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虞世南的柔，魏徵的刚

一个不会写诗的皇帝不是好偶像。

李世民的写诗生涯，大致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李世民写诗是认真的，其认真程度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李渊曾于武德四年（621）于门下省设修文馆，李世民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就将修文馆改名“弘文馆”，并于弘文殿聚书二十万卷，作为国家藏书之所，亦是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这座弘文馆与秦王府文学馆前后相继，荟萃了大量人才，在唐初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每次写完诗之后，李世民都喜欢跟大臣探讨，尤其是小范围内的私聊。他私聊的对象主要是虞世南、魏徵、褚亮、李百药、上官仪等人。

垂緌（ruí）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蝉》

《蝉》是虞世南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很出名，尤其是后两句流传千古。

然而，人们品咂时，又常常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这首诗的前两句很雅致，很工整，也很体面。“垂緌”是官帽打结下垂的部分，在此指代蝉的触须，“流响”则指代蝉的叫声。一形一声，无懈可击，但是读了却像没读一样。就像某些“网红脸”和香精茶，美则美矣，香则香矣，但毫无个性，一扭头就会忘了模样。而后一联，则透露出强烈的优越感，还有浓浓的说教味儿。

其实，这一问题并非只存在于这首诗中，也绝非只存在于虞世南一个人身上，而是直接牵涉到一个时代、一种审美。

在隋统一天下之前，南朝是文化中心。宋、齐、梁、陈偏居一隅，代代因袭。在文化上，南朝盛行的“宫体诗”，则是诗歌的主流。这种宫体诗，只谈风月不谈政治，极度追求修辞和平衡，过分讲求雅致与技巧，也让诗歌本身成为上流生活的装饰品。

而在隋统一天下之后，出身军事世家的隋文帝杨坚，把军事作风带入文化领域。他跟皇后独孤伽罗一生追求朴素，这种性格与审美，与宫体诗格格不入。

所谓“上行下效”，皇帝带头转文风，文风岂能不转？

于是，隋朝的诗风一度掉头，出现了不谈风月、不讲修辞，而专写道德与教化的“大转折”。

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给当时的诗人造成了群体性“人格分裂”。虞世南更是一生历经陈、隋和唐三代，既深谙审美，又惯讲政治正确。而这首《蝉》就成了他人格分裂的典型代表——前半截是修辞，后半截是说教。

对于虞世南，李世民向来是高看一眼的。这种“高看”里，既有文学青年对于诗坛前辈的由衷仰慕，也有一种政治表率意味。比如，他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听着都有些肉麻了。

作为老一辈诗人，虞世南对李世民并不总是言听计从。他知道皇帝此刻更看重的是什么，所以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上。比如，贞观七年（633），李世民刚写完一首宫体诗，兴致正高，就命虞世南和诗一首。虞世南当场拒绝，他说：

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

虞世南的说法很柔婉，但态度很明确。他先恭维李世民的诗写得好，接着就开始了劝谏行动，说陛下您自己写宫体诗不要紧，但这要是一流传出去，天下人都跟风而写，大唐的诗风可就坏了。所以，他不敢奉诏和诗。

这场面有点尴尬。

《唐诗纪事》里写下了这一幕。李世民赶紧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说：“朕试卿耳。”不仅如此，他还重新写了一首诗，“述古兴亡”，充作表率。

还有一次，李世民又写了一首诗：

贞条障曲砌，翠叶贯寒霜。拂牖（yǒu）分龙影，临池待凤翔。

——李世民《赋得临池竹》

他感觉自己写得不错，尤其是后两联，简直都有那么一点点骄傲了。于是，又命虞世南和诗一首。

虞世南这次没拒绝，当即写了一首：

葱翠梢云质，垂彩映清池。波泛含风影，流摇防露枝。龙鳞漾嶰（xiè）谷，凤翅拂涟漪。欲识凌冬性，唯有岁寒知。

——虞世南《赋得临池竹应制》

“应制”就是应诏命赋诗。只要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俩字在唐代诗人笔下经常见到，离权力中心越近，出现频率就越高。后世的宋之问、沈佺期、张说、张九龄、王维等都写过不少应制诗。在短暂的时间里，李白的应制诗也非常密集，但很快就消失了。

在这首诗里，虞世南含蓄地给皇帝纠正了错误。

比如，写竹子时，“龙”和“凤”该怎么用。尤其是皇帝诗中前面那两句，“贞条障曲砌，翠叶贯寒霜”，分明写错了。眼下明明不是冬天，你扯什么“贞条”和“寒霜”呀！

李世民当然不傻，看后一阵脸红，却也只好夸赞几声。

这样的文学交流，体验着实不佳。而给李世民“不佳”体验的，并非虞世南一个。另有一个典型代表，那就是魏徵。

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魏徵也是一位诗人。只不过，他的诗跟他在史书中留下的“人设”高度一致，都板着一张脸，似乎从来都没有笑过。

某次，李世民在洛阳宫里的积翠池与魏徵宴饮一番。喝得兴起，他赋诗一首：“……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这首诗本是咏君德的，但里面掺杂了一些佛教要素。当时，李世民对佛教的兴趣还不浓，但魏徵还是抓住机会，当场写了一首长诗，规劝皇帝要自重，不要在诗里乱说话。

李世民马上醒悟，说：“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充分肯定了魏徵的谏言，但至于那一瞬间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

将心比心，写诗还是为了快乐，即便写出来请人“批评指正”，内心深处也不希望真的遭遇猛烈批评。所以，假如李世民周围全都是虞世南、魏徵这种人，见一首批一首，见一首劝一句，那他还会开心吗？还会主动交流“创作心得”吗？

当然，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是不想从皇帝的难堪中获得成就感的。

比如，跟褚亮私聊时，李世民就是很惬意的。

褚亮是杭州人，他的名声比老乡许敬宗要好很多。作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他的资历不浅，年纪轻轻就历尽坎坷，尝遍人间冷暖。

褚亮出身江南世家，十八岁时便以文名得到陈后主陈叔宝的召见。陈亡之后，他入隋为东宫学士。他的才华曾遭到隋炀帝杨广的嫉恨，被贬官，而后又流落到割据势力薛举的地盘。李世民扫平薛举父子势力之后，将褚亮招至麾下。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褚亮有一个儿子比李世民大两岁，后来名声很大，他叫褚遂良。魏徵将褚遂良推荐给了李世民，理由是他的书法写得太好了，而李世民正是大唐最著名的书法爱好者。

褚亮写过一首咏花烛的诗，其中最后一联非常动人：“莫言春稍晚，自有镇开花。”后来，李世民也写了一首：

焰听风来动，花开不待春。镇下千行泪，非是为思人。

——李世民《咏烛》

这首诗写得生动、形象、传神。只是，这四句怎么看都像是把褚亮的诗给扩写了。后世不少人指责李世民抄袭褚亮。然而，究竟是李世民抄袭，还是褚亮自愿献诗给皇帝，乃至直接代笔，这早已不得而知。因为，从这首诗的整体气韵看，李世民似乎抄也很难抄到这种水平。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唐才子传》把李世民排在“六帝”之首，说“太宗天纵”，绝不是奉承他，更不是讽刺他。李世民确实是有诗才的。只不过，在以他为核心所建立的这个宫廷诗人圈子里，他只能充当一个形式上的核心以及实质性的“酱油”角色。

他的尴尬不在于地位，而是错位。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才华不仅与当时的圈子不适配，也与他自己的审美不匹配。

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李世民《过旧宅》其一

这是李世民所写的两首《过旧宅》中的第一首。可以看到，他写得非常用心，也非常用力，但就是看不见才华的影子。一直写到最后一联，才华才突然冒出来。

这一句，才是真正的李世民，是他独有的英雄气。只可惜，他并不懂得如何珍惜和使用这股气。

《帝京篇》是李世民非常看重的一组诗，共十篇，大约写于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另有研究认为这组诗写于贞观十九年，即645年）。

这一年，隋末群雄割据中的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在这组诗的序言中，二十九岁的皇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

这样的胸襟抱负令人赞叹，可悲哀的是，他注定只能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李世民《帝京篇》其一

这是十首诗中的第一首，也是最好的一首。然而，即便在这一首当中，最好的也只有开头两句。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气魄极大，可越往下写越拘束。李世民真的太认真了，也用“认真”二字拴死了自己的诗魂。

时代和地位限制了李世民的想象力：他的内心沉迷于南朝的宫体诗，而他显然不具备那种技巧；他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写教化诗，而内心又不愿接受这种约束。他本来可以而且只擅长做一个纵横无忌的豪放派，而他却偏偏喜欢并被群臣“捧”着，拈起了绣花针。

这样一种错位，造成了“诗人李世民”一生的遗憾。他的诗发生了巨大的分裂。这种分裂也摧毁了他的文学理想。

在写《帝京篇》的时候，李世民不会知道，在距离长安三千里外的江南水乡义乌，一个名叫骆宾王的男童将于三年后降生。而他长大之后，同样会以一首《帝京篇》名震长安。彼时，将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

作为诗人的李世民，假如生活在后来的时代，也许就能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才华，写出让自己、让后世更加满意的壮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