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风雨飘摇中的教育星火：京师大学堂的重建

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并不顺利。1899年7月17日，孙家鼐因朝中顽固派批评其办学措施而心情抑郁，加之对慈禧囚禁光绪心怀不满，遂称病告假。慈禧便任命吏部右侍郎、原京师大学堂中学总教习许景澄代替孙家鼐，暂时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18]1900年夏天，发生了义和团在北京焚烧教堂、八国联军由天津进攻北京等事件，7月1日，许景澄奏请朝廷暂行裁撤大学堂：“现在京城地面不靖，住堂学生均告假四散。又该大学堂常年经费，系户部奏明在华俄银行息银项下拨给。现东交民巷一带，洋馆焚毁，华俄银行均经毁坏……此时无从支银，以后用费亦无所出……应请将大学堂暂行裁撤。”[19]

京师大学堂很快在许景澄的建议下暂行停办，其医学堂等也一并停办。8月15日，俄国兵和德国兵先后占领学堂作为兵营，看守人员四处逃散。大学堂的房屋遭到严重毁坏。学堂内所存的书籍、仪器、家具、案卷等物品也都被毁坏。1900年8月3日，慈禧太后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自此，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长达两年。[20]

大学堂虽然暂时停办了，但关于“兴学育才”的讨论却从未停止。《辛丑条约》签订后，废科举、兴学校、培育新式人才又成为清廷的中心议题。1902年1月10日，国内局势稍加缓和后，清廷便下谕，命刑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全面恢复工作：“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着悉心妥议，随时具奏。”1902年1月11日，为壮大京师大学堂，慈禧又颁发了将京师同文馆归并入京师大学堂，一并由张百熙统管的上谕。[21]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张百熙上任后，调研了大学堂的现状，向慈禧太后递交了《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对大学堂的建制、校舍、附属机构、书籍仪器、办学经费等提出了详细的设想。张百熙认为，如今再讨论兴办大学堂，应当以开拓为第一要务，因此应当暂缓设立大学本科，而先办预备科，为本科做准备。除预备科外，另设速成馆，以培养紧急人才。速成馆又分为仕学馆与师范馆。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都可以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都可以考入师范馆。大学堂的校舍、经费都应当在原先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此外，由于八国联军的破坏，原京师大学堂的图书、仪器设备等已荡然无存，应当想方设法购置：“查大学堂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残毁不堪，而常中所储书籍仪器，亦同归无有。”“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籍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将各种调取十余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并已译未译西书，均由臣择定名目，随时购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22]

张百熙关于恢复办学的上述建议得到了慈禧的首肯，京师大学堂的各项恢复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1902年8月15日，由张百熙主持制定的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堂章程，颁行各省，称《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的学制系统，也是第一个系统完备的学制。其中《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是京师大学堂历史上的第二个办学章程，明确规定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设立，由管学大臣咨行各省官书局，将已刻经史子集及时务新书，每种提取数部送京师大学堂，书款由各省书局项下报销。同时，还设立了译书局和编书处，译书局负责编译有关西学方面的课本和资料，编书处负责编辑有关国学方面的教材。[23]当时各省书局都积极支持。此外，大学堂还通过外国教习从欧美日本等地购进各类科技图书。

在张百熙的努力下，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12月17日再次开学。1951年之前，北大都将12月17日这天作为校庆日。大学堂重新开办后，引发了有识之士对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切。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对废除科举、广兴学校提出种种建议。时局所迫，清廷接受了朝臣的建议，批准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彻底废除了中国历史上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掀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新篇章。

京师大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开创了诸多第一，它创办后的实际教育效果及办学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