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背景

历史是传说产生的客观条件。没有满族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没有建州女真，尤其是努尔哈赤先祖世系漫长的迁徙过程，都无法形成努尔哈赤传说，而东北地域的历史变革与社会变迁更使努尔哈赤传说在当代得以保留与传承。本节将简略回溯这一历史发展轨迹，探寻传说产生的宏大背景。

一 从肃慎到满族

确切地讲，满族的定名时间较晚，作为民族名称最早出现在1635年。据《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太宗皇太极谕曰：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2]

这是现在满族“颁金”节（满语音译，即诞生日）的由来。命名时间虽然不足四百年，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满族人与世代生活在中国东北古老的肃慎系民族的族源及演变关系。因此，从整个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满族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族群。传说的形成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对于满族源流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清晰辨别努尔哈赤传说的民族特征。由此，简要回顾满族及其前世的历史是颇有必要的。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满族的形成经历了商周时代的肃慎、秦汉魏晋的挹娄、南北朝时的勿吉、隋唐的靺鞨，以及辽金之后称为女真的演变阶段。这些变化不只是名称上的更替，更是民族共同体的不断交流与融合。从地理分布来看，他们大抵在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及以北的广袤地区活动，东部濒海，也正是因为地域广阔，生产力的发展在部落社会形态下也极不均衡。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情况，具体的民族变迁史是十分复杂且具体的。

“楛矢石砮”是文献中对于肃慎族群的重要记载。据说，他们在武王灭商的时候就曾进献过这类工具。显然，那时大部分肃慎仍处于石器时代，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满洲源流考》点明了满族与肃慎之间的关系，“金国本名珠里真，谨案：本朝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与珠里真相近，但微有缓急之异，实皆肃慎之转音也。后讹为女真”[3]。这些记载证明了肃慎虽地处东北，但与中原王朝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肃慎在东汉以后称为挹娄。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扶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及”。挹娄的社会生活承继了肃慎，地域广阔，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晋书·肃慎氏传》云，“多畜猪，食用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在冬季，他们以猪膏涂擦身体，抵御风寒。挹娄人擅射，会制造毒箭。史书上曾多次记载其向中原王朝纳贡，并进行物品交换。

南北朝时期的勿吉，也称为窝集，即森林民族。《魏书·勿吉传》云：“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在生产方面，“其国无牛，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勿吉在这一时期农业已有进步，但狩猎仍占主导地位，并且与中原交流更加频繁。

从北齐开始，靺鞨又等同于勿吉进入史书。隋唐时期，靺鞨形成了七个大的部落，其中粟末部“与边人往来，悦中国风俗”[4]，因此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公元713年，以粟末部为主体的靺鞨人建立了被称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国。渤海国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后来，另一支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部在契丹灭渤海国后，改称女真，并迁居到渤海旧地。

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肃慎国也。本名朱里真，番语（指契丹语）讹为女真。或以为黑水靺鞨之种，而渤海之别族”。辽代的女真人分为生女真、熟女真、北女真、南女真、回跋女真、鸭绿江女真、长白山女真、濒海女真等部落。由于辽国对女真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以完颜阿骨打为代表的女真人进行了抗争，并且在公元1115年建立了金朝。一百多年后，金朝灭亡，女真人转而被元朝所统治。虽然社会在不断发展，但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女真人的社会经济仍然极不均衡，如靠近辽东地区的女真人在生产力上要远超过松花江流域与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

明朝初期，一些女真人部落为寻求更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条件开始逐步南迁。至明中叶，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形成了三个主要的部落集团，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其中，建州女真人，也就是满族先民的主体部分，源于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他们经过数次迁徙后，主要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海西女真人分布在“明开原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野人女真部主要分布在“建州、海西女真以东、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至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5]。居住地的差异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当建州与海西女真在不断壮大势力形成部落联合的时候，地处更北的野人女真依旧保持比较原始的部落组织状态。[6]在这样的生存现状与历史机遇下，由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人在16世纪下半叶应势崛起，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公元1616年，他在辽东的赫图阿拉城称汗，建立了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王朝，史称后金。努尔哈赤通过施行八旗制度、创制满文等一系列政令，为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 爱新觉罗氏族迁徙史

努尔哈赤传说的形成离不开其族群历史的建构。按照君权神授的逻辑，爱新觉罗氏所代表的家族血统成为皇权统治的关键手段。史籍中所记录的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可以追溯到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孟特穆），后尊为肇祖原皇帝，并将他之前的先祖一直推到“神话时代”的仙女之子布库里雍顺。

据《满洲实录》记载，清始祖布库里雍顺出生在长白山东北的布库哩山下的布勒瑚里湖。起初天降三仙女在湖中沐浴，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上岸后，三仙女佛库伦见神鹊衔来一枚色彩鲜艳的果子放在自己的衣服上，不忍释手将其置于口中，误食而孕，生下了布库里雍顺。这类感生神话在其他民族中也极为常见，如《诗经》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布库里雍顺出生后，被告知要平定三姓之乱，于是，他乘舟顺流而下，至人居之处登岸，来到了长白山东南被称为鄂谟辉的鄂多里城。那里的三个部落正互相厮杀，争夺霸权，见布库里雍顺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又听说他乃天女所生，姓爱新觉罗，且奉天命到此平息战乱，于是，三姓人推举他为主，定国号为满洲。

历数世后，其子孙暴虐，部属遂叛于六月间，将鄂多理攻破，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枯木椿，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其孙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略，将杀祖仇人之子孙四十余，计诱于苏克素浒河呼兰哈达山下赫图阿拉，距鄂多理西一千五百余里，杀其半以雪仇，执其半以索眷族。既得，遂释之。于是，孟特穆居于赫图阿拉。[7]

上面一段《满洲实录》的记载，虽然出自皇太极时期的档案编修，也被看作是满族源流及定名的官方记录之一，但显然与族源史实并不相符。不过，如果剥除其中的神话色彩，忽略掉事件的顺序与错置的人物关系，只保留故事的基干，却依旧可以反映出一定的历史真实。这正是建州女真部落的形成过程，即从黑龙江流域几经迁徙，到最终定居苏子河流域的曲折历程。

这里面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历史上的都督孟特穆，也就是猛哥帖木儿。他是松花江流域女真斡朵里部的酋长，也是当时元朝在女真人居住地区设立的一个万户府的首领。据朝鲜人编撰的《龙飞御天歌》记载，“如女直，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这三个部落被称为“移兰豆漫”，翻译成汉语就是“三万户”。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接连引发地方部落之间的纷争，猛哥帖木儿率领的斡朵里部和阿哈出率领的胡里改部（即火儿阿）不得不带领族人避乱迁徙。从此开始，作为建州女真主体部分的两个部落就相继踏上了南迁的道路，并通过融合不断地发展壮大。

但他们的迁徙并未沿着同一条路。胡里改部来到了辉发河流域的凤州；斡朵里部则先来到图们江流域，后定居在朝鲜会宁斡木河流域（第一次迁徙），并与朝鲜民族有了广泛的接触，这也是为什么会在朝鲜文献中发现了不少关于努尔哈赤族源的传说，并且这些文本特点鲜明的原因。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阿哈出受明朝招抚，担任建州卫指挥。随即，猛哥帖木儿率部加入建州卫，被举荐为建州卫都指挥。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斡朵里部也由朝鲜会宁地区迁至凤州（第二次迁徙），两部汇合。后来，明朝增设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成为建州左卫的首任指挥使。这一官职也成为爱新觉罗氏族的世袭职位。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经明成祖朱棣批准，为了避免鞑靼和兀良哈对辽东的骚扰，猛哥帖木儿率斡朵里部再次迁回斡木河流域的会宁（第三次迁徙）。而随同这次迁徙而来的杨木答兀不受管束，以至于在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他勾结兀狄哈部族伏击了女真人的招抚部队，[8]结果，猛哥帖木儿及长子阿古被杀，次子董山被俘，弟凡察逃走，建州左卫遭受重创。

再说建州卫，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在阿哈出之孙李满住的带领下，胡里改部又来到婆猪江流域定居。不过，由于屡次遭到朝鲜军队的攻击，他们又在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迁徙到苏子河流域，也就是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这里适宜居住和耕作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后来努尔哈赤率部崛起的重要保障。

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凡察与董山克服诸多困难，在李满住的帮助下，也将建州左卫残部从斡木河迁到了苏子河流域。至此，“部落的传统关系又有了新发展，标志着建州部落联合的初步形成”[9]。之后，凡察与董山二人又因为建州左卫掌印之事不合而产生矛盾。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明朝为了平息矛盾，又分出了建州右卫，由凡察掌管，原来的建州左卫仍由董山继任，再加上李满住的建州卫，这样就合成了“建州三卫”的局面。

不过，董山的建州左卫在强大之后，又屡次劫掠犯边，扰乱辽东，终在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被明军剿杀。明朝宣称：“建州三卫女真，结构诸夷，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致使圣虑，特命当职等统调大军，捣其巢穴，绝其种类”[10]。这样一来，建州女真再次处于部落散居的状态，统一发展的前景陷入低谷。直到明朝末期，经过近百年休养生息的建州女真又形成了苏克素浒、浑河、哲陈、完颜和董鄂五大部落和长白山三部，即鸭绿江部、朱舍里部和讷殷部，努尔哈赤家族一支就属于苏克素浒部。

较为详细地叙述建州女真的迁徙路线，是为了说明民族结集的道路是十分曲折和漫长的，而这一历史过程也正是民族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的形成过程。民间叙事显然不能完全从“史实”的角度出发，但却是另一种对集体记忆的转述。从《满洲实录》中出现的三仙女神话，到布库里雍顺出世，再到平定三姓之乱，以及后面“神鹊救樊察”的故事，在当时都是官方认可的表述，而这个族源传说已经被悄悄地从女真人共同的记忆中抽出，嫁接到后世爱新觉罗姓氏自己的故事中，“变成努尔哈赤的宗系谱牒”[11]。反观当代搜集的口头传说，在一些文本中，三仙女生下的布库里雍顺已经换成王镐，而被神鹊救下的则是努尔哈赤。正如建州女真的大迁徙，从黑龙江流域开始至苏子河流域为终点，爱新觉罗氏族的传说也沿着这条祖先走过的路线传承着，尽管其中蕴藏了太多难以厘清的问题。

图1—1 建州女真迁徙路线示意图[12]

同时，从迁徙史可以发现，努尔哈赤传说的分布状况不仅源于他自己的生活范围，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家族世系”演变的影响和渗透。这也提醒了我们，对于单个历史人物传说的考察往往不能局限在这个人物自身的经历上，而应该扩大到其氏族，乃至民族的大历史中，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展现“传说”作为民间叙事所要表达的深刻内涵。

三 东北满族社会生活的变迁

传说的形成与播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一旦它脱离了现实，甚至在认同心理上也产生隔阂，那么，传说的“可信性”就会大打折扣，被人们当“传说”来讲述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小。因此，除了不可改变的自然风物仍提醒着人们“历史”的存在外，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嬗变也制约着传说的发展。民间传说终究是饱含历史情感在内的民族讲述，它的叙事连接着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

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大本营，在清军入关之前，那里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地。作为肃慎族系后裔的满族，狩猎经济曾长久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当时女真部落的几次大迁徙，畜牧和农耕文化都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原有的生计方式也在“南迁”中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建州女真人，在适宜耕作的辽沈平原上，一直与汉族和朝鲜民族有着频繁的互动，从而学习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并熟练掌握了农耕生产工具的使用。因此说，“有清一代，东北地区的满族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13]。另外，女真人的迁徙不仅带来自身文化的改变，客观上也影响了整个东北地区多民族的融合与流动，意义深远。

从人口上讲，东北地区的居民除世居的各民族外，移民人口也占有很大比重。在清代数百年里，为了保护祖宗之地，曾将东北地区的“龙兴之地”封禁，圈定了严禁汉人入内的特定区域以免遭到破坏，而东北的物产，如人参、兽皮等也主要供给满洲贵族。这就是所谓的“柳条边”，简言之，就是为“适应这种打猎、放牧、采集需要而在辽河流域修的一条柳条篱笆，目的在于禁止八旗以外的汉人或其他民族成员迁入柳条边内垦耕种植或采参”[14]。据《柳边纪略》记载，“古来边塞种榆，故曰榆塞。今辽东皆插柳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呼为‘柳条边’”。[15]柳条边有新旧之分，老边建于顺治年间，也叫盛京边墙，新边则建于康熙年间。在当时的统治下，进出边门都需要持有特殊的证件并接受检验，违者都将论罪。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完全限制汉人到柳条边外去进行生产活动，每年依旧有不少人涉险。

在清末废除封禁政策后，闯关东的移民愈加增多。在民国时期，迁往东北三省的人口大多为山东人，还有河北及河南人，灾荒和战乱是移民的主要原因。东北的广阔地域、肥沃土质对生活艰难的“关内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人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文化，但同时也在适应东北自然条件的过程中，逐步吸收了满族及其他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关东民俗。也可以说是某种“满族化”的结果。这是与我们长久以来讨论的满族“汉化”相对应发生的。

当然，入关以后，面对庞大的国家，为了真正融入这个已然存在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他们选择了在文化上破釜沉舟的路线”[16]。但这一过程并非想当然地“一边倒”，就总体和整个中国范围而言，“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的互动过程，而绝非单向的——满族单向地接受，或汉族单向地给予——满族逐渐汉化，直到被同化的简单过程”[17]。就东北地区而言，满族文化的保留要更多一些。满族汉化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不会说满语了，而我们采录的口头传统，特别是民间叙事方面，也都是用汉语讲述，只是中间偶尔夹杂少量的满语词汇，其中一些称谓词正是语言中最顽固的部分之一。此外，在现代东北方言中，还大量存在着“汉语化”的满语词，这也是我们正确看待满族民间叙事的前提和出发点。总之，努尔哈赤已经不只是满族的一个英雄或者首领，而是东北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对于他的事迹和传说，也不只局限在满族人中传播，在汉族和朝鲜族中都有流传努尔哈赤的故事。

考察满族的发展史不能忽略民国这个特殊的时代。由于辛亥革命初期错误的民族歧视，众多“旗族”，特别是满族人不得不隐匿自己的民族属性，刻意改变某些外显的民族特征和生活方式。这给民国时期包括口头传统在内的满族文化的延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影响与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相继开展，满族人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我国有11个满族自治县，近200个满族自治乡镇。现在，满族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辽宁省。这些政策的执行，也促使满族的口头传统得到更多关注。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民间讲述活动在近些年来也得到复兴和发展。东北满族社会生活的变迁作为传说形成的历史背景之一，揭示了讲述传统的维系是需要外界环境支撑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