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联互通”为导向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

赵明昊

【内容提要】“互联互通”是理解当今中国周边外交变革和未来趋势的核心理念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硬件、软件和人文交流层面的互联互通程度有所增强，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成为构建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网络”、促进命运共同体实体化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抓手。倡导“互联互通”，不仅是政策目标，也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范式，可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积极思考和构建“互联互通理论”，进一步丰富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互联互通 合作共赢 中国周边外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批准号：17CGJ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明昊，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南海问题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客座研究员。

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网络化世界”或“多节点世界”中，国际社会的等级性结构逐渐被网络化结构所取代。权力不仅来自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还来自对“关系”的掌控，如果能处于在不同利益下形成的多种临时性组合的结点，与其他利益攸关者和重要力量建立“联通性”，就有望在21世纪成为最有权力的国家。[1]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硬实力、软实力的国际较量，中国的大战略可以将获取更大“联通力”（connectivity power）作为基点之一。纵观历史上强国的大战略，往往以争取“世界老大”为导向，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力、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地缘限制等因素，宜采取以“互联互通”为导向的大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以“大国”的姿态筹谋和施展外交，在周边外交等国际事务上更加强调进取有为，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引领大力推动外交方面的变革。[2]应该说，“互联互通”是理解当今中国周边外交变革和未来趋势的核心理念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硬件、软件和人文交流层面的“互联互通”程度有所增强，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成为构建中国外交的“伙伴关系网络”、促进命运共同体实体化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抓手。中国虽然不是“互联互通”概念的首创者，但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互联互通”倡导者、实践者、引领者。倡导“互联互通”，不仅是政策目标，也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范式，是中国为引导国际秩序积极转型而做出的宝贵“智识贡献”。可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积极思考和构建“互联互通理论”，进一步丰富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

一 从“合作共赢”到“互联互通”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中国谋划、充实和实施2.0版的和平发展战略，并推动中国外交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生存外交”、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头一个10年的“发展外交”，迈向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外交”。在这一进程中，合作共赢的理念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互联互通”的思维贯穿中国外交的变革之中。

2012年年底中共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启治国理政新时期，中国在外交方面彰显更为突出的进取精神。仔细研读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对外关系的部分，可以一窥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国际角色的基本看法，这自然也是其制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依据。其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认为当今世界虽然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二是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的表述强调当今世界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突出特征，提出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目的是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尤其是突出“共赢”，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三是提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曾在国内政策界引发争论的“负责任大国”理念被正式接受为一种“国家身份”。四是对“周边国家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大国关系是关键，多边是重要舞台”这一提法做出新的和更加细致的阐述，还着重强调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3]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还有一个重要提法，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体表述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理念是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2005年前后正式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的延伸和拓展。如果说“和谐世界”的着眼点是协调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那种“我”与“你”的关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二为一的理念。曲星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问鼎世界强国之际的政策宣示，旨在回答“中国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什么是中国的世界梦”，“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据称，习近平总书记本人也非常喜欢“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4]

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不久，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并正式对外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过去几年来，“中国梦”已成为习近平和中央领导集体最鲜明、最重要的政策话语之一，而“中国梦”实际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意涵。[5]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将坚持通过和平发展方式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努力带动和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将与各国更多分享发展机遇，使他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希望通过实现“中国梦”，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上述这些紧扣“中国梦”主题的话语，显然是和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紧密相关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后来在阐述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时将“中国梦”作为题中之义。杨洁篪提出，“习近平同志就中国梦所做的全面深入细致的阐述，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要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解和认同”，“中国梦重要思想不仅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有力提升了我国对外影响力和亲和力，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充分体现了内政和外交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6]

实现“中国梦”，需要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平发展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创新。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实际上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政策方面向世界发出的明确信号。习近平在集体学习中强调，“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他还特别指出，“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要看我们能否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机遇，能否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7]当然，在习近平看来，和平发展也要讲辩证法，也要具有“硬”的一面，“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8]

在中央最高领导层有关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战略理念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概念应运而生。“大国”已经成为中国一种越发明晰、具有广泛共识基础的国家身份认同。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和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王毅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聚光灯下，世界期待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愿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的结合点，找准中方利益与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9]后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被明确为一种“五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标、以坚持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以寻求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建设伙伴关系为主要路径、以践行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取向。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理论框架中，还提出相应的发展观、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等。

由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中国梦”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些政策阐述都贯穿着中国要加大与国际社会互联互通、促进两者相互融通的思想，都反映出对“共”和“通”的深层次追求。在以“互联互通”为导向的中国大战略中，“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重要一环，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新型战略思维。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结盟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现象，而构建伙伴关系就是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习近平指出，国与国之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中国承认世界上仍然存在结盟政治的现实，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对外政策的权力，同时希望各方着眼时代发展潮流，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当今，“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之一，彰显了中国应对“网络化”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主动作为。“伙伴关系网络”与“伙伴关系”有着微妙区别，前者显然需要一种更具纵深感的“大棋局”思维，也需要一些能够在网络中成为“结点”的关键角色，或者说是“穴位”。近年来，中国外交实践呈现很多新的特点，其中尤以“点穴”式外交的灵活运用较为突出。[10]所谓“点穴”，即找准影响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关键穴位，通过若干非常规的外交操作模式以及彰显“特惠”色彩的政策举措，大力深化与相关国家的联系，将“穴位”打通，并使之为中国外交发挥积极的辐射作用。

二 “互联互通”与中国周边外交新局

周边是大国立足之地、成长之基，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形势是世界大国中最为复杂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劣势较为明显，要想为自身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殊为不易。[11]近年来，虽然中国周边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但呈现“东紧西忧、南扰北稳”的态势，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战略方向均有所异动。[12]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中日岛屿主权争端、南海地区海洋权益纠纷，都是涉及关键利益、历史恩怨、大国博弈的艰难挑战，而且对这些传统安全纷争的管控难度有所增大。南亚和中亚方向，美军和北约军队撤出后的阿富汗局势堪忧，地区伊斯兰化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合流等现象值得高度重视。此外，中国周边很多国家都处于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阶段，转型常带来动荡，易引发危机，这些国家的转型外溢效应可能使中国面临新的复杂挑战。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大力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其主要目标即是“软硬兼施”，加大对中国崛起的压制。美国将60%的海空军事力量投入亚太地区，大力提升其盟国的军事能力，扩展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国之间的联系，使之结成一个更容易对中国进行束缚的“网络”。美国还积极拉拢印度、越南等新的伙伴，利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的争端，把它们培植成为制衡中国的新力量。[13]虽然美国不承认“亚太再平衡”战略是要遏制中国，但它实际上就是通过重新构建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经济体系和多边机制，确保美国的“绝对优势”，挤压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空间。在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各主要国家都在实施自身版本的“再平衡”战略，竞相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亚太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竞逐舞台。日本“借船出海”、俄罗斯“南下”、印度“东进”、澳大利亚“北上”等，使地区力量的相互牵引作用更为复杂。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所谓“中等力量”也在不断谋求扩展其战略利益，意欲在地区秩序大变局中一显身手、力拓空间。[14]特朗普上台后宣布放弃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太再平衡”，在其2017年11月亚太之行中提出“印太战略”，称美国致力于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印太”客观上会削弱亚太合作的凝聚力，将给亚太地缘格局带来复杂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所谓经济相互依赖加深但安全互信严重不足的“亚洲悖论”存在进一步深化的风险。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传统以东盟为轴心展开的“东盟+1”“东盟+中日韩”的地区合作机制遭遇瓶颈，围绕《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多种一体化构想，中、美、日等国之间在经济规则、市场和资源、地区金融影响力等方面的博弈持续展开，东盟想要发挥“小马拉大车”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地区安全架构问题上，美国继续从确保自身地区主导权和“绝对安全”理念出发，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甚至不顾中国、俄罗斯等国核心安全关切，在亚太地区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破坏战略稳定。大部分地区安全机制“重对话轻行动、重局部轻整体、重制衡轻妥协，包容性低、行动力不足、叠床架屋、相互竞争的缺陷比较明显”，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有效、平衡的地区安全架构依然任重道远。[15]

正如习近平所言，“家门口太平，我们才能安心、踏实办好自己的事情”。能不能维护好、经营好周边地区，既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中国实现长治久安的突出挑战。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新时期，构建和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任务。应当承认的是，中国自身是影响亚太地区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自信、军力日增的“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心理带来冲击。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面向太平洋海域，具有陆海兼备的地缘特征，从理论上而言，中国应成为陆海战略方向并进、陆海力量融合、陆海优势凸显的强国，并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从现实环境看，无论是东南海疆，还是邻近中国西部的地区，都存在严峻的安全挑战。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面临美国、日本等传统海上力量所构成的“反制性安全压力”。中国如要加大向西开放，则不得不承受与“脆弱国家”、宗教极端势力等因素相关的“诱发性安全风险”。可以说，无论是东部方向棘手的海上安全问题，还是西部方向以非传统安全、非国家行为体为特征的威胁，对于中国周边外交而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新难题、新挑战。

正因此，近年来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投入了巨大精力，从战略、谋略和策略等各层面指导和推动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塑。在新形势下稳定周边、经营周边、塑造周边战略环境，不仅要用一种全球大国的进取意识施展外交，还要有一整套更加精细的战略规划，以及在落实这些规划时更为灵巧的运筹策略。关键是要冷静、全面、辩证地认识周边战略环境，不惧多变性、管控复杂性、善用可塑性。中国的周边外交既不能拒变，更不能恐变，应深刻理解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战略自主性”的内在追求，顺势而为、谋势而动。以更大的战略自信、战略韧性和战略克制主动引导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对中国总体有利的新均衡。

2013年10月，中央专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未来5～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提出了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要着力稳定周边、经略周边、塑造周边，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他还着重指出，要想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就必须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特别是，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做好新时期周边外交工作的“亲、诚、惠、容”理念，这四字箴言既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的总结，也体现出中国外交独特的思想底色和文化底蕴。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人缘和文缘方面有亲近之感，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需要坚持真诚守信、恳切重诺，在正确义利观的基础上推进互惠互利的务实合作是维护好周边关系的重要保障，而一个“容”字则体现出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差异性、多元性的尊重和适应，强调要在多元中求和谐、交往中促融通。[16]

大格局细落子，习近平本人也以推陈出新、不拘一格的“元首外交”践行着上述重要外交理念，推动中国周边外交的转型升级。习近平近年针对周边国家开展的密集外交活动显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走亲戚式”的外交体现东方文明所凸显的亲近感和人情味，与邻国常来常往，以真情实感打动对象国。二是访问成果丰富，在推动务实合作中既注重紧密结合双方需求，又力求开掘新领域、打造新亮点。三是使双边、多边外交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将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等多边机制打造成更加有力的杠杆，充分展现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的责任和自信。四是突出官民并举、多管齐下，在各类丰富的外交活动中借助文化因素增进与邻国社会和民众的接触，施展“立体化”外交。五是以差序化方式处理与不同邻国关系，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含糊，兼顾“维权意识”和“底线思维”。六是力求实现我国外交全局中“周边”和“外线”的动态结合、相互策应，以更具全球和历史纵深的战略视野看待周边问题。

过去几年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转型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支撑。2013年9～10月，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习近平多次强调，“一带一路”是个“管总”的规划。“一带一路”核心是“通”，关键是“共”，它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大变革大发展意义重大。[17]该倡议紧紧抓住地区国家谋和平、求发展的深层次关切，以中国的主动变革、主动谋划、主动经营化解多重压力，在多元利益诉求中凝聚共识，尽可能多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建设亚太地区乃至更大地域范围的基础设施联通网、产业带、人文圈。中国希望以自身在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突出优势，针对亚洲国家的迫切发展需求，兼顾发展中经济体的现实条件，推动中国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程度得以深化，既包括有形的联通，也包括政策、机制、规则、思想理念等层面的“软联通”。2015年，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合作对接的联合声明，并组建对接协调工作机制，决定将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推进这一目标的主要平台。在很多大项目上，中俄正在探讨展开合作的可能性，包括东西伯利亚地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以及跨西伯利亚铁路现代化改造。[18]在东北亚，中国和蒙古国加快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草原之路”的对接，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制定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在东南亚，尽管彼此在领土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争端，中国仍和越南就“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展开磋商。新加坡则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的关键伙伴。中国领导人宣布“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成员国提供融资服务。在重点项目方面，中国—印尼雅万高铁项目敲定，中国—老挝铁路已经开工建设，中国—泰国铁路也取得进展，泛亚铁路网建设终于迈开实质性步伐。随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规划的进一步完善，“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重要项目的陆续开工，东亚与南亚发展机遇的深度对接也有望成为现实。

三 从“互联互通”到“互联互通理论”

近年来，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出现相对下降，也难以为应对国际性挑战提供有效的思想方案，有美欧学者认为世界或迈入“后西方世界”。[19]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支持。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余位代表参会。论坛既实现了“集众智、聚众愿、汇众力”的目标，又取得一系列事关“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务实合作成果。应该说，“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发展之路，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完善全球治理的积极探索，需要从“理念引领”“政治引领”的高度认识此次高峰论坛的重大意义。“后峰会”时期，“一带一路”将从“中国版”进一步向“国际版”迈进，通过深化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不断扩展“一带一路”建设的辐射力和联通力。在此背景下，应继续深入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经验，提炼融通中外的新思想、新理念，夯实“一带一路”的理论支撑，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理念感召力。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既包括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方面的“硬联通”，也涉及政策对接、民心相通等方面的“软联通”，是包括物质性、观念性、制度性三个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一带一路”是“创新性”实践，必然需要“创新性理论”对其加以阐释。应当看到，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明显不足，对“一带一路”缺乏理论话语层面的适用性。第一，欧洲式的一体化理论，要求欧盟成员国让渡主权，追求建立法制化程度较高的政治联盟，主要是“趋同”的过程，旨在从“多元”走向“统一”。然而，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刚性色彩太强，欧盟内部压力日增，“英国脱欧”等表明其存在深层次弊端。第二，美国式的“霸权稳定论”，强调美国“一家独大”的合理性，追求由霸权国家来确保全球稳定，既缺乏道义基础，也与世界发展的“多中心”趋势不符。第三，苏联式的国际分工论，实质上是以“分工”为名行“控制”之实，充满“大国沙文主义”色彩，其内在的“剥削性”受到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诟病。[20]由此不难看出，上述理论的共同弊端在于，都是以上下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都出现“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发展模式，都具有阵营性、排他性的价值取向。

过去四年来，从“愿景图”到“路线图”再到“施工图”“样板间”，“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议程设置、倡议实施、力量动员、网络构建能力。然而，不应忽视的是，国际上对“一带一路”的误读、误解、误判仍不鲜见，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刊文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欧西方国家之间上演。[21]为引导国际社会客观理性看待“一带一路”，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推动构建“互联互通理论”，讲深、讲透“一带一路”新在何处、好在哪里、去向何方。[22]习近平多次指出，“一带一路”要加强理论研究、学术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一带一路”的理论构建要坚持问题导向，善于抓主要矛盾，要能够解决大问题、提供大思路、引领大变革。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分”与“合”、“碎片化”与“依存性”之间的较量。实际上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合”而是“怎么合”，需要寻求国家间新型合作方式和新型全球治理模式，使各国将各自发展机遇转化为相互的发展机遇，不断壮大世界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力量。由此，倡导“互联互通”，不仅是政策目标，也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范式，是中国为引导国际秩序积极转型而做出的宝贵“智识贡献”。总的来看，“互联互通理论”是对欧洲式的一体化模式、美国式的霸权稳定论、苏联式的国际分工论的理论超越，是着眼于解决当前世界发展核心矛盾的理论探索，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体化的理论指向。具体而言，“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互联互通理论”具有以下主要内涵和鲜明特征。

一是不以削弱各国主权为代价推动跨国性合作，而是肯定主权、维护主权，注重发挥各国政府在促进合作方面的枢轴作用。不以建立超国家实力为目标，而是倡导建立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的“共生体系”。二是不以消除差异性为目标，而是充分尊重文明多元性和国际发展模式多样性，重视以共同理念、共通目标凝聚各国合力，实现“开放性聚合”。不靠什么唯一的价值观和体制“统合”他国，而是寻求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具特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态。三是不搞“唯我独尊”，要“合唱”，不要“独奏”，强调“对接”而不是“趋同”，力求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网络”而非“等级性秩序”，不强求他方制定新的战略呼应中方，而是将中方倡议与各国已有的发展规划紧密衔接起来，以务实的共同规划推动相关合作。四是不搞“唯规则论”，既推动规则建设，也重视沟通、协商、调解的作用，尽量照顾各方舒适度，维护彼此默契。面对分歧摩擦，既靠规则疏导，也靠关系“润滑”，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相互结合。[23]五是不搞“小圈子”，拒绝非此即彼、阵营分立、零和博弈，注重协调“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的关系，力求以互联互通消解和超越霸权秩序等内生的“排他性”和“对抗性”。

应该说，“互联互通理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支撑，既有渐进的、丰富的实践基础，也基于具有共识性、共通性的国际经验，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融合“东方智慧”，富有时代性、科学性和理论的延展性。与“国际公共产品”等西方理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互联互通理论”基于“中国经验”，可以打上“中国烙印”，对于探索中国特色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过去几年来，“一带一路”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和认同，各类互联互通项目稳步推进，构建“互联互通理论”具有一定的实践积累。中国虽然不是“互联互通”概念的首创者，但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互联互通”倡导者、实践者、引领者。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互联互通”作为政策理念纳入其中，“互联互通”与高举“共赢”旗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等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对“互联互通”的含义、目标和任务做出重要阐述。2014年11月，在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前，中国政府专门举行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邀请蒙古国、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领导人共商大计。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他还强调，我们要实现亚洲国家联动发展，亚洲各国就像一盏盏明灯，只有串联并联起来，才能让亚洲的夜空灯火辉煌。中国还借助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等机会，力推《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24]此外，中国与东盟成立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与欧盟设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倡设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等。互联互通不应仅停留在政策领域，需要上升到区域合作、全球治理等理论层面。

第二，互联互通作为政策概念在国际社会耳熟能详，“互联互通理论”料将获得各方的广泛接受与认可。东盟早在2010年就公布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MPAC 2025），确定了五大优先战略领域，包括可持续基础设施、数字创新、无缝物流、卓越监管和人员流动，还成立了东盟互联互通协调委员会。据测算，未来15年东盟互联互通项目所需资金约3.3万亿美元，每年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超过1100亿美元。此外，南部非洲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东非共同体等，联合推动以互联互通为目标的“非洲南北经济发展走廊”建设；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等机构也设有增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大项目。2015年12月，中国—老挝铁路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这一重大项目是“泛亚铁路网”的一部分，有助于老挝摆脱作为内陆国家的交通封闭之困，从“陆锁国”变“陆联国”，并继而成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关键枢纽。在中国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也在去年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深化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互联互通的创新之举。上述举措都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既有的区域和次区域互联互通构想、规划、项目之间的“对接”（integration）、“嵌入”（embedment）和“赋能”（empowerment）。值得注意的是，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的联合公报专门列举了全球范围内的主要“互联互通”倡议和构想，并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与它们的深度对接。

第三，所谓“愚者立异、智者求通”，“互联互通理论”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也是“亚洲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中华文化和“亚洲价值观”皆承认和尊重差异性，也都注重在保持个性特色的基础上形成“共通体”，进而塑造“共同体”，“求通”而不一味“求同”。“互联互通理论”需要文明互鉴、文化交融的支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外交转型的突出特点之一。近年来，无论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古迹写下的感言，还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习近平总书记都阐述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道理，倡导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25]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可为“互联互通理论”提供丰富的“文化共识”资源，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而不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义利之辨”，“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知行并进”。

当然，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构建“互联互通理念”的意义也在于为应对互联互通实际合作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寻求答案、探索路径。第一，“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布局面临如何协调“点”和“面”关系的难题（如东盟与东盟成员国），需要更有效地应对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格局，避免引发不必要的阻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发展。实际上，这种多元主体合作的困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并不鲜见。在一个国家推进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可能会影响另一个国家的交通枢纽地位，造成其过货量降低、过境运输获利减少等问题。第二，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日趋突出，考虑到阿富汗等中亚、南亚国家安全局势堪忧，不排除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三股势力”以及跨国犯罪集团搭互联互通的顺风车。“一带一路”有望成为实现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大体系”，但各类安全风险也可能借此相互转化、交叠强化、外溢泛化，通过“一带一路”所构建的联通体系进行“散播”。应对安全风险，一方面需要切实推动安全保障责任划分与成本分担，另一方面中国的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和体系建设亟待提升，以便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第三，“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正受到舆论和民意因素的牵制，如何不断优化相关政策传播和民心相通工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软保护”、构筑有利“软环境”，是一项突出而复杂的挑战。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Strategy Guided by the Ideas of “Mutual Connectivity”

Abstract “Mutual connectivity” is one of the core idea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reform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In pace with the proceeding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construction，China has strengthened its mutual connectivit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fields of hardware，software，and humanity exchanges.Building mutual connectivity has become a major means and path for China to construct its diplomatic network and substantialize its idea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In brief，the concept of “mutual connectivity” is not only a policy objective，but also a new world view，a new strategic mentality，and a new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take further reflections on how to elaborate and construct the “mutual connectivity theory”.In this way，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can be enriched.

Keywords Mutual Connectivity；Cooperation for a “win-win” Pattern；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uthor Zhao Minghao，Ph.D.of Law，Senior Research Fellow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at the Foreign Liais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Guest Researcher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South China Sea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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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k Leonard ed.， Connectivity Wars：Why Migration，Finance and Trade are the Geo-Economic Battlegrounds of the Future，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2016.

[2] 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不断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求是》2017年第14期。

[3] 详见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所做工作报告《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人民网，2012年11月8日，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08/c350821-19526654.html。

[4]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第55页；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9～10页。

[5] Peter Mattis，“Chinese Dreams：An Ideological Bulwark，Not A Framework f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China Brief， Volume ⅩⅢ，Issue 12，June 7，2013，The Jamestown Foundation，http：//www.jamestown.org/uploads/media/cb_06_09.pdf.

[6] 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求是》2013年第16期，第7～10页。

[7]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8]《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9] 《王毅部长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3年6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53901.shtml。

[10]欣平：《习近平“点穴”外交彰显大国思维》，《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0月26日。

[11]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9页。

[12] 参见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5～46页。

[13] 赵明昊：《“重返”还是“重构”：试析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

[14]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1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太平洋足够宽广：关于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思考》，2014年10月，第5～6页。

[16]《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

[17] 赵明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含义》，《新战略研究》2015年第4期，第22～32页。

[18] President of Russia，Press Statements following Russian-Chinese Talks，May 8，2015，http：// 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49433；Alexander Gabuev，“Eurasian Silk Road Union：Towards a Russia-China Consensus？” The Diplomat， June 5，2015.

[19] Munich Security Report，“Post-Truth，Post-West，Post-Order？”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January 2017.

[20] 参见苏长河《关系理论的学术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32～34页。

[21]Francis Fukuyama，“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 The Straits Times，December 30，2015.

[22]Mark Leonard ed.，Connectivity Wars：Why Migration，Finance and Trade are the Geo-Economic Battlegrounds of the Future，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2016，pp.21-22.

[23] 参见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

[24] 吴泽林：《亚洲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6期，第76～78页。

[25]《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新华网，2015年10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