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

一 技能形成的理论之争

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情况出现了巨大变化（Alvaredo，Assouad，and Piketty，2017；Alvaredo，Garbinti，and Piketty，2017；Piketty，2003，2014；Piketty and Qian，2009；Piketty，Yang，and Zucman，2017）。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且近年来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欧洲和北美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经历了长时期的下降，但过去10年来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步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威胁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收入严重不平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慢，并且经济增长十分脆弱（Nolan et al.，2017）。技术变化、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变化、国家以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下降都会导致经济不平等程度上升，技能市场失灵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Frey，2019）。

近年来，技能形成与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再分配、社会保障等核心社会经济议题的密切关系逐步凸显，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过去50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尝试解释技能、技能发展、技能与经济体关系的理论，包括通适性理论和特定性理论。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对技能生产以及技能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在本质上有所不同（Lauder，Brown，and Ashton，2017）。技能形成的通适性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Becker，1993；Schultz，1961），以及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理论，后者强调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新技术将驱动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非替代劳动力（Acemoglu，2002；Acemoglu and Autor，2011）。通适性理论因忽略了国家相应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而受到批评，取而代之的是技能形成的特定性理论。特定性理论关注技能形成与国家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关系。自1980年以来，社会效应论学者提出各国的技能形成体制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只能通过国家制度形态的差异来解释（Maurice，Sellier，and Silvestre，1986）。这一制度主义的观点影响了后续学者的研究，包括高技能均衡理论（Finegold and Soskice，1988）、国家与技能形成理论（Ashton and Green，1996），以及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Hall and Soskice，2001b）。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国家制度和文化环境同时塑造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和技能形成过程，因为国家生产体系需要与生产技术、产品和市场类型、劳资关系、技能教育与培训、企业治理制度等保持一致（Hall and Soskice，2001a；Whitley，1999）。特定性理论强调了技能形成的政治维度，因为政治因素可以形塑和改变技能形成的制度环境（Hansen，2011）。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技能形成的理论解释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批评者认为技能形成的通适性理论和特定性理论均受到方法论的国家主义视角的限制（Lauder，Brown，and Ashton，2017）。这些批评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内涵、职业教育培训与企业治理机制和国家社会保护体制之间互动的兴趣与争论。例如，“东亚四小虎”的经济腾飞被归结于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成功，这种发展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将技能发展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并由强有力的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来推动技能形成体制与其他社会政策的结合（Green，1999）。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比较研究发现，虽然两国在技能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它们向高技能均衡的转型却面临巨大挑战，必须解决为弱势群体提供高质量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消除技能错配、激发雇主参与职业培训的兴趣等问题（Green et al.，1994）。毋庸置疑，无论采取哪种理论，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已成为分析一国技能发展的主要切入点之一。本章从对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内涵和特征的分析出发，讨论不同国家技能形成体制下的制度匹配与技能供给的关系，以及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特征及配套性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