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隐喻研究概况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隐喻就被视为一种修辞格。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比”是一种最基本、使用最为普遍的表现手法。“比”就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隐喻是其子类。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最早开始系统地开展隐喻研究。此后，在他的研究基础上，西方学者继续开展相关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不断结合和发展，隐喻逐渐成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此后，隐喻研究引起更多领域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如认知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及哲学等。隐喻研究也逐渐实现了从修辞向认知的转变，引起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隐喻革命”或“隐喻狂热”[10]。

一、国外隐喻研究概况

隐喻在西方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从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来看，国外对隐喻的研究大致包括三个阶段：①隐喻的修辞学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始于大约公元前300年，止于20世纪30年代，长达两千多年。这是隐喻研究的传统阶段，隐喻被视为一种修辞格，代表人物为亚里士多德。②隐喻的语义学研究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学者们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开展了隐喻的语义研究，代表人物为理查兹和布莱克。③隐喻的认知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隐喻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学者们在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结合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隐喻开展了大量研究，代表人物为莱考夫、福柯尼耶（G. Fauconnier）等[11]。

（一）隐喻的修辞学研究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首先系统地研究了隐喻的性质及功能。在《诗学》和《修辞学》两部著作中，他详细地论述了隐喻。在他看来，隐喻可以把原本属于某一事物的词语用于说明和解释另一事物，或从“属”到“种”，或从“种”到“属”，或从“种”到“种”，或通过类比[8]。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指出了隐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通过某一事物来谈论另一事物。构成隐喻的前提是对两个事物进行对比，因此形成隐喻的两个事物之间既要具有相似点，又必须具有相异性。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隐喻就是一种借用，通过借用与“此物”有相似点的“彼物”来代替“此物”。

他还认为，隐喻实际上是在类比的基础上进行的隐性比较。“明喻也是一种隐喻，其间差别很少”“不同的仅是他们的使用方式。”[12]由此可见，构成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或比较关系。所以，这种隐喻观一般被称为“对比说”或“比较说”。

亚里士多德谈到了隐喻的结构特点：①所有的修辞手段都是通过联想的方式来实现的，转喻和明喻也都属于隐喻；②隐喻是一种修辞格，通过把某一事物说成另一事物来对二者作出比较。他还总结出隐喻使用的一般结构：A is to B as X is to Y.例如：Life is to old age as day is to evening.（生命对于老人来说，就像白天终将成为夜晚）[13]。

亚里士多德探讨了隐喻的两大功能：风格装饰功能和意义创新功能。他认为，隐喻对于诗歌和散文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使风格富于装饰意味而不流于平凡，可以使文体显得庄重而有分量。”[5]对于意义创新功能，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对尚未命名的事物进行命名。借助已知的事物表达未知的事物，“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5]，恰恰展现了隐喻的认知作用。隐喻能让人“有所领悟，有所认识”[5]，从而顺利地认识新鲜事物、掌握新思想。他提到，毫不费力就能有所领悟，自然会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的字意思又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5]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已经隐约感觉到隐喻的认知功能，能够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不可能像现代学者那样深入地研究隐喻的认知功能。

亚里士多德详细阐述了隐喻的使用原则。首先，隐喻的使用应当恰当得体，“每一种奇字的使用都要有分寸。”[12]如果隐喻字过于滑稽可笑，或者太过庄严而带有悲剧意味，抑或从相差太远的事物中取来，就会导致意思含糊不清，这样的隐喻字就不应该使用[5]。其次，使用隐喻必须符合主题、题材等各方面的要求，必须与表达目的保持一致。例如，在称赞别人时，应该从美好的事物中选取隐喻字，而进行讽刺挖苦时，应该从丑陋的事物中选取[5]。

亚里士多德还论述了隐喻与明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明喻也是隐喻，二者的差别是很小的。”[5]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只不过明喻在形式上比隐喻多了一个“像”之类的喻词。在修辞效果上，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明喻没有隐喻那么吸引人，原因在于明喻比较长，不会让人感到多么愉快，而且明喻并没有把某一事物直接说成另一事物，对人心灵的震撼力不是那么强烈[5]。

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却坚决反对使用隐喻。在他看来，隐喻只不过是一些花言巧语，至多是一种修辞性的语言，因此可以用于表达感情，但并不适合用于政治辩论和科学论述[14]。使用隐喻的人不过是一些“毫无哲学头脑、只是一味模仿的诗人……他们并没有真正地了解所要模仿的对象。”[15]在他看来，字面语言才是真实的、首要的，比喻性语言则是寄生的、次要的，而隐喻属于比喻性语言。显然柏拉图贬低了隐喻的价值和地位[15]。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古罗马学者昆体良（Quintilian）继续开展对隐喻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替代论”。他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方法，可以用来替代直接表达法，即可以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将这一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对比论”进行比较，二者具有一些共同点，都认为隐喻只具有附加和修饰的功能，而且都基于共同的基本假设，也就是说，隐喻是在相似性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词汇层次上的修辞现象。但是，两种理论各有侧重。“对比论”侧重考察隐喻构成的实质，即对比，而“替代论”则主要关注隐喻的构成方式，即用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

总之，传统隐喻研究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以相似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词语或短语的表达方式。隐喻仅具有一定的修饰功能，其使用范围仅限于词汇层面[10]。从结构和形式上来看，隐喻是对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11]。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隐喻不仅可以发生在词汇层面，还可以出现在句子、语篇、话语层面，甚至还能存在于文体之中[16]。

（二）隐喻的语义学研究

语义学以话语、句子、语篇等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语言中的词语意义。许多学者，如理查兹（I. A. Richards）、利科（Paul Ricoeur）等，在语义学研究上颇有造诣。

1936年，英国学者理查兹出版了《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书中提出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被认为是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对隐喻的论述突破了传统隐喻研究中仅将隐喻视为辞格的局限，标志着隐喻研究开始进入全新的阶段。

互动理论认为，隐喻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9]。隐喻不仅在人们的日常会话中随处可见，而且还大量出现在严谨的科学用语中。理查兹指出，传统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或者一种词与词之间的转移和置换，这样的解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从宏观的角度理解和认识隐喻，认为隐喻在本质上是思想之间的交流，是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9]。他把隐喻中相互作用的两个事物分别命名为“本体”和“喻体”，把二者之间的相似性称为“喻底”。

理查兹对隐喻的定义主要基于“相互作用”的标准，即一个词用作隐喻的判断标准是，语言中出现了本体和喻体，并且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种包容性意义。“如果可以分出至少两种相互作用的意义，就可以判断为隐喻。”[9]他认为，隐喻是一种语义现象，因此应该在句子层面对隐喻进行考察；隐喻是本体和喻体的词义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一种新意义的产生过程。他认为，把两个表示相同事物的思想放在一起，让它们相互作用，隐喻的意义由此产生。从本质上讲，隐喻是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际，是语境之间的交易。理查兹多处提及隐喻与思想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反映出隐喻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标志着隐喻研究开始向认知方向转变。

1975年，利科在《隐喻的规则》（The Rule of Metaphor）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并归纳整理以前的隐喻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隐喻不仅出现在词层面，还可以发生在句子、语篇、话语层面，甚至能存在于文体之中[16]。隐喻不仅能够丰富人类的语言，改变人们表达的方式，而且能够为人们提供解读世界的新视角。

互动理论丰富了对隐喻本质的理解，将意义和语境密切联系起来，从句子的层次来理解隐喻的特点，并且将认知引入隐喻的形成和理解过程中，从而使隐喻研究的视角逐渐从修辞格过渡到认知方式，为后来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开展隐喻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互动理论对隐喻研究所做的贡献就在于此。

（三）隐喻的认知研究

互动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隐喻研究的视角开始从修辞格向认知方式过渡，但是直到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隐喻的认知研究才真正开始。他们接受和吸收了理查兹等的互动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从认知的视角对隐喻本质进行系统的阐发，最终提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观点。1987年莱考夫出版了《女人、火与危险事物》（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一直以来，这两部著作都被视为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奠基之作。1999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又合作出版了《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从认知的角度指出隐喻的构建基础。就这样，莱考夫和约翰逊完成了系统的隐喻认知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对隐喻的本质进行了全新的阐述，指出“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动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6]从本质上讲，隐喻就是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6]。由此可见，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方式。在对隐喻进行认知和理解时，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事物来认识、理解、思考、表达另一事物，因此这一过程是概念性的。隐喻是常规的，其使用是自动的和下意识的，并不需要专业的技巧和特殊的努力。隐喻不再被狭隘地认为只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和认知方式，这样就实现了隐喻研究从修辞方式向认知方式的飞跃。这样，隐喻研究彻底地冲破了传统修辞观的束缚。概念隐喻理论的贡献之一是发现了隐喻和认知的相互联系，不但加深了对隐喻本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从全新的视角认识人类的行为、经验以及语言。

认知隐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观点：隐喻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是建构、表达新概念的重要方式之一；隐喻是系统性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通过一个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虽然两个概念的认知域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结构却是一致的，因为构成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隐喻又具有不对称性，虽然其源域与目的域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但是二者并不对称，映射只能是从源域向目的域进行，反之则不可；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隐喻普遍存在于语言和日常生活中，说明隐喻是建构人们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的基本方式；隐喻可以将源域的意象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但是这种映射并非随意而为的，其映射基础是人们的身体和日常经验。

莱考夫认为，隐喻是人们思想、行为和表达的一种系统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通过熟悉的、有形的、简单的概念来认识和理解陌生的、无形的、难以理解的概念，这样就能够在不同的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他认为概念隐喻主要包含三大类别：空间（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本体（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和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空间隐喻是指参照人们熟悉的空间方位而构建起来的一系列隐喻概念。空间方位是人们在认识自身和周围世界过程中获得的最基本概念，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较早获得的基本经验，其意象图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对空间方位认识的基础上，人们自然会将一些抽象概念，如数量、地位、情绪、身体状况等，投射到具体的空间方位概念上，从而借助一些原本用于表达空间方位的词语来表达相对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上下、前后等本来用于表达空间方位的词语，就可以用来表示数量的多少、地位的高低、身体状况的好坏，这样就形成了空间隐喻。结构隐喻是指借助一个概念来谈论另一个概念，将谈论某一概念的各种词汇用于谈论另一概念，或者用谈论源域的词来谈论目标域，从而使目标域与源域具有相同的结构。虽然这两个概念具有明显不同的认知域，但其基本结构是相互一致的，即二者的构成成分表现出规律性的对应关系。本体隐喻是指借助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实体或实物来理解和认识无形的、模糊的、抽象的概念的隐喻。物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对物体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用于理解和表达抽象概念。在本体隐喻中，陌生、模糊、抽象的无形概念，如感情、思想、事件、状态、心理活动等，可以通过熟悉、具体、有形的实体表达出来，从而在不同概念之间形成相互关联。隐喻的认知方式，有助于人们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升华对主客观世界的认知。容器隐喻是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本体隐喻。这是因为容器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常见的物体，甚至连人体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容器，存在着内外之别。在认知客观世界的长期过程中，人类逐渐形成一种容器图式。该图式包含三个部分：里、外和边缘。在此基础上，人们将对容器的各种认识用于认知和说明其他非容器的物体。这样，无论丛林、田野、房子等具体事物，还是事件、行为、活动、状态等抽象事物，都可以当作容器来理解和认识。

由此可见，莱考夫认为，隐喻不仅是言语表达的修饰手段，而且还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认知手段。其构建基础并不是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而是已获取的经验在跨域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似性是在跨域投射的过程中形成的[6]。认知隐喻观认识到隐喻在人类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对隐喻机制的认识进行延伸，用于人类的认知之中，认为隐喻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莱考夫将隐喻的机制理解成两域之间的投射，对隐喻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除莱考夫和约翰逊外，语言学家福柯尼耶（G. Fauconnie）也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对隐喻开展了系统研究。他在莱考夫的研究基础上，对映射理论进行不断的补充，提出更为完善的心理空间理论。该理论认为，隐喻通常由源心理空间和目标心理空间组成。这两个心理空间还有一个上位空间，称为“类空间”。在隐喻意义的建构过程中，以上三个空间共同为新的心理空间（即隐喻意义）的产生提供输入。这样来看，隐喻的产生离不开以上四个心理空间，即源心理空间、目标心理空间、类空间和即将产生的新心理空间。四者关系密切，其中前三个心理空间共同为新心理空间的产生提供输入，而新心理空间是前三个心理空间相互作用下的结果。通过分析概念的空间合成、跨空间映射以及由此形成的层创结构，这一理论更加详细、清晰地阐释了隐喻的实时建构过程和隐喻意义的推理机制[17-18]。多空间模型的可变性更强，因此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两域之间的互动性，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映射理论中无法细致表现的推理和整合过程。在心理空间理论中，合成和整合是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故该理论又称合成空间理论。这一理论是对映射理论的新发展，是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国内隐喻研究概况

（一）中国古代隐喻研究

我国的隐喻研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中国古籍中并没有对隐喻的明确界定，中国古代对隐喻的研究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呈现出明晰的脉络，也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在中国古典诗学、美学乃至哲学的研究中，隐喻仍是重要的研究对象，隐喻的特性和功能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中国古代的隐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19]。

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虽然没有在语言中直接使用“隐喻”一词，但却处处体现着隐喻性思维。当时隐喻性思维集大成者当首推《周易》，贯穿全书始终的“象”便是典型标志。该书以阴阳来论证和描述事物的运行规律，归类天地万物的性状，以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隐喻思维方式）认识和理解世界万物。《周易·系辞传（下）》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此可以看出，《周易》对隐喻思维的运作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即隐喻的本体是自然物象和人事意象，隐喻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揭示出那些难以言表的人生哲理。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断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政治上的“和谐社会”理念、中医学的“人与四时相应”观念等。值得一提的是，隐喻思维对中医学理论的构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经》中谈到对隐喻的认识。《大雅·抑》云：“取譬不远，昊天不忒。”由此可见，古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隐喻喻体选择的原则，掌握了以熟悉喻陌生、以浅近喻深远的隐喻运用原则。《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云：“择善而从之曰比。”这是中国典籍中最早对隐喻作出的界定，不但介绍了隐喻选择的原则，而且为后世隐喻乃至整个修辞传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

诸子百家对隐喻理论进行进一步的阐发。《论语·雍也》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由此可见，孔子提出了“能近取譬”的隐喻原则。“近”是选择喻体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取”则是说话人的态度和手段，“近”和“取”共同构成比喻运用的基本规律[20]。这是从伦理角度对隐喻作出阐释，突出隐喻在道德方面的特殊功能。《孟子·尽心下》云：“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此句指出了隐喻的一个重要特点：“言近而指远”。荀子在《非相》篇中提到，“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此句强调隐喻的功能在于说明道理。《正名》篇中提到，“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此处指出运用隐喻的基本做法和要求：寻找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墨子在《小取》篇中提到，“论求群言之比……‘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这里明确地阐述了隐喻的定义、功能和种类。他还指出，“以类取，以类予”，“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事物要按类别进行归纳和推论，通过举别的事物来说明这一事物。《庄子·寓言》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此处指出有所寄托的话大多采用寓言的方式进行表达，因为这样更容易使人信服。虽然诸子百家对隐喻的论述较为零散，尚未形成体系，但是可以看出先人们已经开始讨论隐喻的概念和运用原则，并且注意到隐喻具有说明他物的功能。

两汉时期，隐喻研究主要出现在伦理诗学和政治修辞学领域。东汉哲学家王符在《潜夫论·释难》中云：“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他讨论了隐喻的产生原因和作用：因为本体“直告之不明”，故需要通过喻体进行说明。他还讨论了选择和运用喻体时需要注意的事情：“非以其文”“必以其真”，即注重其本质，而非表象。刘向也对隐喻进行了颇多研究。《淮南子·要略训》云：“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此处强调运用隐喻的重要作用：不使用隐喻就会“不知精微”，不理解隐喻就会“无以推明事”。他还指出，“假象取耦，以相譬喻……假譬取象，异类殊形，以领理人之意”。也就是说，隐喻的运用（假象）必须借助他物，本体和喻体之间应该有相似之处（取耦），这样才能构成“譬喻”。可以看出，刘向对隐喻的认识已经与现代修辞学的观点非常接近。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较为系统地对隐喻进行探讨，介绍了比和兴的定义、特征、分类与功能。《比兴》云：“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也就是说，比附事理可以在归类的基础上进行，从而达到指明事理的目的，而托物起情则需要借助事物微妙含意，从而达到表达情意的目的。又云：“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取类是比和兴的共同本质特征；用于比兴的事物表面上可能相差甚远，但二者存在某种潜在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喻体本身并无常形，声音、形貌、心思、事物等均可以充当喻体。

南宋陈骙所著《文则》是我国首部修辞学专著，在我国古代修辞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书中全面总结了前人对隐喻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古代隐喻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文则》云：“《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此处显然已经认识到隐喻在文作中的普遍运用；他还将譬喻分为十种类型：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和虚喻。对于这些类型，他不仅给出定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而且还举出前人著作中的例证，推导其中的规律。这是中国修辞学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隐喻”的概念，并且指出隐喻是比喻的子类。对照《文则》和现代修辞学可以看出，《文则》中的隐喻思想已经与现代修辞学非常接近，只不过二者使用的术语有所不同。《文则》的诞生标志着现代修辞学已经初见端倪[19]，在中国修辞史上的影响无异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

明清时期，学者们对隐喻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明代学者徐元太收集和整理了历代典籍中对谐喻、譬喻、寓言等隐喻现象的相关论述，辑录成《喻林》。该著内容极为丰富，堪称中国古代隐喻研究之最。清朝学者唐彪细致区分了借喻和明喻，而吴佩芬则对比喻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包括以物喻者，以人喻者和以事喻者等三种类型。

（二）中国近现代隐喻研究

近现代以来，学者们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更为深入地开展对譬喻、借代、比兴、比拟等语言现象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龙伯纯于1905年出版《文字发凡》。在借鉴陈骙隐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深入探讨了譬喻法的定义、效果及其分类。他认为，譬喻是“恐本事本物不甚明白，而引他事物以显之也。”运用隐喻可以产生三种效果，分别是准确地表情达意、增加新知识和让人身心愉快[21]。他还重新划分了隐喻的类型，包括直喻、隐喻、类喻、提喻、换喻、讽喻等。

刘金弟1908年出版了《文法会通》。根据譬喻的结构和内容，即喻意和正意的关系，他将譬喻分为五大类别：①两句平对，或喻意在前，正意在后；抑或正意在前，喻意在后。如“富润屋，德润身。”②三层排比，前两层均为喻意，而后一层为正意。如“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③正意与喻意不相平对，喻意在正意前后均可。④喻意在文中自成一段，正意在其前后均可。⑤以喻意为正意者。如“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他强调譬喻的运用原则是“意贵浅俗，词贵雅训。”[22]也就是说，譬喻应该以浅显喻深奥，同时还要考虑用词的雅致，使隐喻兼具教化和审美的双重作用。

陈望道是我国最早中西结合研究修辞学的学者。1932年，他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修辞学发凡》，成为中国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的标志[23]。他认为，譬喻是指“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或写文章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2]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譬喻的本质特点在于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应该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整体上又有着根本不同，这两个要点缺一不可[2]。对于隐喻和明喻的区别，他认为，与明喻相比，“隐喻是更进一层的譬喻”[2]。在表达意义上，构成明喻的两种事物是相类的关系，而构成隐喻的两种事物却是相合的关系；在表达形式上，明喻一般为“甲如同乙”，而隐喻一般为“甲就是乙”[2]。陈望道还对比喻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类，将比喻分为明喻、隐喻和借喻三类，并指出其在表达上的异同。《修辞学发凡》对我国的隐喻研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隐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中国当代隐喻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认知语言学和隐喻认知理论被大量译介到我国，从而推动我国的隐喻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隐喻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介隐喻理论和隐喻认知理论研究两个方面。

1.评介隐喻理论

林书武最早把西方的隐喻认知理论介绍到中国。他认为，目前隐喻研究的焦点是概念隐喻、概念整合理论、空间隐喻研究等，应该从认知的角度开展隐喻相关研究，并且主张隐喻研究要与语言的神经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相结合[14]。

赵艳芳以书评的方式系统地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从而将概念隐喻理论介绍到国内。该理论认为，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思维方式，主要包括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三种类型[24]。

王寅指出，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该理论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因此，体验哲学自然而然成为隐喻认知理论的哲学基础[25]。

2.开展隐喻认知理论的相关研究

张沛在《隐喻的生命》中全面考察了隐喻的转换生成特性。他从真与假、隐与显等八个方面入手，说明隐喻具有辩证的转换生成本质。他指出，这种转换生成构成了隐喻的存在形式，与此同时，语言学、文学乃至生命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转换生成的隐喻特性[26]。

耿占春的《隐喻》是我国第一部隐喻研究专著。他清楚地意识到隐喻认知的重要作用，并运用散文诗的语言深刻地论述了隐喻在哲学和诗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7]。

胡壮麟对韩礼德的隐喻观进行了评介，并就语法隐喻和隐喻与文体的关系展开研究。在他看来，语法隐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以语法术语来隐喻现实世界、以语法结构来隐喻现实世界，以及以语法理论来隐喻现实世界[27]。他还出版了《认知隐喻学》一书，全面阐述隐喻学研究的概况。

束定芳出版了著作《隐喻学研究》，提出建立现代隐喻学的任务和目标。该书在描述和分析西方隐喻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和揭示了隐喻的本质特征、产生原因、理解过程、工作机制和功能等。该书是我国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的第一本专著[4]。

蓝纯在国外的隐喻认知理论的基础上，从认知角度分析真实语料，研究汉语中的空间隐喻现象[28]。他率先运用隐喻认知理论研究汉语语言现象，特别是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了创新。

随着对西方隐喻理论的不断介绍和引进，我国学者对隐喻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很多学者已经开始运用各种现代语言学理论，对隐喻相关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如隐喻生成机制和运作机制、隐喻与抽象思维等。目前，隐喻研究已经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逐渐成为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等学科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