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缘起

一 选题背景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当下，环境问题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最为棘手也是最具挑战的难题，亟待采取应对措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的环境在短时间内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身心健康等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与保护力度空前加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这些方针、理念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举措为当下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道路。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压力、发展方式粗放等多种问题。所以，探索人们如何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如何更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议题。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人（群）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环境与社会将形成紧密且复杂的互动机制，学术界有必要介入并加以研究。以“环境-社会”互动为研究对象的环境社会学，侧重于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并且致力于推进环境问题的社会应对（洪大用，2017）。环境社会学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本书聚焦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省，云南省是中国森林资源最为丰富，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据统计，云南省有裸子植物29属98种，分别占全国的85.3%和39.2%；种子植物14000多种，占全国的50%；哺乳动物296种，占全国的50.9%；森林鸟类792种，占全国的63.7%（贾楼仁，2003）。但是，在过去的60余年里，该地区森林生态系统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这一变迁的长周期和复杂性为我们研究社会与环境的互动机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众所周知，2009～2013年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等省、市、自治区连续四年遭遇严重干旱，被媒体称为“四连旱”。云南省是这次连续干旱的重灾区。连续干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以“云南焦渴”“追问云南干旱”“干旱：为什么总在云南？”等为题多次进行专门报道。这次干旱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造成的损失之大已远远突破历史记录。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2013年上半年云南省遭遇“四连旱”后撰文指出，“连续四年干旱，全省已经有4182万人不同程度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7347万亩，因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96亿元，是之前10年损失总和252亿元的1.6倍，因旱灾间接经济损失和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云南日报》，2013）。

这次长周期、大范围干旱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降水严重不足，干旱年份年降水量低于多年的平均水平。同时，干旱与全球气候变化异常、水利基础薄弱、用水需求增加等也有关系（秦光荣，2013）。但是，这些解释仍然不足以打消公众的疑虑，为何生态系统自身抵御气候异常能力如此之弱？在这场天灾之中，有没有人为因素？众所周知，森林具有重要的涵养水源功能，是“天然水库”。云南省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自1998年以来，国家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天然草场恢复和建设等六大工程陆续实施，云南省的森林覆盖率已从1998年的44.3%增加到2016年的55.7%。林业用地面积达3.75亿亩，居全国第2位；森林面积达2.99亿亩，居全国第2位；活立木总蓄积量达17.68亿立方米，居全国第2位（张成，2016）。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的云南省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干旱？华丽的森林数据与冷酷的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什么？

在学术界，一些学者开始对造成干旱的人为因素进行反思。虽然大范围干旱直接与气候因素相关，但在局部地区，严重干旱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矿产开采、基础设施建设、林木资源开发等造成的森林砍伐；橡胶、烟草等经济作物对原生林的替代（周琼，2014）；“中低产林改造”与“速生丰产林营造”政策的实施，如对桉树的掠夺性利用导致了林地涵养水源功能下降（董文渊，2012）。这些无疑是削弱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并加剧干旱破坏性后果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这次严重的干旱给不恰当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敲响了警钟。

实际上，云南省森林生态问题不是近年来才呈现的。纵观云南省的生态变迁史，可以发现，森林生态问题与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形影不离。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力度空前加大。历史上长期处于相对自治、封闭状态的广大农村地区，彻底纳入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权力控制网络。在这一场剧变中，中国农村生态随着国家的政治、社会状况变化也发生急剧的变迁。一系列农业开发政策和运动，如农垦进驻、农业学大寨、大炼钢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对农村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云南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农业成就巨大，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持续增加，但生态衰退亦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是森林生态的变化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了森林覆盖率降低、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等严重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开始重塑农村地区的生态。在西部大开发的社会背景下，各种外来主体参与到农村资源开发中。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场“造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工经济林面积急剧扩张，云南省森林覆盖率迅速上升。人工林营造使得之前出现的森林砍伐严重、森林覆盖率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扭转。然而，新森林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绿”（Xu，2011），大量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原生林被经济作物所取代，如橡胶、咖啡、桉树等，森林物种单一化趋势非常明显。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云南省保存完好的天然林面积只占森林总面积的9%，天然林毁坏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绿色和平组织，2013）。因为人工林的生态功能远弱于天然林，其涵养水源功能不足，生物多样性单一，所以森林的生态功能明显下降。

纵观60余年生态变迁的历史，可以发现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紧密相关。本书选择云南南部的南芒县为案例，以县域内60余年森林生态及其演变为主要线索，对调查地的生态变迁进行多维度、长时段的梳理，剖析地方环境问题复杂的生成机制。同时，总结已有的生态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探索生态治理可能的发展方向，从而期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智慧。

二 研究缘起

笔者对中国西南地区森林生态的关注缘于2009年在硕士阶段参加导师陈阿江教授主持的一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安置的课题。笔者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云南、新疆等省、自治区的多个移民安置点的调查工作。南芒县的一处移民安置点是课题组其中一个调查点。该县多山地，属于亚热带气候，动植物资源丰富。调查期间，课题组所到之处皆满眼绿色，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波荡漾”。调查间隙，当地接待人员盛情邀请笔者参观了南芒县土司时期的见证——南芒宣抚司署，同时也介绍了诸多地方历史和文化。笔者带着新奇和兴奋的心情完成了在这里的3天短暂的调查，深深地被这片祖国西南边陲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所吸引。

由于环境社会学一直是导师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笔者的兴趣点，导师建议笔者可以把南芒县作为硕士论文调查点，深入研究当地的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Issues）。在导师的鼓励下，笔者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畏感，在2010年独自一人再次来到距南京2000多公里外的南芒县，进行了为期20余天的调查。调查之前，笔者阅读了相关文献，拟定了调查主题：将南芒县作为环境研究中的“E”[1]点，即生态保护较好点，分析地区环境得以保护的原因。其中特别关注生态保护与当地居民的地方知识、信仰体系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田野调查后，笔者发现现实场景与研究假设之间呈现巨大反差，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当地传统文化曾经剧烈变迁，传统似乎难觅“踪迹”。设想的研究群体应该是“传统”的少数民族，但现实中“他们”与“我们”是并无明显二致的“现代人”。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地的住房，傣族传统时期的干栏式的吊脚楼变成了水泥混凝土楼房，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冰箱、摩托车等。除了在一些当地的传统节日和寺庙活动时村民穿着民族服装外，其他时候的穿着与汉族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环境领域，传统的地方规范、信仰体系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所能够发挥的保护地方环境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其二，当地居民对地方生态的自我评价与笔者的设想存在巨大差距。笔者作为外来者，经过初步了解，建立的假设是当地生态保护状况较好。但是深入接触后，发现当地村民普遍认为生态环境较以往严重退化了，他们对森林砍伐、原生林被经济林替代等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其后果有较强烈的直观感受。他们认为“山上的树少了，动物没有了，河里的水也少了”。笔者陷入了困顿之中，探索性调查发现的现实情况远远比设想的复杂。笔者深感自身功力不足，研究课题难以继续。后来因为种种缘由，笔者放弃了最初的研究计划，硕士论文也最终重新选择了另外的调查点和研究主题。

硕士毕业后，笔者有幸在本校继续跟随导师攻读博士学位，准备以环境社会学作为博士期间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文献阅读量的不断增加和田野经历的不断丰富，笔者的研究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但当笔者每每想起曾经的故地——南芒县，兴奋、新奇与遗憾就交织在一起。转眼又到了博士论文的选题阶段，笔者愈加倾向于重燃当初半途而废的研究选题，弥补心中的遗憾。导师也大力支持，并鼓励笔者向未知领域探索。2012年7～8月，利用暑假的时间，笔者第三次来到南芒县，进行了为期50余天的田野调查。在这次调查前，笔者悬置了相关的理论和文献，以事实为线索，大量收集第一手资料，还原生态变迁的过程和机制。通过对多个村寨的深入调查，以及从林业局、档案馆、博物馆、水文站等相关部门获得的档案、文字与访谈资料，笔者终于对60余年来南芒县生态的变迁有了一个总体性的把握。

在时间维度上，南芒县的生态问题是伴随着60余年来急剧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而出现的。在空间维度上，笔者对坝区和山区两种自然地理环境的村落进行了调查。通过对不同经济产业村庄如“橡胶村”“咖啡村”“茶叶村”等的调查，笔者更加全面地认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影响。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笔者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社会学系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习。学习期间，笔者整理了调查所得资料并阅读了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英文文献。2013年下半年，笔者开始着手博士论文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与困惑。2013年12月～2014年1月，笔者第四次来到南芒县，进行了为期28天的补充调查。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该地区生态不断恶化造成了诸多社会后果，面对生态恶化的现实，当地政府、村民开始进行生态危机的应对和治理，并且产生了一些成效。总之，经过多次“田野—书斋—田野……”的循环往复，博士论文得以最终完成。在博士毕业进入高校任教后，笔者申请并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进一步拓展西南地区环境问题研究。2016年7～8月，笔者在南芒县调查了20余天，除了继续跟踪之前的调查点外，对环境问题和生态治理中呈现的一些新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