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经方剂量阈的有效性

方药施量，是在辨证（侦察）、选方选药（定向）确定后的第三步骤（定量）。王跃生教授首先提出“剂量阈”概念。一张处方上有些药用至一两至数两，有些药只用一钱或数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不同的剂量阈，必有规范。王孟英虽说：“急病重症，非大剂无以拯其危。”但他在《温热经纬》中对薛生白以川连三四分，苏叶二三分治疗湿热证呕恶不止欲死者的按语中又说：“此方药止二味，分不及钱，不但治上焦宜小剂，而轻药竟可愈重病，所谓轻可去实也。”4为什么出现大小剂量并存的局面？我们强调经方大剂量并非否定小剂量“轻舟自速”的作用。那么如何做到大小剂量两相宜，首先要辨清大小剂量的应用范围。

6.2.1　四两拨千斤辨析

6.2.1.1　大小量并存局面

经方剂量传承错误的一个客观结果是扩大了汤方小剂量的实践，也就是增加了剂量阈的实践范围。由于对剂量理解的不同，客观上导致经方家出现了两大派别：本源剂量（大剂量）派和改变剂量（小剂量）派。金元以降，丸散膏丹的盛行，可能是经方改变剂量的滥觞1。

剂量减小，为了保证疗效，不得不增加相似作用的药物；药味变多，往往又会互相牵制，临床疗效大打折扣。为了提高疗效，不少医家关注研究起剂量，如张锡纯2：“尝思……乃有所用之药本可除病，而往往服之不效，间有激动其病愈加重者，此无他，药不胜病故也。病足以当其药而绰有余力，药何以能除病乎？”他推崇孙思邈“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之名言，在前贤重投石膏疗疾取效的启悟下，治病每投重剂，屡获捷效。

重剂起沉疴重新被认识，如冉雪峰在《冉雪峰医案》3称“凡大病须用大药，药量得当，力愈大而功愈伟”，“客感标邪，可用大药强制攻除，急切图功”。程文囿也早有“攻病当取其偏”说4，对寒证“须取单骑突入重围，搴旗树帜”，对热证“拯溺救焚，急不及待”。对大剂量积极实践的医家有：与曹颖甫、陆渊雷同被认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的“三大家”之一的余无言，主张在辨证精审的基础上，用量应大而效验方著，其用石膏、大黄者亦多不胜数，不少市民或称之为“石膏、大黄先生”。广东新会陈伯坛考虑经方药味数少，当以用量重方能取效，故有“陈大剂”之美誉，他用桂枝生姜之属动以两计，大锅煎熬，药味奇辣，“取效神速”5。与任应秋、吴棹仙自比“岁寒三友”的百岁老中医熊寥笙，就提到缪仲醇治章衡阳热病这样一则医案6：“用大剂白虎汤加麦冬、竹叶，医骇药太重，仲醇曰：虏荆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二十万则奔还突。别后进药，天明遂瘥。”

不可否认，小剂量也能治大病，但这要具体分析。蒲辅周先生用药注意分寸，“灵活之中有法度，稳妥之下寓变化，轻灵有法而不失之轻泛，纯正无瑕而不流于呆板”7，先生处方用量极轻，常谓治病犹轻舟荡桨，着力不多，航运自速，他称赞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每味药量不过几分，而转运中焦气机，功效极大；某些药物，如砂、蔻、丁香之类，小量最能悦脾化湿，醒胃理气，但是蒲老也承认需用有毒之品时亦不宜一味谨慎，畏惧不用，贻误病机。李翰卿1临证以“起沉疴于妙用小剂之中，救危难于精析夹杂之间”著称，他认为治疗疑难杂症之关键在于辨别夹杂的比例多少，开方用药，务求药证相投。临证主张：审证入微，精析夹杂比例；用药精当，计较一分一厘。其治李氏阳虚至极案，小剂处方：附子0.3g，白芍0.6g，茯苓0.3g，人参0.3g，白术0.3g，杏仁0.3g，取《内经》“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意，这也许是个例，例如他认为应用泻下剂时，贵在有胆有识，对一些里实较重，病势较急者，应果断决策，峻攻急下，且剂量不宜过小，大黄之类更应重用。

6.2.1.2　四两拨千斤述评

小剂量能取效，有其特殊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中医学中确实存在“四两拨千斤”的情况。四两拨千斤，武术技法术语，初见于太极拳《打手歌》：“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谓顺势借力，以小力胜大力。中国武术注重“尚巧善变”，以柔对刚，避敌之锐，不以硬对硬。那么中医学中的四两拨千斤其支点在哪？有人说这相当于“轻可去实”，轻剂取胜。

“轻可去实”源于南北朝徐之才《药对》，指麻黄、葛根轻扬宣散之属，如李杲曰：“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后世医家不断发展拓宽其内涵，特别是清代医家善用轻剂，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所以，“轻可去实”现在一般指用轻清疏解的药物以治疗风温初起的表实证。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指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银翘散为轻清宣透之代表方剂。清代王孟英在《温热经纬》解释说，“轻药竟可以愈重病，所谓轻可去实也……盖气贵流通，而邪气挠之，则周行窒滞，失其清虚灵动之机，反觉实矣。惟剂以轻清，则正气宣布，邪气潜消，而窒滞者自通。”丁甘仁治疗风温袭入肺胃案2，可谓经典应用：湿热蕴蒸气分，病势非轻，而见身热及旬，咳嗽痰腥，大便不实，白疹布而未透，舌红苔黄脉滑数者用芦根15g，金银花、象贝、薏苡仁、桑叶、冬瓜子各9g，连翘、前胡、赤芍各4.5g，蝉蜕2.4g，甘草、桔梗各1.5g，鲜荷叶一角，金丝荷叶五张以轻清宣解，轻可去实。

对小剂量比较推崇的医家还有金李东垣，这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李杲为金宋时代医家，其所生年代，泰和中，“金地旱，河北、山东尤甚”，历经壬辰（1232年）之变，“蒙军南下，大举攻金，围困汴梁”，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死亡者近百万，遗山（元好问）形容凤翔县有相同遭遇的诗云“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南宋偏安，金元对峙，局面动乱，兵连祸结、内忧外患，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饥饿劳累，流离失所，饥饱失常，脾胃受损，疾病丛生，所谓“金元扰攘之际，人生斯世，疲于奔命，未免劳倦伤脾，忧思伤脾，饥饱伤脾”（《医旨绪余》）。在这样的背景下，内伤杂病丛生，李东垣治病从脾胃入手，在《内外伤辨惑论》一书中，用升降浮沉理论组方，用药轻巧以减轻脾胃负担，清胃散中以黄连、生地、归身各三分，丹皮五分，升麻一钱，治疗胃有积热之牙痛、龈肿出血等症，主张轻药缓图，不同于张仲景重剂急治。朱丹溪曾比较二者：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所以明辨“内伤”是临证第一要义，也是决定剂量大小的关键之一，内伤“用药之忌，在乎欲速，欲速则寒热温凉，行散补泻，未免过当，功未获奏，害已随之”，属于王道之法，“但久，令人胃气强实，不复伤也”。正所谓：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见，而登寿域。何谓“内伤”？一要从脉上辨，二要从病因上着手，如是否存在饮食、劳倦、房劳内伤等。

轻可去实、小剂量应用，有人总结1常用于以下情况：①风火之邪，上犯清窍；②胃肠道疾病；③慢性消耗状态，如久病或过服苦寒剂、攻消剂及重剂量方药，以致中气疲惫，胃纳困顿，或低热久用清滋药不退，可用轻剂疏泄，调补畅利中焦，使胃醒气苏，可收拨乱反正之效，轻剂在慢性病中对症而施，一方面因势导邪不伐无辜，另一方面少量频服，对胃没有副作用，又能渐运复苏之功，无滞呆伤克之弊；④妇科疾病，妇科有不少病症，属于功能性疾患，多从月经不调而来，往往一俟月经通调，周期正常，其他症状也随之告愈。河南张磊2小剂量应用的经验是：反佐宜用小量，升提气机宜用小量，疏利气机宜用小量，醒脏腑之困宜用小量，引火归原宜用小量，等等。岳美中3用小剂量的心得是：其一是上焦病，所谓“上焦如羽，非轻不举”，重则过病所；其二是皮表病，如桑菊饮、九味羌活汤、升阳散火汤，应区别风热、寒湿、火郁之不同分别予之；其三是慢性病，如慢性肺病、胃肠病、肝肾病等，何绍奇先生概括为“慢病轻治”4。

6.2.1.3　小结

总而言之，临床上用小剂量大致分三种情况，一种是“分两减而药味渐多”，出于安全，“无前人之朗识”“譬犹广设攻围，以庶几于一遇也”，或亦取效。这种大处方，看似单味药量减少，但每剂汤药的总量往往并没有减少。我们不主张此法，用药贵精纯，有是证用是药。其二，对于风温病、脾胃病或某些慢性病需要小剂量调畅气机或小量调理。其三，有些经方大家，按照一两=3g治病，也能取效，这值得重点讨论。比较发现，大、小剂量治疑难重症，在取效的速度，尤其在挽救重症上面存在差异。李可认为：剂量问题是方剂治病的核心，近代用经方剂量仅原方的1/10，大违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5。那么到底如何做到大小剂量合理应用？还需要明确大剂量的应用范围。

6.2.2　重剂起沉疴范围

通过实物、文献考证，临床、实验的验证，我们知道经方剂量在传承中出现了迷失。我们认识到仲景在面对伤寒大疫病时选择了经方大剂量，一举遏制病势发展。那重剂起沉疴，经方大剂量，有无现实讨论的必要？又适用于目前什么情况？

中医为什么逐渐失去疑难重症“效如桴鼓”的优势？我们临床体会剂量是方剂的灵魂，没有特定的“量”便不能突破特定的“质”，现代用量太少，不符合东汉用量折合现代的比例。当汉代的一两=15.625g被考证发现后，我们随之开始了近30年还原经方本源剂量的实践，在运用经方时，将现代教科书经方用量加大3～5倍，治疗糖尿病时，黄连降糖的用量达到30g，再用温性干姜来佐制，防止苦寒伤胃，还用了3年左右时间摸索到黄连与干姜的最佳有效配比是6∶1；在治疗重症糖尿病末梢神经痛时，用大乌头汤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制川乌15～120g，桂枝15～45g，黄芪30～240g。

“欲起千钧之石，必用千钧之力”，李翰卿1认为，大瘟大毒，大积大聚，红肿高大，或气脱阳亡，或津亏液耗者，均宜用大剂以急救之；而对于一些质重和平淡药物，用量亦不宜过小。岳美中2认为，对于垂危极虚病人，非大剂汤液不能挽回，“极虚”证候常见于心力衰竭、产后、大失血后、大出汗、大劳累后等情况，另外，正如温毒大病必须用大剂败毒散，风寒暑湿燥火中，数“火”厉害，火有形，热无形，顷刻可以“燃遍满山树林”，因此，对外感大证必用大剂，否则便是杯水车薪之功。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适应病情的需要，更好地提高疗效，我们不得不加重整方剂量或某些药物的剂量。从君臣佐使角度看，这主要包括：①治疗主症药物必须重用；②针对影响主症较大的兼症，治兼症药必须重用；③其他方面症状突出，某些药物也要重用，如麻杏石甘汤，热甚则重用生石膏30～60g。

总而言之，我们所提倡的经方大剂量，是针对特定的病情——急危重症，特定的阶段——急性发作，使用大剂量来扼制病势、控制病情、迅速起效，中病即减、中病即止，随后改用丸散调理，所谓：合理用药在病情，大小剂量两相宜。

6.2.3 随证施量必要性

现代中医临床开启了量化时代。汤方发源于《汤液经法》，完善于仲景。仲景虽有方有药也有量，但对慢性病，应服多长时间，其间量的变化，均无细说。后世，尤其是丸散膏丹，是对慢性病小其治的宝贵实践，但有关量的研究，毕竟不多，更缺乏系统理论指导，因此临床缺乏定规，随意性太强。

6.2.3.1 三因制宜话剂量

中医处方用量要注意三因制宜，也就必然存在大小之分。《圣济总录》云：“凡服药多少，要与病人气血相依，盖人之禀受本有强弱，又贵贱苦乐，所养不同，岂可以一概论？”吴又可在《温疫论》说：“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盖老年荣卫枯涩，几微之元气易耗而难复也。不比少年气血生机甚捷，其气勃然，但得邪气一除，正气随复。所以老年慎泻，少年慎补。”

但是，基于安全等多种因素考虑，病重药轻时有出现。不少医家早就指出，如戴思恭在《推求师意》中提到“药病须要适当”时说：“假如病大而汤剂小，则邪气少屈而药力已乏，欲不复治，其可得乎？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火，竟不得灭，是谓不及。”疗效退化，大剂量逐渐湮没，为了纠偏，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说：“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但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赖其力，而料无害者，即放胆用之。”

可见，临床应针对病情，随证施量，所谓：大小剂量两相宜。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1曾言：“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无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用多备少服法……后人治病，多系捉风捕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约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他曾对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甚为不解，“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因此他在《医医病书·用药分量论》云：“用药分量，有宜多者，少则不效，如暑温、痹症、痰饮脉洪者，用石膏每至数斤、数十斤之多，是其常也……盖药之多寡，视病之轻重也。”他认为：“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近代名中医岳美中2就主张“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他用药原则是“用量的大小要因人因病而定，以适合病人的体质和病情为宜”，并且特别强调有人说用轻药吃了不坏病，不会出乱子，其实以莛撞钟则不响，以寸草起重木草必折，泛用这种方法不但不能治病，反能误病。

6.2.3.2　合理用药在病情

从“轻舟自速”到“杯水车薪”的争论，孰是孰非？我们知道，经方的特点之一，就是药少而精，药专力宏。药味少并不意味着药力弱，如干姜附子汤去四逆汤之甘草，其力之猛胜过四逆汤，回阳力强，如增加药味，反牵制其力，功效降低，正如明代俞弁在《续医说》3云：“古之上医……病与药值，唯用一物攻之，气纯而愈速；今之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他药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药味庞杂会互相牵制，在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中也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这与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极为相似。而针对急危重症，我们提倡恢复经方大剂量，药量虽大，但药味精简，目标明确，靶点清晰，直捣黄龙，可以迅速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处方总量常常小于通常处方，还可以有效节约药材。

根据病情合理用药是我们处方的基本原则，该大则大，该小则小，大小剂量，因症施治，随证施量，各得所宜，或举重若轻，或四两拨千斤，或斟酌运用，岂能孟浪草率，亦不必因噎废食。大小剂量，一刚一柔，各显其能，刚则速战速决治大病，柔则慢功细活起沉疴，重剂有斩关夺门之捷效，小剂又有轻舟飞渡之妙用。对于急危重症，我们不主张惯用轻剂，轻剂固然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贻误了病情，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失了中医治疗危急重症的阵地。当然，对于普通的疾病，如慢性胃病，黄连无需用至30g，一般我们用在3～6g即可。临床上药物剂量的大小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轻浅者宜小，药质轻者宜小，质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轻等；同时，更应注意药物的相对量。相对量体现了各药用量的比例，蕴含了组方之法度，其变化既可更改方剂的性能，又可影响其功效的大小。

其实张仲景在药物用量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同一药物，针对不同病情，药物分大小以起不同作用。譬如大枣，在炙甘草汤中配用生地、麦冬以生血，用30枚；在甘麦大枣汤中配甘草、小麦以舒缓强急，即用10枚；在十枣汤、葶苈大枣汤用以佐制药性，则用量多；在桂枝汤、柴胡汤用以调和营卫，则用量少。再如炮附子治疗虚寒性慢性疾患时，用1.5～3g；取其镇痛作用，则需6～9g；至于治疗严重的风湿病，则又需加重。其用黄连，在三泻心汤中量小，意在健胃；在葛根芩连汤中用量大，用其清泻实火。其用桂枝，桂枝汤中用三两，治疗太阳中风有汗，桂枝加桂汤中用五两，治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胸。

另外，同一组成，治疗不同病证，药量随证变化。《金匮要略》中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药味相同，分量不同，治疗三种不同病证：小承气汤重用大黄四两，枳实3枚，厚朴二两，主治阳明腑实证，目的在于攻下热结；厚朴三物汤以厚朴为君，重用八两，枳实5枚，大黄四两，主治气机阻滞，腹满痛秘之证，目的在于行气通便；厚朴大黄汤重用厚朴、大黄，即厚朴六两、大黄六两为主，主治支饮胸满，腹满便秘之证，目的在于开胸治饮。再如，温经回阳救误的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三两，附子一枚，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和散风寒补阳胜湿的桂枝附子汤（桂枝四两，附子三枚，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二枚），二方从药品上看是相同的，但从剂量上看却是不同的，因此方名各异，作用自然也不同，李翰卿1体会是：“若前方用于后证，绝不会有显著效果，因为桂、附用量减少。甘、枣补缓之性相对增加，而风湿相搏之证，宜于温散，不宜补缓也；若后方用于前证，反会发生害处，因为桂枝散性过甚，不利于阳虚恶寒之体。”

而经方本源剂量考证结果说明方药可以达到这个量，有比现代相对较宽的剂量阈。临床要在随证施量治则的指导下，对慢病和急病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因为不同剂量体现不同的治疗窗。以病例说明：王某，女，41岁，郁火性慢性咽喉及扁桃体炎6年，咽喉壁红，扁桃体：左侧Ⅱ度肿大，右侧Ⅰ度肿大。重剂清火久治未效。思其发病源于生闷气，加之病在上，故书以升阳散火汤化裁。葛根15g，升麻6g，柴胡9g，羌活12g，独活30g，防风9g，党参15g，白芍15g，生甘草30g，薄荷6g，冰片3g，一剂大减，十五剂收功。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此大小剂区分之用也。

所以急病大其治，慢病小其治；慢病发作期大其治，缓解期小其治。下焦病大其治，上焦病小其治；病实体壮者大其治，病弱体虚者小其治，大其治者，以汤荡之；小其治者，以丸散膏丹调之，此大剂小剂之概略也。所谓随证施量形而上，量效对应治疗窗。证方药定量增减，疗效之谜如探囊。一病非一剂量阈，一证有一治疗窗，同病异治方不同，异病同治量天壤。

6.2.4　大剂量应用的规律性

6.2.4.1　用量—效关系曲线说明几个概念

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药物量与效应成正比关系，称为量—效关系。其中，量为药物的剂量或血药浓度；效为药物作用所产生的效应。量—效之间呈一定的曲线关系，称为量—效曲线，根据所观察指标的不同，分为量反应曲线和质反应曲线。从量—效关系中可以得到阈剂量（最小有效量）和治疗窗（产生治疗效应的药物浓度范围）等重要参数。

国内有学者通过大量的方剂分析，初步揭示出中药剂量分布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1为：“中药剂量分布并不是常态的，一般都有三个集中区，可以划成山字形的曲线。中间一个集中区的数量最多，与一般所说的常用剂量范围较为接近。两侧两个集中区分别为大剂量和小剂量范围，中间的可称为中剂量范围。相邻两剂量范围相差约一个数量级，大剂量范围与小剂量范围差别一般可达两个数量级。”

根据中药剂量的分布特征我们可以得出2：“①中药的最小有效剂量到最大有效剂量之间有一段相当宽阔的范围；②常用量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剂量的上限不是中药的最大有效剂量，权威规定剂量的上限到最大有效剂量之间还有一段剂量范围。中药剂量的分布特征决定了中药可有大剂量应用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权威对中药剂量的规定，除明显有毒的中药外，绝大多数药物的剂量只是常用量或者是习惯用量，这些剂量的确定主要是以古人及现代临床用药经验和习惯为依据，剂量的上限丝毫没有极量或最大有效剂量的意思。”

据此可认为：常用量不是最大有效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量是安全量，不等于最佳有效量。这也说明中药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地大剂量应用，不必拘泥于常用剂量或权威规定剂量。

6.2.4.2　不同的剂量范围表现不同的药效作用

临床疗效主要是指所选方剂作用于人体产生的效应。而决定所选方剂疗效的因素除了包括的药物以外，还与药物的剂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今医药学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及科学研究中，对方药量—效关系获得了不少认识，概括起来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药量变化引起的效应改变是多方面的。

有一些中药，当其用量变化时，可能会表现为药效的双向性。如柴胡，《药品化义》云：“若多用二三钱，能祛散肌表……若少用三四分，能升提下陷。”苏木，《本草纲目》云：“少用则和血，多用则破血。”半夏，一两降逆止呕，二两安神催眠；黄连小剂量健胃助消化，大剂量则清热泻火；大黄，小剂量苦味健胃，大剂量通腑泻下1；这些都说明了药物量变对效应的影响。

不仅单味药物如此，同一类别的中药，用量不同时，其效果在性质上也可能出现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如补气类药，适量使用能产生较好的补气效果，过量使用反而导致壅满；行气类药，适量使用能产生较好的行气效果，过量使用反而会耗气、破气。

二是调整药物配比会改变方药的作用方向。

钱乙的六味地黄丸，原为治疗小儿先天不足证，后世医家将其扩大用于临床各科之肾阴虚证。方中熟地用量独重，以体现该方滋补肾阴的立意。具体运用时，宜根据患者临床表现的侧重，调整方中药物用量。汪昂2指出：“血虚阴衰，熟地为君；精滑头昏，山茱为君；小便或多或少，或赤或白，茯苓等为君；小便淋漓，泽泻为君；心虚火盛及有瘀血，丹皮为君；脾胃虚弱，皮肤干涩，山药为君。”

有些中药在不同配伍背景下可能会出现特殊用量以对应特殊功效。如逍遥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关于柴胡、薄荷的剂量。该方集疏、养、柔三法于一方，具调肝治郁之妙，却无辛散耗血之弊，其道理正如《医贯》3所说：“方中唯柴胡、薄荷二味最妙……木之所喜。”但柴、薄用量宜小不宜大，因柴胡重用发散表邪，轻用则疏肝解郁；薄荷重用解表发汗，轻用则清肝达郁。

而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对不同的剂量档次表现不同的药效作用的物质基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4。“中药的特殊性之一是化学成分复杂，每一味中药都是由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化学成分组成的。由于各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并不相同，达到一定生物活性的最小有效浓度也不—致，因此中药在某一剂量时，不可能表现出全部成分的生物活性；含量多或生物活性强，生物活性最小有效浓度低的成分，可能在小剂量时就表现出作用；相反，含量少或生物活性较弱，生物活性最小有效浓度高的成分，也许只能在大剂量时才能表现出特有的作用。再加上某些作用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即使同一成分，不同剂量档次，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药效作用；同时，在中药复方中，由于中药间化学成分的相互作用、反应，也可能影响到某些成分生物活性的发挥，使其只表现出特定的药效作用。因此，根据不同的治疗目的，不同的方剂组成，选定不同的剂量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基于以上量—效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理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些药物的用量为什么比目前常用量大10倍左右，如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一斤（250g），小柴胡汤中的柴胡用半斤（125g），而恰恰是这些药物近年来的药理实验和临床实践均证明，用大剂量时有明显疗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