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从朱良春现象看中医学术的继承与创新

作为朱良春老师较为早年的学生，我1964年毕业实习起跟师临床，蒙师指导获当时（1965届）毕业成绩总分第一名。后有幸分配来南通，在朱老指导下工作，并继续学习，直至1978年，师从14载，几未间断，包括在那“最黑暗的年月”，老师均倾囊相授，使我受用终生。2002年，我代表朱老学生在一次会议上的谢师感言中提出“朱良春现象”后被多家媒体引用。现再结合主题，谈一下对中医学术继承及创新的看法，以供进一步讨论。

约在1995年，为恭贺朱良春先生从医60周年，我的学友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王立教授曾言：“深感朱良春先生在中医学术领域中的大家风范，博采百家，自成系统，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平生所处，偏于东南一隅，故尝语友人：‘当今中医居地区一级，而影响及于全国者，朱老一人而已。’”超越区位强势，独树一帜，声誉遍及国内外，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尤其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优势特色，有其重要的现实及深远意义。

疗效是块试金石，只要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朱良春先生是临床大师，卓著的临床疗效，堆砌出他无穷魅力。朱老强调：“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本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所以临床疗效是迄今为止一切医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医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为此，吾人必须在临床实践方面多下功夫，成为一名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临床家，而无愧于前人。”告诫我们临床疗效是中医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医学术的核心竞争力。此中印象最为深刻者，朱师始终瞄准临床疑难病及危重病，尤其当时、当今西医尚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或即使解决但在身体状况、经济基础方面难以承受的病患，因疗效奇特，逐步彰显优势，扩大服务范围，拓宽生存空间。如对顽痹（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痛风、肝硬化、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心脑血管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肺结核、肺脓肿等的治疗。当疼痛难忍、活动受限，几乎病瘫在床这种“不死的癌症”（类风湿关节炎），西药走到尽头（或激素副作用显著，无法接受）时，以“益肾蠲痹”为主治疗，应用朱老所倡益肾壮督，配钻透搜剔之品，往往能出奇制胜，力挽沉疴。“肝硬化腹水”也属中医内科“风、痨、臌、膈”四大难症之一。朱老首创的“复肝丸”确能使肝、脾缩小，腹水渐退，开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先河。约在20世纪60年代，以红参、紫河车益气扶正，炮山甲、鸡内金、地鳖虫、三七等活血化瘀，逆转肝纤维化的临床事实疗效，我们均一再亲目所睹，惜未进行系统观察。但至200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内容之一已赫然写明“扶正化瘀法在抗肝纤维化治疗中的应用……”无独有偶，20世纪（1963—1964年）朱师在《中医杂志》曾连载“虫类药在临床应用上的研究”，一时在国内引起重大反响，文中“水蛭”条下已明显提及治疗胸痹心痛，跟师实践中也常见将冠心病心绞痛、风心病等循环系统疾患，按中医“心痹”辨证施治，常用水蛭、全蝎、地鳖虫等虫类药物，多能收到常规药物治疗难以达到的临床疗效。约40年后，以5味虫类药为主组成的“通心络”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一个中成药主打）。“肺脓肿”是20世纪发病率及死亡率较高的疾病，因抗生素在脓肿一旦形成后已无能为力，胸外科治疗有其严格手术指征，且基层难以普及。朱老深入民间采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发现挖掘出专治“肺痈”的民间医师成云龙，请来医院系统观察，开设“肺脓肿专科病房”。我有幸参加其中攻坚阶段，当亲眼看到中医药的强大优势，大快人心时，会忘记日日夜夜的辛劳。患者来院时持续高热40℃，咳吐脓血、生命垂危来院后一经确诊，使用铁脚将军草（金荞麦）单一中药制剂后，多数患者在1～2日之内体温正常，转危为安。记得最严重的一名患者两肺23个病灶（多有液平），5次血培养均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确诊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伴多发性肺脓肿。这样严重的患者曾由我主管，所以我清楚记得未使用任何抗生素（包括口服），完全使用中药（以金荞麦制剂为主）治疗后，患者两肺脓肿、空洞均愈合，血培养转阴，痊愈出院。此项研究后经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专家合作，系统观察506例（均有治疗前后胸片对照），治愈率91.3%，效果奇佳，胜出当时多种广谱抗生素的疗效，于20世纪80年代取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及卫生部一等成果奖，是我国对外介绍中医药成果的十三项之一。所以中医的优势特色不是口号、空话，一个事业如此，一个医家也如此。疗效是硬道理，但如朱老所倡导的必须求真务实。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不遗余力追求疗效，及时总结经验，光说大话、空话、废话只能帮中医的倒忙。大跃进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继承与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永恒主题，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更是继承的动力。朱良春老师勤于耕耘，学有渊源。我记得早年跟师学习，每次早或晚请教时，朱师多正在伏案阅读，或笔耕不止，不忍打扰。先生坚持“每日必有一得”的刻苦钻研精神，言传身教，常人难及。上自《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下及历代名著，尤对清代叶天士、蒋宝素和近代张锡纯等名家著述，无不用心博览。先生师承章次公大师。章次公先生亲炙前贤丁甘仁、曹颖甫。《经方实验录》《丁甘仁医案》为先生指定后学等必读之书。他对《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作过深入研究，并从中领悟辨证精髓。尝以经方起大疴，随先生学习时常见以大承气汤加味治疗乙脑、高热、神昏，取效卓越。另，先生对《千金方》曾系统分析研究，吸取其简、便、验、廉的特色，注重搜集民间有效的单方草药。著名的季德胜蛇药、陈照治瘰疬（淋巴结核）的拔核药、成云龙治肺脓肿的铁脚将军草均为先生亲自发掘，并产生巨大社会及经济效益。先生常云，只有将基础理论乃至草头方药进行深入学习研究，才是全面继承，方可系统整理，进而发展、创新、提高。

先生对虫类药悉心研究数十年，从《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历代医家著作，以至民间验方，广泛搜集，注重验证，结合药物基源、有效成分，现代药理，系统整理，于1981年著述出版我国第一部虫类药专著《虫类药的应用》，将散见于历代文献中的虫类药研究全面继承，并有切于实用的多处创新，尤其在疾病谱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今，为治疗许多现代疑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病另辟蹊径，别开洞天，为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添上了一笔浓墨重彩，给中医学乃至整个医学界留下深刻印象。先生受业师章次公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思想的影响，一向重视对现代医学的学习，吸取其长处，为我所用。据我的学友医学史专家马伯英教授（曾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协助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教授工作）考证，朱良春先生为我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的学者，当今即便是初为医者多耳熟能详的观点，先生在近半个世纪前已经明白无误地提出，是多么难能可贵。先生强调中、西医各有所长，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之一，特色所在，不但不能丢弃，而且要不断发扬，如结合西医辨病，宏观与微观相参，使治疗各具针对性，有利于提高疗效。先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医的任务与展望》中指出：“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应当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创新的，因此，中医药必须实现现代化，这是摆在21世纪中医面前不可推卸的重要任务之一。”

根深才能叶茂，以至硕果累累。朱良春老师深造于“经典”，创新于现代，卓越的继承，成就了超群的创新。诚如已故儿科权威江育仁老师对朱老的评价赞誉：“才智天生，思维超人。善于继承，勇于创新。辨证辨病，见解英明。虫类研究，誉满杏林。”

“朱良春现象”揭示出中医药继承与创新一个方面的规律，折射出中医药学扎根临床、发扬光大的真谛，是新形势下，彰显中医特色、优势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