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三十年来情感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传统哲学中的情感主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下面我们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概述，归纳出主要研究问题，并分析当下研究的不足。

（一）对情感哲学进行界定，倡导情感哲学研究，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蒙培元明确提出“情感哲学”“情感儒学”概念

中国传统哲学十分注重情感，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在西方哲学的范式下建构起来的，因此对传统哲学中的情感有所忽视，情感往往被视为非理性或与理性相对立的东西，不能作为哲学体系建构中的重要环节。但正如李泽厚所说，“一些没有系统受过西方哲学训练而对中国传统深有领会的现代学人并不赞同”[4]。朱谦之在1924年的一篇演讲中指出，“生活只是真情之流，是超过意欲的一种至纯粹的动。”[5]“因为孔子就是唯情论者，一个唯情论就是我，我和孔子在这生命的一条路上，是有一样的价值的……我永远相信我真情认识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也就是人们真正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了。”[6]袁家骅也说：“生活不拿内心作基础，则生活现象，无从发生。故是真我生活，要从内心下手，本着新的发动，向内不住地追求，最后得到最纯真的一点，便是‘情’。再从情一线引申，至于无穷，以创造真我的生命，所以真我是内在含有的意义。”[7]现代新儒家第一人梁漱溟先生则明确指出，“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孔子学派以敦勉孝弟和一切仁厚顿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8]。钱穆先生亦认为，“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9]，“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10]。即便像冯友兰先生那样受过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训练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也对情感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与价值给予了较高的肯定，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11]。

然而近三十年来，对情感哲学进行一般性的界定与论说，主要还是以李泽厚、蒙培元等人为代表。

李泽厚明确提出“情本体”之说。他认为“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所谓“本体”不是康德所说的与现象界相区别的noumenon，而只是“本根”“根本”“最后实在”的意思。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12]。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先秦孔孟和郭店竹简等原典儒学对情有理论话语和哲学关切。“逝者如斯乎”、“汝安乎”（孔）、“道由情出”（郭店）、“恻隐之心”（孟），都将“情”作为某种根本或出发点。此“情”是情感，也是情境。“它们作为人间关系和人生活动的具体状态，被儒家认为是人道甚至天道之所生发”[13]。但他同时认为“自原典儒学之后，‘情’在中国哲学也无地位。”[14]李泽厚极力批判原典儒学之后“情”在中国哲学中的沦落，甚至也批判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张、牟、徐、唐四人文化宣言，因为他们声称“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的神髓所在”。他反问道：“心性之学”真是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的“神髓”吗？哲学必须以理性或道德作为人的最高实在或本体特性吗[15]？但审视传统儒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李泽厚的批判并不准确，因为儒家所谓的“情”绝非与“心”“性”相分离，即便是宋明理学家，对“情”的重视仍然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批判只能表明，李氏对“情”以及“情本体”本身的界定有特殊性，这一点正如黄意明指出的，“李先生的‘情本体’指的是以情为根本，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本体，也不是指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或道德欲望，因而实际上是‘无本体’。这一方面大大弘扬了人的主体性，提升了文化创造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世俗之情背后既没有一个形而上的超越依据，也没有儒家所恒言的天赋道德作支撑，所以必须特别强调文化的凝聚力量，故而李泽厚语境中的情感是一种‘历史情感’或曰‘文化情感’”[16]。并且他也指出李氏将哲学中的情感转化为审美情感，“未必完全符合先秦儒家哲学的本来面目”[17]。如果说李泽厚的“情本体”主要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把一切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属于历史唯物论性质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18]，那么蒙培元的“情感儒学”[19]则是在他强调主体性、主体思维转向的背景下，对传统儒家哲学本质特征的把握，是凸显“仁爱情感”[20]的儒学。

蒙培元在《情感与理性》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情感的内涵和外延，对情感与理性、情感与知识、情感与意志、情感与欲望进行比较和区分，并且指出“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21]。儒家不同于康德，康德在道德哲学领域完全排斥道德情感，认为道德情感不能进入理性殿堂。而儒家哲学则以情感哲学为基础。儒家情感哲学不是抽象的道德情感，而是具体理性化的情感，或者说是情感的理性化[22]。蒙培元认为，良知就是道德情感，儒家主张情感与性理合一。由此可知，蒙先生并没有将“情”理解为狭义的“情欲”“感情”，而是将“情”与“心”“性”关联，从心、性、情、知、意、欲一体的角度加以阐发。当然这种分析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的哲学家对这几者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往往不同，因此，研究儒家的情感哲学一方面要注意一以贯之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关注差异性的东西。

近年来黄玉顺等学者也极力倡导情感儒学，发表了一系列论著[23]，进一步探讨了情感在儒家哲学中的地位与价值。黄玉顺提出的“生活儒学”就是以“爱”与“生活”为核心观念[24]，本质上就是情感儒学在生活中的呈现。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思想家倡导“唯情论”“至情论”“真情伦”等，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明末以及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思想家身上。著名哲学史家萧萐父先生和许苏民先生合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就明确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这一概念，用来概述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等人的思想，尤其是指冯梦龙、周铨的情感哲学[25]。

（二）对“情”“性”“仁”“敬”“乐”等情感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考辨

作为情感哲学的核心范畴，儒家情感哲学中的“仁”“性”“情”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得到深入研究的三个核心概念。结合地下出土材料，不少研究者通过对文字学、语义学、词源学等角度进行考察，得出了很多新结论。如在“仁”的考释上，屈万里、刘文英、刘翔、廖名春、白奚、竹内照男、庞朴、梁涛等人均进行了相关研究。台湾学者屈万里先生做了详尽的考辨[26]，刘翔认为“仁字造文从心从身，身亦声，会意兼形声。此构型之语义，当时心中想着人之身体（身、人义类相属，古音同在真部）。可见仁字造文语义，与爱字造文语义，实属同源。”[27]白奚在《“仁”字古文考辨》中亦提出他的新解[28]。庞朴先生在《说“仁”》中，结合郭店楚简中的多种儒家文献，认为“仁”在演变过程中以“心”替换了原来的“仁”字，以特殊“人形”来表示仁德一举，在文字史、思想史乃至伦理学史上，都是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跃进。因为这个形意味着，仁德已不再被当作仅仅是某个特殊人群的特殊道德，应被认定为是一切以心官思索者的应具心态，是凡我人类的普遍德行！这一点，正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奔走呼号所以为己任的天职所在[29]。梁涛综合学界的诸多研究，对“仁”亦提出了新的看法[30]。

在“性”的考证与诠释上，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阮元的《性命古训》、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正》、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都曾进行过详细考辨，近来丁四新亦著《生、眚、性之辨与先秦人性论研究之方法论的检讨——以阮元、傅斯年、徐复观相关论述及郭店竹简为中心》一文辨析了阮元、傅斯年、徐复观对“性”的考辨[31]。高华平的《“性”“情”论——由新出楚简中“性”“情”二字的形义引发的思考》[32]一文对先秦性情观念的演变做了深入的考察，是近几年来性情考释上的力作。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考察先秦儒道的情感哲学十分重要。

在“情”字的考辨上，吴森[33]、陈汉生（Chad Hansen）[34]、郭振香[35]、李天虹[36]、丁四新[37]等均有相关研究。不少学者均指出，在《论语》《孟子》中，“情”基本上都不是指“情感”，但也有不同的观点[38]。葛瑞汉（A.C.Graham）曾武断地认为先秦文献中的“情”都没有情感之义[39]，但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表明，葛氏的论断是不正确的。虽然在先秦诸子哲学文献中出现的很多“情”字并不是指情感，而是指“情实”“真实”，但“情”仍然有“情感”之义，《性自命出》等郭店竹简文献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由此“情”作“情感”之义起源甚早。李天虹、郭振香等人较为全面地考辨了先秦文献中出现的“情”字，李氏认为“二戴《礼记》之前的情字，基本上用作实、诚之义，自二戴《礼记》开始，直至《荀子》，大量的情字被用以表达情性、情感”[40]。丁四新辨析了《性自命出》中“情”的内涵，提出三种含义并存的观点[41]。何善蒙提出“情”之含义在先秦之际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阶段，较为完整地概括了学界的研究[42]。当然，在学界已有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情”作为一个观念，在战国中后期为何有独立出来的必要性？与“性”相对应的“情”观念的产生原因何在？这些都有待深入探讨。

（三）儒家情感哲学的研究，包括“情论”“性情论”“心性论”等研究

在情感哲学研究中，儒家的情感哲学无疑是一个重点。现代新儒家学者熊十力、冯友兰、方东美、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无一不对儒家的心性思想进行过研究，对情感在儒家哲学中的地位及重要性有翔实的阐述。以早期儒家情感哲学研究为例，近二十多年来，随着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面世，丰富的早期儒家文献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学界日益重视对儒家情感哲学的研究，并由此将研究推进一个鼎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对先秦儒家情感哲学（涵盖情论、心性论）进行研究的专著有卢雪昆的《儒家的心性学与道德形上学》、韩强的《儒家心性论》、欧阳祯人的《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郭振香的《先秦儒家情论研究》、黄意明的《道始于情——先秦儒家情论》等。马育良的《中国性情论史》则是在早期儒家性情论研究基础上尝试对儒家性情论进行历史考察，是第一本性情史论著。此外不少专著都涉及对早期儒家心性论、性情论，强调情感在儒家道德哲学中的地位，如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丁四新的《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李天虹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研究》、杨少涵的《中庸原论——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等。自汉代以后，情感在不同的儒家学者著作中得到了阐述，至宋明理学而发展到一个极高的层次，宋明理学也成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心。学界对宋明理学的心性论、性情论均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海内外学界的著述汗牛充栋，兹不一一列举。

另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现象，最近十多年来，以“亲亲相隐”为中心，围绕着儒家伦理展开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争鸣[43]，很多研究西方伦理的学者从康德伦理学或基督教伦理学的视角批判儒家伦理是亲情伦理、血缘伦理，是导致中国社会各种贪污腐败等问题的症结。而在儒家学者看来，儒家伦理确实尊重人情，但这不仅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它的特点、优点。儒家主张社会伦理秩序应该建立在人的情感基础上，儒家伦理是符合人之本性的情感伦理，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在这场目前还在持续的论争中，儒家的情感哲学显然是无法绕开的，只有审慎地分析了情感在儒家伦理中的真实作用及其价值，我们才能对它进行批判。

（四）道家情感哲学的研究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支，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一直为现代人关注。道家的总体精神在于自然与无为，强调顺从事物发展之本性，对各种人为的制度、规范所造成的残损性行为有敏锐的洞察力，时刻对人的异化保持一种警惕，对人性的丧失与沦落持尖锐批判的态度。道家看重人的情感，同时又反思各种情感、情欲对人的心灵的损害，主张“损之又损”，去除各种成见与前识，恢复人性的本真状态。长期以来学界对道家哲学中的情感问题一直保持关注，近三十年来学界对道家情感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道家和魏晋道家。对先秦道家情感哲学相关问题有过较为深入研究的有陈鼓应[44]、崔大华[45]、王志楣[46]、罗安宪[47]、朱怀江[48]、唐雄山[49]、吴冠宏[50]、陆达昌[51]等。陈鼓应在《〈太一生水〉与〈性自命出〉发微》一文中明确阐释了道家情感哲学与《性自命出》的关系问题；朱怀江则全面地对庄子之“真情说”与“无情说”做了综合分析；有关学者也曾在“情”与其他范畴的关系上做过研究，如晁福林就庄子情感哲学中“情”“性”关系做过深入探讨[52]。此外，学界还对汉魏两晋道家情感哲学有所关注，并对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玄学家的情感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王保玹在《正始玄学》一书中对何晏、王弼等玄学家的情感哲学进行了细致论述[53]，何善蒙《魏晋情论》一书分析了作为本体和功用的“情”在不同时段处理与名教关系时所具有的内涵和价值，高度肯定了情感在魏晋士人追求人格理想过程中的作用。此外，儒释道情感哲学的比较研究也得到了学界关注，如朱喆在《儒“情”与道“情”》一文中从整体上对儒道两家情感哲学进行了梳理分析[54]；姚伟则从“性”与“情”的关系的角度比较了佛道两家的情感哲学[55]。

（五）儒道情感哲学研究问题分析

总体来说，对儒家道家情感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情感”在儒道哲学中的地位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现代新儒家学者们对儒道两家情感哲学的开创性研究是肇始，尤其是梁漱溟，而史学家钱穆先生也是较早对传统情感哲学进行关注的人之一。近三十多年来，李泽厚、蒙培元等人的高屋建瓴式阐述直接促进了对情感哲学的深入探讨，而近半个世纪以来陆续出土的各种简帛文献则促进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尤其是早期儒家情感哲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一点从上文的研究综述大体可以看出来。但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情感哲学的研究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道两家情感哲学的研究极为不平衡，重儒轻道。近年来，对儒家情感哲学的研究十分火热，对道家情感哲学的研究却相当贫乏，甚至对道家情感哲学本身仍然存在不少误解，如认为道家主“无情说”，道家不注重情感，或情感在道家哲学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而事实上，道家情感哲学十分丰富，尤其是在庄子哲学中，对情感与理性有深入的思考，道家的“无情说”需要审慎地加以分析，这些都有待于进行深入的分析。

第二，对儒家情感哲学概述性研究以及阶段性研究比较突出，而比较性研究方面仍有所欠缺，差异性研究不足。例如，学界普遍注重对早期儒家情感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新近出土文献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儒家是情感哲学的发源，从源头上讲清楚儒家情感哲学更有价值，有利于对后世儒家情感哲学的研究。但值得指出的是，同样是儒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一些具体情感哲学范畴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如对“仁”与“义”两个不同的范畴，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李翱，再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陆王，再到刘宗周、王夫之，不同的儒家学者往往有很多差异性的解读，在对这些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方面，我们似乎还可以更为深入。

第三，情感哲学的研究缺乏西方哲学的视角，因而很难归纳出比较全面、中肯的儒道情感哲学自身的特征。虽然有不少研究展开了中西情感哲学的比较，但总体上看，仍显得不足。一方面我们缺乏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入理解，缺乏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根源、发展形态、弊端等的深入思考，也缺乏对近现代西方哲学所发生的某些转变展开研究，尤其是缺乏从情感哲学视野关注19世纪以来的一些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缺乏对儒道情感哲学本身展开批判性研究，使我们既能看到传统情感哲学的根源、发展形态、社会作用，又能看到其不足以及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56]。儒道情感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以及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既有利又有弊，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考察儒道情感哲学的基本特质才能做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