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内涵与特征

（一）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内涵

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技能形成的讨论开始强调产业技能发展的社会基础。1989年以后，学者尝试探索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塑造商业形态和技能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Maurice，Sellier，and Silvestre，1986；Whitley，1999）。对各国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文化形态的认识，为国家技能发展模式及其差异的系统性分析奠定了基础。

制度经济学尤其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将技能发展的社会基础的观点延伸为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企业战略由独特的国家制度结构决定。企业战略指导企业解决日常面临的问题，例如劳资关系、生产体制、职业教育和培训、企业治理、跨企业关系、融资、员工的规制和激励等方面的问题。在特定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上述方面存在互补性，构成了相互支持的配套性制度（Hall and Soskice，2001b）。技能形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制度构成了国家技能形成体制。

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认为，国家技能形成体制是指一国在技能形成方面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即所谓的“制度包”，涉及培训风险承担、技能标准化和认证制度、职业学位系统的分层和差异化、培训主体的角色安排，以及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关联等方面（Blossfeld，1992；Crouch，Finegold，and Sako，1999；Finegold and Soskice，1988；Greinert，1998；Lynch，1994；Ryan，2010）。由于各个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制度安排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各种体制在不同类型技能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可以支持各国不同类型的生产体制，如美国的适应性生产策略、德国的多品种高质量生产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尝试对各国技能形成体制进行划分（Thelen，2004）。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中以企业为中心的分析方法（Busemeyer，2009；Thelen，2007），Busemeyer和Trampusch（2012a）采用两个维度对国家技能形成体制进行了划分。第一个维度是企业对职前培训的参与程度。这个维度关注企业对职业培训投资的意愿，包括对企业专用技能、行业专用技能和通适性技能的投资。第二个维度是国家对职业教育培训的公共承诺，即国家对职业教育培训的参与程度。这个维度包含很多方面，例如，国家对职业培训的补贴、国家是否通过颁发资格证书和构建标准化的岗位培训框架来监督技能形成，以及国家对职业教育培训在教育体系中的定位等。采用这两个维度，Busemeyer和Trampusch（2012a）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技能形成体制分为四种类型（见表2-1），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liberal skill formation system）、以日本为代表的分割主义技能形成体制（segmentalist skill formation system）、以瑞典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statist skill formation system）和以德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system）。

表2-1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类型

表2-1左上角的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又称市场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技能形成和积累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调节。在此体制下，企业和国家对职业培训的参与程度都很低，劳动力市场流动性高，企业主要通过雇用有技能的劳动力获得技能供给，个人通过职业院校教育体系获得通识教育和少量技能培训（Acemoglu and Pischke，1998）。与此相对，表2-1右上角的分割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中企业参与程度高，国家干预程度低。在这种体制下，个人先通过学校教育体系获得较高水平的通识教育，进入企业后接受企业与行业专用技能的在职培训，并通过终身雇佣制获得参与培训的长期收益。作为分割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典型代表的日本，主要通过企业内部技能养成体系来发展职业技能，企业外部的国家技能培训和认证机构服务的劳动力数量极少，国家参与程度低。表2-1左下角的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又称国家管制型技能形成体制，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和主导的技能培训体制，企业角色被边缘化。这种体制强调政府提供标准化的、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培训，发展行业专用技能和通适性技能。技能发展属于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参与程度低。表2-1右下角的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是一种国家和企业卷入程度都比较高的制度安排，强调国家干预和市场自治的均衡（Busemeyer and Trampusch，2012b）。一方面，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授权参与职业培训，委托工商业行会等组织开展双元学徒制培训项目，发展行业专用技能；另一方面，企业和行会通过参与技能培训获得满足自己技能需求的熟练劳动力，并与国家分担培训成本。

（二）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特征

不同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有不同的特征，每种体制在技能形成主体、技能培训成本的分担、技能类型、体制开放程度方面有显著的差异。表2-2概况了四种典型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特征。

表2-2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特征

在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下，国家大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公共财政负担技能培训的成本，教育培训公共经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高。技能培训主要由各类职业院校提供，企业在技能供给中被边缘化，参与程度和积极性较低（井美莹、杨钋，2018；杨钋等，2015）[1]。职业院校的技能培训强调通适性技能，课程采用标准化安排。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强调学术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之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致力于打造两者之间的制度性联结机制，鼓励职业教育受训者向学术教育流动（杨钋、井美莹，2015）[2]。

市场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是指技能的供给和积累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调节。在该体制下，相对于学术教育，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较少，由受训者和企业分担技能培训的成本。该体制属于典型的以职业院校为基础的供给体系，各类职业院校和社区大学是供给的主体（郭建如、杨钋、田志磊，2019）[3]。技能培训多强调通适性技能，市场应用导向强烈，能根据企业技能需求及时调整课程内容[4]。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激烈，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且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融合程度低，存在文化传统和制度上的区隔（雷明顿，2016；雷明顿、杨钋，2019）。

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是一种国家和企业卷入程度都比较高的制度安排。国家和企业分担技能培训成本，一方面国家对职业教育公共财政投入较大，另一方面企业也乐于分担技能劳动力的大部分培训成本（王星，2012）。双元学徒制培训是主要的技能供给方式，职业院校与车间培训被整合为一体且分工明确；职业院校主要提供理论学习，车间培训提供技能实际操作训练。技能培训内容是标准化的行业专用技能（Busemeyer，2009；Busemeyer and Trampusch，2012a）。由于企业卷入程度比较高，该体制能够较好地整合企业对通适性技能和专用技能的需求。国家赋予行会或工会等中介组织准公共权力，邀请其参与对技能形成的监管，形成第三方参与的治理架构（Thelen and Busemeyer，2012）。这种体制限制技能劳动力在职业教育体系与学术教育体系之间的流动，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设置制度障碍，从而降低技能劳动力在不同教育体系之间的流动。

分割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特征是企业卷入程度高，国家参与程度低。以企业内部技能养成为主，个人一般在完成学校通识教育后进入企业接受技能培训。企业与受训者分担了技能培训成本，国家一般不提供财政支持。企业结合自己的人力需求和产业链需求来决定培训内容，培训以企业专用技能为主，兼顾少量涉及行业专用技能的培训。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融合程度低，仅有少数学生在短期大学等教育机构接受职业教育培训[5]。企业不仅负责职业教育培训，也参与国家主导的职业技能鉴定和认证工作（郭建如、杨钋、田志磊，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