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危亡中孕育的国立最高学府（1898—1911）

一、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创立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它是清末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在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前，由洋务派主导设立的京师同文馆、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后被清廷变更为官书局）都为大学堂的举办奠定了基础。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最高学府，孕育于民族危亡之际，其创办虽几经波折，但从酝酿、筹办再到诞生，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兴学图强、矢志复兴的梦想与追求。在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伟大历程中，北京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民族复兴的史册上不断书写着教育兴国的奋斗篇章。

鸦片战争后，大批仁人志士开始了上下求索救亡图存的道路。起初，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人士，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认为中国败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战败后，洋务派又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主张主动与西方接触，效仿西法。[1]

1862年，专事培育外语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在清廷的批准下成立，它后来成为京师大学堂最早的一部分。同文馆的开办源于洋务派代表恭亲王奕訢等人，他们联名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管外交事务，并在总理衙门领导下设立专门机构，培养外语人才。[2]1866年，洋务派日益感到国内科技人才匮乏，便上奏朝廷，请求允许同文馆新增天文馆和算学馆。[3]然而，这个建议甫一提出，就遭到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对此，洋务派据理力争，指出：“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4]清廷最终批准了同文馆增设天文馆、算学馆，后又逐步批准扩充了各种自然科学课程，同文馆成为一所培养外语和自然科学人才的专科学校。

从1862年设立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四十年间，京师同文馆从一个语言学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高等学堂。虽然洋务派创办同文馆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但此举推进了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传统教育朝着现代化迈进了一步，为日后京师大学堂等一批高等学府的创办积累了经验。

不过，洋务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自强、求富的理想。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更严峻的亡国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一代变法维新者走到了台前。

维新派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外国，维新变法，一切的根本在于废科举、兴学校。梁启超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材，人材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5]康有为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尤为痛恨。他曾对光绪帝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故臣平生论政，尤痛恨之”；“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材，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6]

事实上，这股“兴学之议”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已经出现，至甲午海战后，关于废科举、兴办新式教育的呼声更是达到了高潮。1895年6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顺天府尹胡燏棻便上书清廷，请旨裁改书院，开设学堂。他指出，如今力图自强的方法，“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泰西各邦，人材辈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广设学堂”，而中国的书院义塾，仍在学习那些于富国强国毫无用处的八股、试贴、诗赋、经义。因此，他建议清廷命令各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7]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和团结通晓西学的知识分子，以开风气而挽世变。次年初，李鸿章的亲信、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慈禧太后据此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强学会。不久后，在接近维新派的帝党——御史胡孚辰、翁同龢的努力下，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延聘通晓中西学问的洋人为教习，教授各种西学，又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受命后，与原办书局诸臣悉心筹划，于1896年2月21日拟定7条章程，奉旨遵办。这7条章程，亦成为日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蓝图。[8]

为进一步推动清廷兴学育才，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向光绪帝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一说该奏折由梁启超代为起草），首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李端棻在奏折中指出，目前全国各地开办的学堂只教语言，却不教授西方富强的本原道理，以致国家没有奇才异能者可用，因此应当“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主张“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则人争濯磨，士知向往，风气自开，技能自成，才不可胜用矣”。[9]李端棻还在奏折中提出在京师大学之外辅设藏书院、仪器院、译书局、报馆并选派学徒游历等五项措施。

总理衙门在1896年7月13日的《议复左侍郎推广学校折》中也肯定了李端棻的奏折，并建议：“至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10]光绪听取了总理衙门的意见，即命官书局督办孙家鼐先从扩充官书局开始，筹划在京师设立新式大学堂的事宜。这表明，京师大学堂的筹备早在1896年7月就已经开始。[11]

1898年年初，时局日益恶化。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递《上清帝第六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建议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强。他在其中又一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12]2月15日，御史王鹏运也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但顽固派仍然继续敷衍拖延，不予执行。6月6日，康有为再次给光绪帝上书（《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请求光绪皇帝下定变法决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这篇改革变法的宣言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谈论创办京师大学堂，且将成立一所现代化大学堂视为变法之首：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肤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13]

诏书颁布后，支持变法者为之欢欣鼓舞，各项变法措施加紧推进。1898年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就改革八股考制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14]次日，光绪皇帝即命总理衙门草拟了废除八股的谕旨，并于6月23日正式下诏宣布废除八股。6月26日，光绪皇帝再次下谕，严词敦促加紧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工作：“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事件，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其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15]

这道谕旨一下，军机处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们前去请康有为帮助起草大学堂章程。康有为将起草大学堂章程一事委托给梁启超。梁启超参考英、美、日等国的大学学制，经反复斟酌，代总理衙门制定出京师大学堂章程，康有为做了审定。这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共八章五十四条，史称《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为专门学科。普通学科各门为全体学生所必学，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学生凡在二十岁以下者，必须认习一门外语，二十一岁以上者，可以免修外语。学生暂以五百人为额，分为头班、二班两班。入学后先编入二班学普通学科，普通学科学完后升入头班，学专门学科。另设师范斋，并附设中小学。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16]

1898年7月3日，总理衙门将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与《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一并向光绪皇帝呈递，并提出“拨专款”“拨官地”“派大臣”“精选总教习”四项请求。光绪帝在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同时，委派吏部尚书、官书局督办孙家鼐为管学大臣，主持开办京师大学堂，并命原官书局并入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督率管理。官书局从此承担起京师大学堂筹备机构的角色。[17]至此，酝酿多年的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终于走上正轨。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随着时局的发展，维新派和顽固派都认识到了创办新式学堂的重要性，因此，大学堂的筹办工作加紧进行。在人选方面，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许景澄为大学堂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在校舍方面，1898年7月20日，光绪皇帝批准将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作为临时校舍，并略加扩充，由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修葺。在经费方面，当时拟定大学堂开办经费为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为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训政”名义重掌政权，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但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由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11月22日，内务府将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修葺后，移交管学大臣孙家鼐接收。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树立了教育兴国的里程碑。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