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非城镇化的发展进度

过去40年，中国的城镇化成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和所创造的巨额财富，超过过去4000年中国城市文明成果和物质财富的总和。非洲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步，20世纪70年代以来推进较快，但与世界其他大陆相比城镇化率还较低。

一、大规模且高速的城镇化

过去40年，中国顺利完成了世界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完成了西方国家200年才完成的城镇化进程，创造了世界城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19.4%，比同期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低20.1个百分点，到201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0.3个百分点，到2017年超过后者3.72个百分点。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多百分点，2018年年底城镇化率达59.58%，超过了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3.7个百分点，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方创琳，2018）。过去4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8.3亿人，每年平均净增加1600万人以上，约占同期世界新增城镇人口的26%（苏红键等，2018），目前我国的城镇人口规模远远超过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二、第三的印度和美国的城镇人口的总和（李通屏，2018），对世界城镇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近几十年非洲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也颇为引人注目。1950年非洲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4%，仅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28.4%）的一半左右。此后，非洲城市人口迅速增长，1990年城镇化率上升至31%，2020年达到43.8%。与中国不同的是，非洲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比农村高。1970年以前，非洲男性到城市打工而女性继续留在农村，造成男女比例失衡和出生率低下（王战等，2018）。非洲城市在粮食供应、卫生保障和科技进步等方面均优于农村，客观条件的差异使得城市死亡率较低、生育率偏高，城市人口得以迅速增加。

二、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质量

中国城镇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重启，并经历了从速度追赶阶段到质量提升阶段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城镇化首先进入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张阶段，新城市大量设立，大中城市、全国和区域的中心城市的新城区成为发展的热点。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各省市（包括县级市）规划有超过3000个新城新区（倪鹏飞，2018）。在“物的城镇化”迅速发展之后，中国越来越关注“人的城镇化”。城乡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分享到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务工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城乡居民收入比1978年增长10倍以上（侯永志等，2017）。近年来，提高质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户籍壁垒的减弱以及公共服务的日趋均等化，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现象。

非洲城镇化的蔓延源自人口的过快涌入。非洲城市人口增长超过了城市产业发展速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过快的城镇化造成粮食和住房紧缺。非洲国家粮食产量与人口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导致众多国家粮食进口额连年增加。在某些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建筑业发展速度滞后于居民涌向城市的速度，城市住房状况普遍恶化。拥挤不堪、缺乏基本生活配套设施的棚户区、贫民窟在非洲国家大量存在。与此同时，由于非洲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不同，各区域、国家之间乃至国家内部城镇化进程出现明显分化。分地区看，东非地区的城镇化基础薄弱，而西非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分国别看，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集中在沿海地区、交通发达地区和工矿地带，阿尔及利亚、刚果共和国、南非等10个国家的城镇化率高于60%，而津巴布韦、卢旺达、乌干达等内陆国家的城镇化率不足30%。

三、各具特色的城市体系

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体系。中国目前城市数量约660个，其中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7个、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9个、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大城市124个、人口在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138个、人口在50万以下的小城市380个，还有20117个建制小城镇，其中300多个是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的特大镇（徐林，2018）。在城市体系中，人口向一二线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三线城市的人口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四线城市的人口持续流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竞合发展的网络体系正在形成，城镇化的集聚效应日益显现。根据方创琳（2018）的估算，1980—2016年，中国19个城市群的面积占全国的比重由19.26%增加到29.12%，总人口占全国的比重由50.07%增加到75.19%，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重由58.38%增加到72%，社会从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由43.37%增加到67.32%，现价GDP占全国的比重由70.42%增加到80.05%。其中，中国五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11%，但却集中了全国55%的经济总量和40%的总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宋冬林等，2018）。

非洲城市体系表现出“大城市集中效应显著、中小城市迅速崛起”的特征。近代以来，在殖民者的统治下，非洲大批交通和人口条件较好的村庄慢慢发展为城市，并逐渐成为后来的商业、工矿、交通中心，如雅温得、金沙萨、达喀尔等。非洲拥有为数不多但规模较大的超大城市，对人口的集聚作用明显，如埃及的开罗、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等。港口城市在非洲城市体系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近年来，大城市在非洲城市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开始减弱，中小城市已现迅速崛起的趋势。目前非洲新增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都被人口50万以下的中小城镇所吸纳（敏赛特等，2018）。许多非洲国家为了缓解首都人口压力，在城市外围兴建大批卫星城，中小城市在生产、分配、商贸以及生活等方面所承担的职能逐渐增强。城市发展还扩散到村庄和城镇的边缘，“城市村庄”等新的城镇化形式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