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输血医学发展中的重大举措和引领者

一、战伤输血救护的创立

（一）白求恩与我国战伤救治输血

人类在历次大的战争中获得了诸多的包括输血治疗在内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救治经验。1938年5月，白求恩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抗日战场艰苦的情况下，在20个月内建立了诸多战伤输血技术，并建立了“储血于民”的“流动血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4次主动自身献血抢救伤员，其中1位被他献血挽回生命的彭清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少将军衔。并且在晋察冀军区推广输血技术。白求恩医师（图2-7、图2-8）是国际特别是中国开展战场输血救治的先驱者，对我国推动战伤输血救治发挥了先锋推动作用。他是国际战伤输血事业的奠基人，著名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英雄，永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他全心全意为伤员的精神遗产。

（二）美国医药助华会援建昆明军医署血库

美国医药助华会（以下简称助华会）是爱国华侨许肇堆等3人建立的团队，他们怀着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和仇恨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了解中国抗日军队医疗救治条件的匮乏。这就是他们成立助华会启动筹建中国抗日战地血库的背景。

美国助华会的技术主持者是美国输血界前辈，芝加哥医学院教授O.H.Robertson（图2-9）。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的Frank L Meleney、John Soudden等医师是该会的骨干成员。

1943年6月7日，助华会在纽约筹办并成立华人血库，半年内从事血库的技术准备和人员培训，并组织无偿献血队伍1 152人。参加献血的美国人包括非洲裔、亚洲裔、印第安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中国驻美国总领事、时任卫生署署长刘瑞恒，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朱章赓等亲自献血，并由美国医药助华协会会长范斯克莱（Donald Van Slyke）宣布了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史迪威和中国军医署署长卢致德发来的贺电。

他们先后筹备资金20余万美元，血库物资设备67余吨，消耗器材足够2年使用。并从全球招募并培养易见龙、黄若珍、樊庆笙（图2-10）等10名专家作为建立“助华血库”的首批科技骨干。

在纽约助华血库试运行完毕，全部设备器材准备迁往中国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刚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从美国西海岸到日本、菲律宾以东海域，已经完全没有民用运输可言，只有通过军事系统才可能实现。最后还是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出面协调，由美国军方为血库人员和数10吨物资发放军事通行证。1944年2月9日，血库工作人员由易见龙、樊庆生带队，跨越三大洋携带60余吨器材、物资，经火车运输至东北部最小的州罗德岛，再登上了一艘运载美军的货船起航。为了躲避日军潜艇和飞机的阻击，货船行驶了一条经过三大洋的迂回航线。

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又被迫飞越驼峰航线，而“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长约800公里，地势海拔均在4 500～5 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 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也有一种说法是，飞机在山峦间穿行，其飞行轨迹上下起伏颠簸，像骆驼的峰背一样而得名“驼峰航线”。也由于这条运输路线要从印度北部的13个机场起飞，在约800公里外的6个中国机场之一降落。穿行于缅甸北部与中国西部之间的崇山峻岭之间，地形险恶，气候恶劣，十分危险，故此航线也被称之为“死亡航线”。

血库人员经历了三大洋的长时间颠簸以后，又经历了更加危险的“驼峰航线”的飞行考验，行程之漫长、危险和艰苦实属罕见，于1944年5月底，人员和设备终于运抵昆明。

1944年，中国第一个大型战伤救治血库——军政部军医署血库在昆明市金碧路原昆华医院旧址开幕。

血库运营的第一天，中国银行经理王正芳携其子献了“父子血”，西南联大等当地学生、军队战士与各界人士踊跃献血，一年内有7 000多人热情献了血，总采血量超过300万ml，并制备冻干血浆7 000余瓶。全部用于英雄战伤者。

易见龙教授等昆明血库的英雄们对抗日战争输血救护作出了出色贡献，在中国输血发展史中名垂青史，易见龙教授被誉为中国战伤输血救护的奠基人当之无愧。

（三）我国首批医院血库成立

日本投降后，1946年6月1日军政部军医署血库，并入原驻上海的国防医学院，改名为血液血浆静液系血库，著名的生理学家，荣获美国自由勋章和罗斯福总统荣誉勋章的林可胜教授（图2-11），时任军医署署长带头献了血。

1947年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只有“南京中央医院”（图2-12）、“上海中山医院”等少数几个医院建立了院内血库开始献血者招募与采血、储血及输血前配型等工作。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地血库在艰难中诞生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生活条件恶劣、战斗十分艰苦和激烈，奋战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的工作也非常艰苦、紧张，但他们仍作为献血者，以山洞为冷藏室储血。在第二基地医院院长董炳昆领导下，由肖星甫医师主持建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个战地血库。

杨成民、孙振海、苏教武（图2-13）在极端艰难的战地条件下，为适应急救与建立野战血库的需要，就地取材，自创设备，以大型炮弹壳做成蒸馏器上的水汽分离装置并以自身做实验，利用山涧溪水做出无热原静脉注射用水，为战地血库自制血液抗凝剂提供了基础条件。

（五）沈阳“军委卫生部中心血库”的建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仅依靠自身的医疗救护机构采集血液救治伤员，远远满足不了输血救护的需要。导致众多伤员死于失血和休克。面对这种情况，1952年全国卫生会议建议并经过军委卫生部批准在沈阳市成立一座大型血库，向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光荣负伤的最可爱的英雄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供应急救血液。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沈克非教授（图2-14、图2-15）负责主持筹备工作，并快速抽调国内著名临床专家和输血专家数名前往沈阳，共同研究解决各种组织和技术问题。仅历时3个月，在全国全军的全力支持下，沈阳中心血库便迅速建成。沈克非任主任，易见龙任顾问，左景鉴、朱益栋和肖星甫任副主任。另迅速从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和全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调来百余名技术骨干，他们夜以继日地把祖国人民献的鲜血及时运到志愿军前线。

建库后3个月内，共组织和体检献血者有42 426人，体检合格者14 858人（35.2%），采全血100多万ml，其中部分制成液体血浆和悬浮红细胞全部用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伤抢救。

以沈克非教授为首的中心血库的前辈们又一次为我国现代战场中的血液保障和战伤输血救护建立了功勋。

中心血库所采集和制备的全血、血浆和悬浮红细胞储存在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国制造的“拉肯”冰箱内，血液的火车运输则利用木质低温箱进行，箱内温度在10℃左右。木质低温箱（图2-16）的应用是抗美援朝储血、运血的一个创举。血液从沈阳到安东段利用火车快运，从安东过鸭绿江采用改装的冷链运血汽车（图2-17）运至朝鲜的“成川血液分配站”，再运到第一、二基地医院山洞血库；部分血液利用小型木质低温箱运到兵站医院，运到即用。

冒着敌人狂轰滥炸和冰雪封山，第一批（两辆汽车）血液由肖星甫（图2-18）、杨成民（图2-19）分别护送至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东、西两线战地血库。

当时，送前线的血量虽少，但抢救效果显著，某兵站医院院长说：“在金城反击战中收到从祖国运来的血量只能满足当时该院需要量的1/10，但当时伤员现场死亡率下降了90%。”

二、第一个血站与国家输血研究所的创建

（一）我国第一个省市级大型血库的创建

在上海市各级医院对临床开展输血治疗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背景下，时任上海市卫生局技正兼上海市医学化验所所长的伍必雄先生怀着对中国输血事业发展的高尚胸怀，率先于1955年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市级血库。陶芷芬（图2-20）女士任血库主任。

（二）国家研究所及所属血站建立

在彭德怀元帅倡导下，1957年8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天津建立了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次年，该研究所转归中国医学科学院建制，这是中国输血医学学科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我国血液学奠基人之一邓家栋教授（图2-21）任首届所长。

该所于1958年在所内设立了综合型、研究型血站，肖星甫任主任，承担献血者招募、封闭式采血及器具、成分输血等研究和培养我国输血事业技术人才等工作。成立的当年在天津由卫生部召开了我国第一次输血会议，钱信忠部长（图2-22）到会并对加强我国输血研究与临床输血安全工作做了重要讲话。1958年举办了我国首届输血与血液学专业培训班，2个班有100余人。

1965年该血站迁驻四川成都，次年在此基础上经卫生部批准建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下简称输血所），成为中国国家级输血医学和输血事业的研究机构，肖星甫教授任第一任所长。肖星甫先生是中国输血界人所共知的著名学者，他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在“中央医院”任主治医师时就热衷于临床输血工作，他勤学习，善思考，早在1951年就编著了《输血与血库》一书，他以热爱祖国和输血事业的赤子之心，终身兢兢业业，勇于探索，诲人不倦，先后为我国输血医学发展创建了10多项第一。他被誉为中国现代输血医学的奠基者之一，受到我国输血界尊敬。

（三）胶体代血浆在中国

1958年，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黄寅章与林大教授等筛选出右旋糖酐第1226号肠膜状明串珠菌新菌种，显著提高了右旋糖酐的产率，并研发出我国第一个右旋糖酐制品，且迅速在叶秀明工程师等努力下，在国内逐步形成了产业化，开创了中国胶体代血浆的新产业，黄寅章教授成为中国胶体代血浆的创始人之一。

（四）血液保存研究的起步人

“血液保存”是输血医学中重要的基础科学和临床应用实践中的课题之一，也正是从事输血医学研究工作者的重大责任和面临的挑战。我国范启修教授（图2-24）对此做出了贡献，被誉为中国血液保存的开拓者。他在我国首部《临床输血学》（1993年）一书中，曾撰写一章“血液保存”专述，为中国输血界所赞誉。范启修教授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副所长，他发明了采用华伯氏呼吸仪评价体外保存红细胞生理功能变化的方法，其结果与同位素标记的体内检测红细胞寿命基本一致，论文在《中国科学》杂志发表。他的进修生柏乃庆撰写了我国首部《血液保存》专著（图2-25）。

（五）血浆蛋白分离与产业化开端

梁文熙教授（图2-26）首先采用Chon方法在我国首次分离血浆白蛋白和球蛋白等成功。1966年，在天津通过了由卫生部组织的“低温乙醇法分离血浆蛋白及临床应用技术鉴定”。此后刘文芳（图2-27）、王清和（图2-28）2位教授为我国血浆蛋白产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详见第三十六章血浆蛋白制品分离与纯化）。

（六）输血相关免疫血液学技术研究与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尚书颂（图2-29）、陈稚勇等教授，上海的孔禄卿（图2-30）、严眉男（图2-31）、史明真等学者，首先调查和报告了中国各族人的血型分布并出版了血型专著。

1974年，上海市血液中心赵桐茂教授（图2-32）首先在我国开始HLA研究，并于1985年建立了亲子鉴定技术，1987年，撰写出版了《人类血型遗传学》。上海市血液中心吴国光（图2-33）、刘达庄教授（图2-34）早在1990年开始对我国开展血小板特异抗原的调查与研究、检查技术的推广作了公认的贡献（详见第十章血型与免疫血液学）。吴国光教授还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经卫生部批准的红细胞血型参比实验室。

（七）塑料血袋及其采供分血用具的开拓

1949年美国哈佛医学院Lueter教授发明了塑料血袋器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推动临床输血从输全血过渡到成分输血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技术条件。其安全、洁净、坚固、柔软、方便等特点得到了公认，目前已经完成了世界性的普及，此举被誉为输血器材史中的创新性革新。

1960—1968年杨成民领导的课题组，包括上海市血库（现上海市血液中心）郎洁先（图2-35）、上海化工厂沈思约等12个单位200余人在肖星甫教授指导下先后研发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领先性的塑料血袋和采、分、输血全封闭系统，并迅速在中国形成产业化和普及应用，为我国临床输血迈向成分输血的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降低输血不良反应发挥了重大作用^［3］。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杨成民教授等被誉为中国塑料血/液袋的开拓者，上海市中心血站（现上海市血液中心）的李桂英在当时研究实验中因伤手残，表现出了无畏无悔的献身精神。

（八）输血相关传染病研究的开端

输血相关传染病（transfusion-transmitted diseases，TTD）是大家所熟知的输血风险之一。输血所季阳教授（图2-36）是我国此项研究与检测技术普及的起始者之一，他在中国发现和报告了首例人类嗜T淋巴细胞Ⅰ型病毒（human T-lymphotropic virusⅠ，HTLV-Ⅰ）携带者^［4］。并参与编写我国首部《临床输血学》（1993年）和主编《基础输血学》（2001年）。

（九）临床输成分血的启动

临床输血从输全血向输成分血过渡，是世界输血史发展历程中一次时代性变革。我国起步和实施比发达国家较晚，但进展迅速，成效显著，至20世纪90年代已在我国普及。其原因是我国卫生部高度重视，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反复举办成分输血培训班，国内有不少专家应邀在培训班上授课，有力地推动了输成分血的开展。由临床血液科医师改行在广州血液中心从事临床输血工作研究的田兆嵩教授（图2-37）的授课受到广泛好评。田兆嵩教授参与主编或主审的《临床输血学》等4本专著，为我国输成分血的普及和临床输血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输血所方静致教授（图2-38）严谨细致，克己勤奋，在我国血液成分分离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骨髓与实体器官移植的实施

自1954年Murray等首次实施同卵双胞胎兄弟间的肾移植获得成功，开启了实体器官移植的新时代，此后国内外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人类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两类移植研究与实施中与输血基础和临床治疗密切相关。首先，在移植前要以免疫血液学与免疫移植学为基础提供合适的HLA相容性检测和配型；又必须为移植提供巨细胞病毒阴性的血液成分、辐照血液、ABO亚型分型和免疫血液学检测等^［5］。因此，在输血医学中往往包括这2个领域。从现有资料表明，我国开展骨髓移植的起始者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的严文伟教授（图2-39）和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陆道培院士（图2-40），他们都是我国血液学的著名前辈。在中国率先实施实体器官移植者是原武汉“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裘法祖等学者，他们是我国骨髓和实体器官移植研究和实施的引领者（详见第六十三章实体器官移植与输血）。

三、中国采供血组织体系建立

（一）各级采供血组织体系简况

中国各级血站是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公益性卫生机构，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血液中心、地区城市中心血站、县级中心血库。此外，依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85号）和临床输血服务转型发展的需要，医疗机构设置了输血科或血库。

至2019年年底，我国已建成以32个省级血液中心、321个地市级中心血站为主体，99个边远县级中心血库为补充，拥有1 390个固定采血点，覆盖全国城乡、运行高效的血站服务体系；全国绝大部分三级医院设立了输血科、二级医院设立了输血科或血库、一级医院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设立血库^［6］（详见第二十章采血机构与职能）。

（二）中华骨髓库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China marrow donor program，CMDP），简称中华骨髓库（标志见图2-41），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其前身是1992年经卫生部批准建立的“中国非血缘关系骨髓移植供者资料检索库”。2001年中国红十字总会重启建设资料库的工作，同年12月，中央编办批准成立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统一管理和规范开展志愿捐献者的宣传、组织、动员，HLA分型，领导和管理各分库，面向全国及国际患者开展检索配型服务。洪俊岭先生任该管理中心首任主任。

中华骨髓库HLA分型全部采用DNA技术，截至2020年4月30日，中华骨髓库库容（人份）2 811 721，捐献造血干细胞例数9 596，患者申请查询人数86 593（网址：http：//www.cmdp.org.cn/）^［7］。中华骨髓库与移植/采集医院、HLA实验室、入库志愿捐献者随访质控中心、公共脐血库合作，在专家委员会、省级管理中心、地市级工作站、志愿服务总队等协作下，参与世界骨髓库交流，为全球血液病患者提供服务^［8］。

为妥善保存不断增多的志愿捐献者血液样品，2009年中华骨髓库样品库正式成立，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跨越地域最广、民族多样性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健康人血液生物银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血液样本库。

（三）全国的学术与行业组织

1.中国输血协会

中国输血协会成立于1988年，由卫生部直接领导，旨在团结广大输血医学工作者，推动我国输血医学事业的发展。

1986年，由全国首届血站站长学习班的全体同志倡议，经卫生部批准，于1987年在成都成立中国输血协会筹备委员会，肖星甫、才生嘎2位教授主持，杨成民、张钦辉、王培华、胡开瑞等参与起草了中国输血协会章程，组建了办事机构。1987年5月2日，经卫生部批准成立中国输血协会（下简称协会），是卫生部管理输血工作的参谋性群众团体。肖星甫任首届理事长，才生嘎、杨成民、张钦辉、王培华、胡开瑞任副理事长，杨成民兼任秘书长，这是中国输血史上首个全国性输血专业协会。1988年3月，由输血研究所报请卫生部批准出版了《中国输血杂志》，我国著名的书法家、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的赵朴初先生为杂志提名。才生嘎教授（图2-42），蒙古族人，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主管输血工作，在协会建立、血站管理、无偿献血制度建立和法制化管理等方面均做了引领性工作。

2.中国医师协会输血科医师分会

中国医师协会成立于2002年，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级社会团体，由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组成，第一任会长为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教授（图2-43）。主要任务是促进医师职业发展，加强行业管理，开展对医师毕业后的专业医学教育、继续教育和定期考核，提高医师队伍水平，维护医师合法权益，为人民健康服务。

3.中华医学会临床输血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第87个分会——中华医学会临床输血学分会成立于2014年1月11日，由刘景汉教授（图2-44）担任第一届会长。分会的成立对于我国输血医学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明晰输血学科概念、培养专业人才、健全队伍组织建设与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工作，探索临床输血医学发展中的难题，为我国临床输血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与世界接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中国医师协会输血科医师分会成立，其主要职责是对输血科医师或助理医师为服务对象。刘景汉教授任该会输血科医师分会会长。

四、中国献血制度的演变

（一）有偿供血时期

1978年之前，我国医疗临床用血主要是采取个体供血者的有偿供血模式。有偿供血者又称“职业供血者”。世界各国的临床用血在起步阶段都经历过有偿供血这一过程。

有偿献血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有偿血液交易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人们谋生的手段之一，也带来了输血传播疾病滋生等的隐患。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医院临床用血仍由历史遗留的私人助血社（又称“血老板”）来把持，助血员健康缺少保障，弄虚作假现象普遍，血液质量差，易导致输血事故的发生。直到1954年，上海卫生局委托伍必雄先生对私人助血社进行整顿，将其合并为五家，改名为“献血站”。在上海市医学化验所内成立献血者管理组，对献血者进行统一管理，并制定健康检查标准。

（二）义务献血过渡期

1978年11月24日，国务院以国发〔78〕242号文批复卫生部由时任输血研究所所长肖星甫教授参与起草的《关于加强输血工作的请示报告》，开始在全国开展公民义务献血。

义务献血是通过政府献血领导小组或献血委员会，向社会团体、机关、企事业单位分配献血指标，下达献血任务，献血后给予供血者一定营养补助费的献血制度。

我国推行公民义务献血制度后，各级政府加强了对输血工作的领导，实行了对输血工作管理的“三统一”，即统一管理血源、统一采血、统一供血，基本保证了临床用血，卖血现象和混乱的管理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义务献血制度是我国当时计划经济的产物，未能充分调动供血者的积极性，供血者为了完成任务而被动献血。有的单位以补贴、休假或雇佣个体供血者来完成指标，形成变相卖血，义务献血仍然受利益驱动^［9，10］，而血液安全仍然难以得到切实保证。

（三）无偿献血制度的建立

1946年，在英国举行的“第19次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理事会”首次以文件的形式通过了无偿献血的原则。后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Richard Titmuss提出无偿献血的理念，提出无偿献血是献血者给受血者的一种礼物，只有无偿献血，才能有效地建立血液供应和安全的良好机制^［11］。他的观点很快被社会各界所接受，被很多国家用来作为国家血液保障的政策。

我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1997年12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称《献血法》），将献血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用法律保障来推动我国无偿献血事业的健康发展。自此我国无偿献血制度逐步普及并覆盖全国，并得到迅速发展（详见第二十一章献血者招募与管理、第二十二章无偿献血团队稳定策略）。

五、中国输血医学专业教育趋势

根据现有资料表明，合肥学院是一所在“改革中诞生，开放中成长，创新中发展”的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全日制、公办本科院校，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的合肥联合大学。建校伊始提出“适当收费、不包分配、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后勤社会化”的办学模式，引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学校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小岗村”。1985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签署了按照“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办学模式，共建一所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协议，合肥学院成为德方在中国重点援建的两所示范性应用型高校之一。2002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原合肥联合大学和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

1987年合肥联合大学（现更名为合肥学院）开办了我国第一个输血医学大专班，开启了我国输血医学的高等专科教育。广州于1998年由广州血液中心和广州医学院联合也举办了输血大专班（学制3年），连续举办3届，中国输血协会组织编写的一套教材首先在这个班使用。与此同时，上海第二医学院与上海市血液中心合作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增加了输血医学教育的学时，先后又有大连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成都医学院和佳木斯医学院等院校临床或检验医学中开办了输血医学的本科教育。上海市血液中心于2003年分别与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合作成立输血医学相关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北京协和医学院于2013年成立了输血医学系，以输血研究为基地主要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设输血研究生教育单位还有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输血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及南方医科大学等单位，多年来他们为我国输血医学专业培养了众多的科技骨干^［12］。

在职人员的专业培训。肖星甫教授等早在1958年就主持举办了我国首届输血专业培养班；1959年卫生部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输血会议，钱信忠部长在会上强调要重视输血专业人才的培养；1989年和199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在成都举办了两届在职人员输血专业技术大专班，学员经过考核合格后来自全国重要采供血单位。中国输血协会成立后，高度重视输血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以不同形式举办了各种输血相关技术的培训，仅血站站长研修班由上海市血液中心主办，2008—2018年共举办12次，每次50余人，为推动我国输血事业管理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中国血液安全措施

（一）法制保障

中国政府和全体输血医学工作者高度重视血液安全保障工作，根据WHO对血液安全的最新定位^［13］：我国主要采用法制和质量管理两大举措以实现临床输血治疗中所需要的品种、数量及质量安全保证。1998年《献血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无偿献血有了法律保障。之后，围绕血液安全、血液供应，陆续出台了国家和地方的配套法规或管理办法，如《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卫医发〔1999〕第335号）、《血站管理办法》、《血站质量管理规范》、《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血站技术操作规程》、《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等，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血液制品安全的保障。截至2012年，与保障无偿献血制度顺利实施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共有45部，部分地区为了更有力地鼓励供血者自愿献血，又增加了相应的配套制度，如2013年3月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宁波市献血条例》就明确规定，宁波市为无偿供血者提供免费意外保险等（详见第二十二章无偿献血团队稳定策略）。

（二）强化血液安全的投入和质量管理

2001年国家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政府进行1∶1的资金配置用于加强较薄弱的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大幅度地提高了血液质量安全检测条件。卫生部又于2010年启动了15家血站血液核酸检测的试点工作，2015年底完成了全国核酸检测全覆盖工作目标，进一步保障了全国的血液安全。

此外，我国对血液病毒学和免疫学的检测，实施多次把关制度。首先，在献血前对献血者进行安全教育、健康征询，并按规定检查血液合格后，在采血后也对血液进行检测；临床输血科在用血前除作血型复查和配血外，有的医院再对血液病毒学进行复查，全面符合《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85号）、《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卫医发〔2000〕184号）等规定要求后提供临床输用，而临床工作者在给患者输注时还要严格核对患者身份信息与血型等。2020年中华预防医学会血液安全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成都举行首届中国血液安全大会，建立了“输血不良反应预警系统”和提出了“输血不良反应判断标准”。（详见第八十章非感染性输血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