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之体——雅正和平

经过元末战争的洗礼，人们益发珍惜明初稳定的社会生活。江西自然环境优越，赣江两岸肥沃的土地使人们生活安定富足，民风淳朴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中，江西诗人发自内心的满足，以诗歌直抒心声，“心口相应，条理自成”。（《槎翁文集》卷一《仰斋诗》）诗风平易自然，清丽和婉，歌咏升平，“诗道其有昌平”。（《槎翁文集》卷六《送隆师之青原序》）江右诗派自足的心理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诗人产生唐代鼎盛的国势下的优越感，他们标榜唐音，以唐代诗歌为典范，尽管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在全国范围独领风骚，但精深辟透、骨气瘦劲的宋诗则不受百年后的江右诗派赞同，刘崧甚至提出“宋绝无诗”。[2]“益求汉魏而下、盛唐诗以来号为大家者，得数百家，编览而熟复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后知体制之工，与夫求声之妙，莫不隐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乎一句一字之间而已也。”（《槎翁文集》卷十《自序诗集》）江右派追求浑然天成、磅礴大气、清新典雅的唐朝诗歌，对宋诗“诗无一字无来处”不屑一顾。刘崧在品评友人的诗时说：“今伯舆之诗，清丽而有则，谐婉而成章。飘飘乎若风行而雾舒也，铿铿乎若玉鸣而金奏也，皎皎乎若日光而冰洁也。”（《槎翁文集》卷十《巢云诗集序》）解缙在《说诗三则》所说：“汉魏质厚于文，六朝华浮于实。具文质之中，得华实之宜，惟唐人为然。故后之论诗以唐为尚。宋人以议论为诗。元人粗豪，不脱北鄙杀伐之声，虽欲唐迈宋，去诗益远矣。”以议论说理为主的宋诗和粗豪杀伐之音的元诗都不能成为明诗的榜样，只有文质适中、华实合宜的唐诗才是明代学习的榜样。梁潜欣赏清雅平和之音：“其温雅和平之音，褒美讽刺之际，抑扬感慨，反复曲折而皆不过乎节，读之有可爱者。”（《泊庵集》卷三《雅南集序》）面对意境悠远，情感深炙的作品，他忍不住大声赞叹：“其言超逸横放若不可追蹑，徐而视之则端重衍裕，其指远，其情深，沨沨乎和平之音也，何其美哉！”（《泊庵集》卷七《陈子威诗集序》）可见雅正和平，情深意远是江右派诗人共同的追求。

基于雅正和平的审美情趣，纤巧绮丽的诗篇被诟病，质朴无华被谓之得道之本，“上古之世，民何能巧，亦无有拙，巧拙未形，是谓得道本，得道之本者，不巧而巧，是名大拙，拙者巧之至也……韬华反朴，乃可用世”。（《泊庵集》卷三《用拙斋记》）江右诗人反对艰涩隐晦的文风。刘崧点评一位方外之人的诗文时说：“其性静而质，其气和以平，其为言也直而近于雅。方之外能言者率多，然大抵缠汨于偈颂口耳之习，而于诗之道远矣。”（《槎翁文集》卷六《芳上人诗序》）出家之人心气祥宁平和，但每日诵读的经文佛语，难免夹杂在诗文中，如此一来，诗歌的艺术魅力大为削弱，为刘崧不喜。过饰雕琢的文字，也是江右诗人批评的对象，“词益绮丽，而格调之卑弱亦极矣，故选古者于此辄弃而不录……则又何可以卑弱之极而遂少之耶！”（《泊庵集》卷一六《跋阴何诗后》）江右派雅正的文风，深受统治者的赏识，渐渐成了明初诗歌走向的主导，并发展成为统治文坛近百年来的台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