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去的森林:一个西南县域生态变迁的社会学阐释
- 耿言虎
- 2429字
- 2025-04-07 16:51:38
序
环境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社会学,近年来在中国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不仅研究人员的规模在迅速增加,而且研究的议题也日渐丰富。耿言虎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就的这本著作,印证了这一发展历程。作者将研究聚焦于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的一个县,通过实地调查,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地区剧烈的生态变迁及其造成的多方面后果,阐释了生态剧变背后的社会原因。
2009年我们承担了一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安置的课题。云南是个多民族省份,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比较多,我和同事实地调查了20多天。当时是硕士生的耿言虎作为课题组的助手,全程参与在云南的调查。横向课题的好处是可以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地方实际。基于课题前期的基础性调查,后期学生进行深度研究,成为学生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地处云南南部的南芒县[1],土地资源相对丰富,所以接收了金沙江溪络渡水电站的水库移民,但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是可以进行深度研究的话题。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话题是当地人对“林—水—田—人”关系的深刻认识。所以,我和耿言虎商量,可以把南芒县的水议题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2010年,耿言虎去南芒县调查了20多天。实地调查发现,现实场景与我们原先的假设差距很大——原先我们预设南芒县是一个“传统”的、生态系统保留完整的地方,但实际上处处都是“现代”的痕迹,并且森林系统的演变及其产生的环境问题也有很多。虽然,这个备选的硕士论文选题没有用上,但耿言虎考上博士以后,该议题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2012年暑假,耿言虎第三次去南芒县,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调查。他在不同类型的村庄驻村调查,访谈了林业局、水文站、档案馆、博物馆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南芒县60余年来的生态变迁有了一个总体性的把握,确定了以森林生态演变及其成因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和框架。随后他又进行了两次补充调查,最终完成了这本书。
60余年来,南芒县生态的变化非常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这一时期人们大量毁林开荒,砍伐树木用作建材、燃料,致使当地生态急剧退化,表现为森林短时间迅速消失,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森林破坏造成了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等问题;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化的推进,森林覆盖率有所恢复,但生态问题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如果第一阶段主要是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等数量指标的下降,那么第二阶段主要是生态质量的指标下降,如单一的经济林替代了丰富多样的原生林、次生林,从而引发生态问题和继发的社会问题。
“生态-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有趣的、有意义的话题。历史上,地方社会对于生态保护有悠久的传统。自然资源保护的村规民约、信仰体系,农业生产中的丰富的地方生态知识都是这一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些地方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证了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村寨中森林保护的村规民约、竜林信仰、刀耕火种是维护生态系统的社会文化保障。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生了剧烈变化。在森林资源管理上,科层化森林资源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地方有效的森林管理制度日渐式微,一段时期内,新的森林管理制度还未发挥效力,森林管理的失范造成了严重的森林砍伐的后果。此后,科层化森林资源管理制度虽然得以强化,但未能有效地吸收、借鉴传统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森林管理效果。
在粮食作物种植上,历史上的刀耕火种农业虽然产出较低,但是有民间禁忌和严格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大体能够维持生产与生态的平衡。在政府的农业改造政策下,以汉区农业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外来农业知识逐渐取代地方农业知识,这些知识形成了当地农业生产的指导知识体系。外来农业知识体系以追求生产效率为目标,客观上提高了农业产量,增加了农业收益,但是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在商品农业生产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积极发展面向市场的经济作物种植是当地的重要经济方针。以橡胶、咖啡、茶叶、甘蔗等为主体的“绿色产业群”迅速发展壮大。政府、企业和村民构成了经济林产业发展的“共赢”联盟。但是,经济林产业的发展重塑了当地的生态,造成了物种单一化、农业面源污染、水资源短缺等后果。
本书还有以下几点值得一说。
首先,作者提出林业经济中的“生产跑步机”效应。“生产跑步机”理论主要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林业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凸显是同步发生的,政府—企业—农民合力造就了林业“生产跑步机”。经济林产业发展符合各方利益,但是环境却成为发展的牺牲品。
其次,从传统和现代的张力以及反思现代性的视角理解农村生态问题。在梳理已有研究和经验调查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了传统和现代的张力造成的严重的生态后果,例如科层化森林资源管理制度、高产高效的科学知识、将自然资本化的市场体系。这些现代性因素构成了发展的要素,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作为一个涉及较大时间跨度生态变迁问题的研究,读者可以发现,作者收集了大量档案馆文献、调查报告、部门总结报告、统计报表、地方志、文史资料等相关的各类文字资料,同时,还收集了本地居民特别是一些老人的口述史资料。这些材料有力地支撑了本书中提出的论点,也体现了环境社会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环境议题的跨学科研究中,不仅要涉及理论观点,而且要学习不同的研究方法。
总之,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远去的森林”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远去的森林”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发现人们自身行为的种种失当,反思人们的社会设置,从而有助于思索人们如何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愿意向关心环境问题、关心农村发展的朋友推荐本书,也希望耿言虎在环境社会学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陈阿江
2018年5月于南京
[1]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中,涉及的县、乡/镇、村以及人名、企业名、山川河流名等都已按照学术惯例进行了相关的技术处理。后文中,相关名称也都已经过处理,不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