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中国教育管理体系的革新：建学部重塑学堂系统

要在中国兴办现代教育，培养富国强民的现代化人才，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整套基于科举考试而建立起来的旧学制。京师大学堂重建后，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是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贡献。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人奏请废科举，“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应“广学育才，化民成俗”。他们呼吁，“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24]光绪皇帝准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遂告终止。

科举停办后，国家就面临着如何在新的体系下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问题，尽管有京师大学堂作为“各行省之倡”几经曲折举办了起来，并开始从各省学子中遴选英才，进行培养，但距离戊戌变法时整个学堂体系的设想，仍有很大差距。科举停办后，学堂“事体尤为繁重”[25]，整个学堂系统构架亟待建设与调整。早在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就提出过设立学部、统一管理全国教育的设想。随着科举的停办，又有很多官员开始重提此事。1905年10月12日，山西学政宝熙上折奏报了学堂系统在科举停办之后面临的重重问题，建议速行设立学部。学部的设立既是对从汉代以来的官学传统的继承，“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也是对日本等国现代化教育行政体系的学习，“近仿日本文部之成规”，以为国家遴选通才，探求教育改良革新的路径，主持全国学堂事务，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26]12月6日，根据政务处、学务大臣议复宝熙奏请，光绪帝令设立学部，总理全国教育事务，并将上承太学传统的国子监归并到学部，并谕：“国子监即古之成均，本系大学，所有该监事务，着即归并学部。”[27]学部为总汇各省学务之区，创办伊始即承担着“兴学育才”的使命，责任重大，因此光绪谕示“务当悉心考核，加意培养”，以期“敦崇正学，造就通才”[28]，在朝廷建学明伦，振兴全国学务，广育天下人才。学部成立后，各省改“学政”为“提学使司”，府、州、县设立“劝学所”[29]，作为地方教育的行政机关。自此，传承千年的旧学制被废除，推动近现代教育的新学制确立起来。

随着学部的建立，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也日趋完善，学务大臣开始参照日本及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筹办分科大学建设事宜。1908年8月16日，张之洞与戴泽等“内顾物力之艰难，远维树人之大计”[30]，认为“分科大学实难缓办”，故学部奏设分科大学，以资京师大学预科学生深造：“查分科大学列为八科，经学、法政、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皆所以造就专门之人才，研究精深之学业，次第备举不可缺一。所有分科大学开办经费及常年经费，允宜指定的款，分年筹办，以宏造就。”[31]学部对于分科大学的校址也做了详细勘察：“查德胜门外校场地方，前经臣部奏蒙恩准拨为分科大学之用……以之建造经、法、文、医、格致、工、商等七科，均属敷用。”因此选定了德胜门外黄寺的旧操场作为法政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四科分科大学地址。然而由于农科大学有其办学条件要求，“应以附近林麓河渠之地为宜，该处地势高旷，林泉缺乏，不甚合用”，又另外寻定了可以让农科学生从事实践的场所，“查有阜成门外望海楼地方苇塘官地，约计十六七顷……堪为农事试验场之用”，“拟恳天恩允准，赏给臣部作为开办农科大学之用”[32]，显示出当时的学部在设置分科大学时即尊重学科发展规律，重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选定场地后，分科大学的建设就很快推动起来。1909年4月15日，学部选定了各分科大学的监督，奉旨依议，包括：经科大学监督柯劭忞、法政科大学监督林棨、文科大学监督孙雄、医科大学监督屈永秋、格致科大学监督汪凤藻、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工科大学监督何燏时、商科大学监督权量。[33]1910年3月25日，京师分科大学规模粗具，中外各科教员均已到堂，也对到升学年限的预备科学生进行了考核，按照相应学科进行了录取。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行开学礼，设经科、文科、法政科、农科、格致科、商科、工科共七科十三门，其中，法政科、农科等学科都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大学。此外，师范、医学等专业性较强的学馆也转为分科大学分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