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重要启示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以来会计管理和会计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是会计管理和会计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虽然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着眼点具有差异性，但会计作为微观管理的一项内容或一种工具，只有紧盯党和政府工作重点，并为此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会计才能在历史舞台上凸显自己的角色，内容才能不断丰满、方法才能持续优化、实践和理论才能不断得到提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于恢复经济秩序，重建因战争而停滞和受损的国民经济，会计积极参与其中，重整核算规范、确保经济秩序、分配短缺物质，在这一过程中很快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企业会计核算体系；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会计则迅速开展了以法制建设和会计规范建设为主的一系列基础性工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出台了包括“两则两制”和行业会计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会计核算规划，为积极建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并参与包括成本核算、经济效益核算、加强会计监督、参与企业管理等工作，奠定了现代企业会计基本体系，明确了会计目标及职能，形成了成熟的会计方法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加入WTO，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确定为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国内企业在国际顶尖资本市场上市成为现实，吸引国际资本规模迭创新高，会计国际化脚步明显加快，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势头迅猛，最新会计方法被引入国内企业，国内学者的国际视野也大幅扩展。

第二，会计只有适应并融入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满足其需求，才能凸显自身价值。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过程越按照社会的规模进行，就越容易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而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变得越发必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会计比农业和手工业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公有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会计发展的四个阶段中，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其后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最初在清理家底、搭建核算平台以提供准确相关信息、短缺物质的分配等过程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其后服务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并不具有严格意义的主体身份，但会计仍然在财政资金管理、成本核算与控制、财物调拨和安排等活动中，充当着精细化管理的好管家，为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添砖加瓦；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经济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计则快速融入经济体制改革和稳步对外开放中，根据形势需要及时修订完善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特别是建设中外合资与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助力两步“利改税”的落实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积极推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制定和实施为主要内容的会计法制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核算与监督基础；三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基于企业是市场经济主体这一设定，会计在制度上首先把目光投放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上，其次迎合国内资本市场的建立，推出一整套股份制企业会计与审计管理规范，为塑造企业这一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开启了发端于“两制两则”和行业会计制度的“会计改革风暴”，为其后一段时期会计规范改革打下坚实基础，在新中国会计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四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伴随着全球化浪潮，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会计在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解释、更大规模引进外资和走出国门进入高水平资本市场融资、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会计准则协调、应对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提升会计数智化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身份相称的会计形象得到充分诠释。

第三，虽有波折，但我国会计发展历程始终围绕着国际化与国家化的轨道前进。新中国会计发展始终与国际化和国家化相伴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模式、21世纪大量借鉴以英美模式为代表的国际会计规范，都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深刻实践；而结合自身国情发展的增减记账法、定额成本经济核算、支撑国民经济的资金计划等，则是我国会计国家化、本土化的具体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会计发生了深刻变革，其最主要特征就是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加入WTO后快速实现对外开放所导致的会计国际化（陈信元，2018）。会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要求（曲晓辉，2001），客观地说，会计准则在实现与国际报告准则趋同后，能够提供更具可比性的会计信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带来便捷，极大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也为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王积慧等，2019）。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会计在根本上是环境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现代商业制度发端于西方，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会计理论和方法也发端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美国会计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指出，通过考察人类思想与生活环境两者关系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顺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会计学家郭道扬也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则是促进会计发展变化的第一历史环境，或者说是首要的历史前提条件。两位会计学者都在向我们阐明同一个道理：会计首先是经济环境的产物，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背景直接制约乃至决定了这个时期会计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走向。对当今我国会计国际化与国家化的认识亦应如此，即由于各国文化、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背景的不同，势必造成会计的差异化（李小丹，2003）。

第四，我国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总体呈现齐头并进态势。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和服务于实践，这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用于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会计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也是适用且恰当的。

最典型的阐释有三次，即会计理论界的两次大讨论，以及21世纪初开始全面采用以西方通行的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范式，对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问题开展的探讨与考察。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大讨论本质上讨论的是会计是否应当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即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来自不同政治阵营、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基于自身理解提出观点，是学者们思想认识的自然延续。这也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基本观念，即会计确实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体。其二，20世纪80至90年代的第二次大讨论，其根本上是一次对会计自我认识的反思，这与会计理论界在面对改革开放浪潮时，如何把会计从计划经济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投身于火热的经济体制改革、扬弃式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心理状况息息相关。从今天来看，大讨论的结果最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管理活动论，二是信息系统论，前者可能更倾向于会计在参与经营决策、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中的作用，后者可能更倾向于把会计当作按照执业规范制造并提供信息的一项工作。前者更强调会计的主动性，后者更偏重会计的被动性。其三，21世纪初，受全球化和国际化思潮影响，许多会计学者开始强调理论研究应向西方看齐，即在研究内容上要聚焦于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问题，特别是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盈余管理动机与后果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国际通行的实证研究范式。与国外以需求为导向的研究不同，我国的研究大多以供给为导向。新兴的资本市场客观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情况，证券投资者对会计信息也不够重视，学术研究者追求高层次学术成果的发表，可能是实证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马莎莎，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