是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先生。2006年至2009年间杨校长带我参加了八所学校的本科教学评估，正是在这些评估期间与众多境内外专家的交流使我认识到“以学生为中心”（SC）改革的重要性。我由此萌发了对SC改革作系统研究的想法。

二是要感谢西安欧亚学院董事长胡建波博士。从2004年起至今，胡建波一直请我为该校做咨询，这给了我观察和研究高校管理和大学教学的机会。事实上我第一次知道美国的SC改革，就是该校聘请的美国杜肯大学（Duquesne 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伯龙（William Barone）教授告诉我的。但当时我的研究兴趣在高校管理，因此对伯龙的介绍并没有太注意。2010年西安欧亚学院决定把SC改革作为学校教学改革的未来方向，并请伯龙教授组织杜肯大学教师为欧亚做教师培训，为此我还专门访问了杜肯大学，和伯龙教授商量培训计划，并参加他们的教师培训，这才使我对SC改革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此后该校坚持推进SC改革至今，给了我很多机会实地观察与思考在中国高校如何开展SC改革，尤其是和该校教师、学生、管理者的广泛交流和探索，使我受益匪浅，本书中提出的很多思路和思考都是源于与该校师生和管理者的交流和思考。

三是要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副教务长、时任教学发展中心主任伊赫（Larry Loeher）教授。2013年，时任中国海洋大学教学支持中心主任宋文红让我帮助联系UCLA为中国大学教师办教师培训班，伊赫教授不仅积极支持了连续三年的培训活动，还亲自带领教学改进部主任哈斯（Kumiko Haas）、教育技术部主任卢（Michelle Lew）及教学评估评价部主任李维斯-菲茨杰拉德（March Levis-Fitzgerald）到中国参加2014年中国院校研究会组织的国际会议，向中国同行介绍美国大学教学改革和教师发展活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我对美国大学的SC改革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四是要感谢资助者圆桌论坛联合创始人何进博士，当时何进博士是福特基金会（中国办公室）的项目官员。2013年中国海洋大学、西安欧亚学院、广东白云学院、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燕京理工学院等五校决定联合开展SC改革教师培训，于是我们联合向福特基金会（北京）申请资助。这给了何进博士“折腾”我们的机会，他不仅就课题与我们反复讨论多次，还到各高校与相关人员讨论，最后他决定资助我们。正因为有了这笔经费，这个课题得以正式开展。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和何进博士的多次反复讨论，深化了我对SC改革很多问题的认识。

后来参加教师培训的学校还有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印刷学院等。此外，过去十年我还在国内高校和学术会议上做过很多SC改革讲座。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学生、管理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都促进了我的思考，使我对在中国开展SC改革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尤其是时任中国海洋大学教学支持中心主任宋文红、广东白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刘剑锋及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红英、华中科技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兼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厉岩、西安欧亚学院高级顾问兼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戚世梁、燕京理工学院副校长刘元园、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单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庞海芍、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副校长韩占生及教务处处长戴波、北京印刷学院党委书记高锦宏等人的支持与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个研究！

六是要感谢《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原常务副主编姜嘉乐先生和他的继任者余东升先生。他们都是我的好友。姜嘉乐最早支持了这个研究。他不仅容忍我长篇累牍地发表这些文章，还亲自编辑了九篇论文中的前七篇。后来余东升接任，他也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个研究。遂使这些文章得以连载发表。这九篇文章总共有31万字，由此可见他们对我的宽容与支持。在撰写这些文章时，我和他们进行过大量的讨论，这些讨论极大地丰富了论文的内容，提高了论文的质量。因此我要特别感谢他们！

七是要感谢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程星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为本书作序。程星曾在多所美国大学任职，因此他对美国大学管理和本科教育有深刻了解；阎凤桥一直在北大教育学院任职，他对中国大学管理和本科教育有深刻认识。因此他们的序可以帮助我发现本书所论不及的问题与不足。果然，程星指出，本书对SC改革相关的文化传统问题考虑不足，事实上，SC的观念早已存在于美国的教育文化之中，今日的SC改革不过是这个文化在大学的当代显现。阎凤桥则指出，尽管当代SC改革看起来很合理，但面对大学这个有限理性组织，它会碰到很多始料未及的阻力。这个观察确实非常尖锐！SC改革在美国大学的三十年经历就是一例，已经能很好地说明这种非理性能量会多么惊人！程星利用疫情隔离的时间通读全书并撰写序言，阎凤桥则用了几乎整个寒假通读全书并撰写序言，这让我非常感动，感谢他们为本书所花费的宝贵时间和贡献的宝贵智慧！

八是要感谢高筱卉和李蕾允许我在本书中纳入与她们合作的论文。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本书，感谢认真负责的郭莉女士为编辑本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肃，她作为UCLA东亚图书馆馆长，不仅为我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条件，还为我的资料查询提供专业服务。她不仅得忍受我长期在中国奔波造成的分离之苦，还要默默支持我完成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研究。我把此书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