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俄国：“邪恶的怪胎”

在承认自己从前对俄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不足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乔治·凯南虽然对沙皇政府对待其人民的方式很不赞同，对政治流放犯们怀有深切的同情和喜爱，但并没有因为存在野蛮的流放制度这一点就将整个俄国贬得一无是处。“即使恐怖主义者也不打算推翻全部流放制度，如果沙皇宣布给一切自由，他们都会放下武器”[48]，类似的话语在乔治·凯南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对俄国的政策决策者，乔治·凯南仍抱有希望。学术界普遍认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读过乔治·凯南在《世纪》杂志上的文章，可“并不意外的是，尽管对变化有着极大的期待，说出真相有它的价值，但是在德米特里·托尔斯泰担任内政大臣期间，乔治·凯南的著作在俄国一直是被取缔的”[49]。《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刚一出版立即就被译成德文，1890年被巴黎社会革命自由基金会译为法文出版，1892年被译成荷兰语出版，大概同年由在日内瓦的俄国移民团体译成俄文，但是合法的俄国版本直到1906年才在俄国出版。西伯利亚旅行之后的十年间，俄国在乔治·凯南与许多美国人眼中的形象每况愈下，从不完美的朋友，沦为一个代表着野蛮与邪恶的不可救药的怪胎。

乔治·凯南1885～1886年俄国之行的另一个收获，是结识了不少俄国革命者。乔治·凯南在托木斯克结识的革命者沃尔霍夫斯基，在成功从流放地逃出之后，辗转到美国投奔乔治·凯南，成为乔治·凯南的亲密朋友与同事，在后来的“自由俄国圣战运动”（The Crusade for a “Free Russia”）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乔治·凯南结识的著名人物还包括有“俄国革命的老祖母”（бабушка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之称的勃列什卡-勃列什科夫斯卡娅（Е.К.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俄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民意志党人克拉夫钦斯基（С.М.Кравчинский）以及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许多正在流放地的革命者在乔治·凯南塑造俄国“野蛮的大监狱”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给予了许多支持。而此后与这些革命者们的长期联系和来自他们的单方面影响，[50]成为乔治·凯南眼中的俄国形象失去活力、渐趋呆板的重要原因。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俄国圣战运动”在美国一些废奴主义者与俄国革命者的鼓吹下极为兴盛，而“几乎一手改变了美国人对俄国的印象”[51]的乔治·凯南不仅通过其著作鼓舞人心，还帮助流亡美国的俄国革命者们筹集资金，堪称这次运动的“精神领袖”和经济支柱。甚至可以说，“没有乔治·凯南就没有这场运动”[52]。从前将俄国与美国南方等同的方法得出的不再是俄国是美国的“双胞胎”的结论，相反，它使得沙皇政府完全沦为落后、野蛮、残暴的象征。“专制独裁的俄国与自由民主的美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53]，俄国是美国历史上的朋友这一国家形象被彻底颠覆了。反对沙皇政府的政治压迫、认为俄国人民有能力建立自治政府，是美国人眼中的俄国形象转变为“野蛮的大监狱”之后的必然结果。而这场运动的新鲜与特殊之处还在于它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众所周知，俄罗斯与美国在宗教信仰的近似性上不及美国与西欧，不过在世界近代史上，注重实用的清教和崇尚内敛的东正教之间并没有发生过特别激烈的冲突。在对俄土战争的评价上，俄国甚至被美国人看作基督教文明的使者和代理人。1877年5月26日美国《哈帕周刊》（Harper’s Weekly）刊登的一幅关于俄国沙皇的漫画，将俄土战争中的沙皇描绘为反对异教徒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形象。[54]然而，在“自由俄国圣战运动”的鼓吹之下，俄国却沦为基督教文明使命的针对者，俄国落后的根源被归因于东正教会的缺乏生命力，对东正教的改革被认为是俄国社会和政治自由化的必由之路。“文明正迅速地向东扩展，它不能停止扩展或者绕开俄国，无论是以刀剑还是以圣经，它应该被传达到沙皇统治区域的每一部分。”[55]出身于传统清教家庭[56]的乔治·凯南一再用宗教语言表达其强烈的是非观：“俄国政治是‘一种对神圣上帝的不称职的官僚式取代’，上帝甚至（应该）被用来强迫（那些）‘不积极的或倒退的基督教徒领取圣餐’。”[57]

在乔治·凯南与“自由俄国圣战运动”的推动下，到19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人眼中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形象已经被彻底改变。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这一时期美国人对俄国的否定已经远不止对政府某个政策或是对沙皇专制的否定，而是扩展为对俄国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全面否定，俄国沦为与美国毫无共同之处的“怪胎”；二是以沙皇专制和东正教为主要标志的俄国被视为固守己见的，不得不靠外力（这个外力当然指的是美国自己）予以改变，俄国人民非此不可得解放的一种“邪恶”力量。简而言之，这一时期美国人眼中的俄国形象，既是一种进步，又是一种倒退。之所以说它是一种进步，一方面是因为虽然俄国的形象在经历了由好到坏的转变之后，甚至在这一时期向着更坏的方向发展了，但这毕竟是随着美国人对俄国进一步了解而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看到，美国人对俄国的关注点，经过了自然、人民、政治，在这一时期发展到宗教和文化等精神层面，美国人对俄国的了解比从前更加全面了。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倒退，则一方面是出于对俄国的形象从文明沦为野蛮，甚至被认为与一些确实未经开发的地区等同，可见美国人对俄国的了解尚不完全的慨叹。一家美国报纸将乔治·凯南与非洲探险家亨利·莫顿·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等同，说他们都在野蛮地区促进了文明。亨利·莫顿·史丹利，英裔美籍探险家、记者，在《纽约先驱报》担任记者期间，他获得社方资助前往非洲搜索失踪的著名冒险家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并以这一事迹闻名于世，后来史丹利成为职业冒险家。[58]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美国人眼中的俄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看待俄国的思维方式，在经历了由破碎、简单化、理想化到鲜活化、立体化、现实化的过程之后，竟然再次走上了平面化、脸谱化、象征化、妖魔化的道路。至此，美国人眼中俄国形象的转变全面完成，这一渐见僵化的俄国形象随着美俄两国“沿着相反的方向绕地球半圈并在文明最先开启的地方相遇”[59]而被完全固定下来，并在随后几乎一个世纪的国际舞台上游荡。

当然，乔治·凯南的言行也引发了俄国政府对他态度的转变。俄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人员在《世纪》杂志上发文批评乔治·凯南。[60]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也认为他“做出的是一个对俄国社会状况的误解”[61]。1901年，乔治·凯南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俄国后不久，就以“不可信任”的罪名被沙皇政府强行送上开往德国的火车。

乔治·凯南并不是科班出身的俄国问题学者或是职业的政治顾问，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他对俄国的关注是出于作为记者的职业需要和经济需求，但更多的是来自他对俄罗斯持久强烈的兴趣，乔治·凯南在促进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以及推动美俄两国民众之间相互了解和交流方面的贡献，远远大于他对美国对俄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

晚年的乔治·凯南，致力于对爱德华·亨利·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62]传记的写作。虽然“如果他不写这本书的话，鲁特使团的历史和美国对俄国的政策，或许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实质性的转变”[63]，但是这本完成于乔治·凯南去世前两年、记载哈里曼这位白手起家的美国“铁路大王”一生事迹的著作，恰恰体现了乔治·凯南终其一生所追求和崇尚的价值准则，而这种价值准则亦贯穿于乔治·凯南了解、关注俄国的各个阶段，成为他衡量、评判俄国各方面的不变标准。

从表面上看，乔治·凯南眼中的俄罗斯国家形象几经转变，但事实上，乔治·凯南一直在以美国人固有的价值准则来评判俄国，试图给予俄国人以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这一点从他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正如乔治·凯南在《世纪》杂志中的文章所言：“我的同情是对人民的俄国，而不是沙皇的俄国；是对地方议会的俄国，而不是秘密警察的俄国；是对未来的俄国，而不是过去的俄国。”[64]“乔治·凯南是俄国永远的朋友”，“俄国革命的老祖母”勃列什-科夫斯卡娅这样评价乔治·凯南，“在自由运动史上，永远有他专门的、荣耀的位置”[65]。

乔治·凯南在去世前几个月写下自己的墓志铭，即“尽管我的一生，围绕着诸多神秘，但我对它仍是满意的。我不必解释这一切，亦不需要关于这一切的解释。我已怀着满腔热爱与乐趣活过、爱过、痛苦过、快乐过，那已足够。”[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