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国：“想象的双胞胎”

随着接触的增多，美国人对俄国的了解愈加深入。将美国与俄国进行对比，并找出两者的共同之处，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介绍俄国的方式。曾在俄国旅行的罗斯·布朗（J.Roth Brown）这样描述俄国人的自然性：“对我来说，在此方面俄国人比我所见的任何欧洲人都更像美国人。”无独有偶，1872年3月16日《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一篇署名为“C”的文章这样写道：“像我们一样，俄国是一个新的国家，与我们很像。”[13]这些在今天看来很难理解但十分有趣的观点无不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对俄国的关注点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自然、民众等方面，而是上升到政治、制度等领域；美国人眼中的俄国形象已经超越了“朋友”的界限，成为与美国非常相像的“双胞胎”。而作为各大报纸宣传的最了解西伯利亚和北极事务的人，乔治·凯南对俄国的研究也进一步扩展和深入，并且开始对沙皇政府及其政策予以评价。

乔治·凯南最初的演讲和著作，基本都集中在对西伯利亚地理、气候、民族、习俗的介绍上，很少提到与俄国政府以及政治问题有关的人或事。他最早提到“流放者”“流放制度”等词，是在1869年、1870年的演说中。

俄国的流放制度与俄国专制制度（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一样独具特色，历史久远，影响深远。广袤的西伯利亚作为寒冷荒芜和人迹罕至的“新大陆”，在近二百年里一直充当着流放犯接收地的角色，因此被称为“罪孽的袋子”。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始于1591年的“铜钟流放”。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去世后，大权旁落皇戚戈东诺夫（Борис Фёдорович Годунов）之手。因伊凡雷帝幼子季米特里（Дмитрий）于1591年在乌格里奇猝死，当地居民认为是死于戈东诺夫派人暗杀，继而发生暴乱。戈东诺夫派兵前往镇压，杀死200余人，将60户居民处以流刑，于1593年押解到西伯利亚彼尔姆城（Пермь），乌格里奇教堂大钟亦被视为有罪，被锯去双耳，一同流放，这就是有名的“铜钟流放”。1760年颁布的行政流放法规定，拥有农奴的个人和机构可以不经法庭审判将农奴及其家属流放到西伯利亚。到18世纪末，流放体制已非常混乱，明显表现出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俄国政府针对这一现象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加强了监督。1823年，颁布了《流放法》，对流放犯进行登记、安置和监管，流放人数随之增加。

按照犯人被流放的原因，可将西伯利亚流放分为三类：刑事流放，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流放形式，到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期，最终取消了地主可随心所欲将农民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权力，同时对村社将村民流放西伯利亚的权力做出严格限制；宗教流放，如历史上对旧礼仪派和阉割派教徒的流放；政治流放，即将犯有政治罪的人发配到遥远的地方，在一定期限内或者无限期居住或服苦役。

早期的行政流放是政府强制移民的手段，很多被流放的犯人只是因为一些微小的过失，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犯罪。后期的行政流放犯中政治犯占有很大比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后期，特别是1870～1880年，针对政治犯采取的行政流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起义的“十二月党人”（декабристы），19世纪40年代彼得堡的进步知识分子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кружок Петрашевского），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830～1831年和1863～1864年两次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粹派分子以及19世纪90年代后以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流放大军中的一员。因此，西伯利亚流放也被称作俄国“阶级斗争的晴雨表”。1917年3月6日，临时政府宣布政治大赦，4月26日正式取消政治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亦随之结束。

乔治·凯南称他在从伊尔库茨克前往欧洲的途中见到了六七百名流放者。乔治·凯南传记的作者特拉维斯认为，乔治·凯南当时的行程仅有两周，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他不可能和流放者有很多的接触。言下之意，乔治·凯南并没有对俄国的流放者与流放制度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不过，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乔治·凯南之所以提到这些流放者，很有可能还只是将他们当作像东北西伯利亚的科里亚克人[14]一样，可以吸引美国民众目光的趣闻。

乔治·凯南第一次表达他对美俄关系的看法，是在1873年给纽约《论坛报》（Tribune）编辑的一系列信中。目前我们所能看到乔治·凯南关于俄国政治制度的最早的文章则是1882年发表于《美国地理社会杂志》的《西伯利亚：流放地》（“Siberia：The Exiles’Abode”）[15]，这也是一篇演讲稿。在这篇长达57页的文章中，乔治·凯南开宗明义地提出要介绍一些新的关于西伯利亚的内容，那就是西伯利亚各地居民的起源与历史。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乔治·凯南第一次将哥萨克（Cossack/Казаки）与流放者作为“需要特别注意”的西伯利亚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回溯了俄国流放制度的历史，而且介绍了当时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数量、组成、分布地域与劳动生活现状，并且提到了“政治流放犯”（political exile），不过指出他们所占的比重相当小，20年间的160000名流放者中，只有443名是“政治流放犯”。[16]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乔治·凯南早期研究俄国的集大成之作，既是对他此前对西伯利亚自然与民俗考察的知识精华的总结，又是对乔治·凯南比较成型的对俄国流放制度的认识的系统表达，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更为可贵的是，乔治·凯南在表述自己观点之前，还对当时世界范围内对俄国流放制度和西伯利亚流放者有所研究的论著——主要来自俄国和英国——进行了逐一介绍和点评，因此，该文可以说体现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研究俄国流放制度的最高水平。

在这篇文章中，乔治·凯南针对流放制度得出了三个结论，大意如下。

一、曾经在流放中存在的那些状况业已改变，流放者所受到的待遇比其他欧洲国家对犯人的更加人道：流放不会将犯人与他的家人分离，不会剥夺犯人的劳动成果，并且给予犯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和奖励。

二、被流放者是俄国社会中一支不断壮大的邪恶力量，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是对欧俄稳定及人民生命财产的保护。同时（西伯利亚的广阔地域和寒冷环境使得）犯人很难从当地逃走或返回家中，从而有效切断了流放者与他曾经所在的犯罪集团的联系。

三、流放制度未来存在与否有赖于其利弊的平衡能否继续保持。（在乔治·凯南看来）如今的流放制度已经是弊大于利，而随着西伯利亚和欧俄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弊端将更加明显。因此，流放制度最终会在俄国被废止，正如流放制度（transportation system）在英国被废止一样。[17]

乔治·凯南希望使美国民众认识到，流放制度并没有那么恐怖，西伯利亚流放并不比星室法庭[18]以及美国的一些监狱残酷，并说“在俄国特权的滥用并不能证明沙皇政权是粗鲁和半野蛮的”[19]。俄国存在流放制度这样的事实，并没有立刻对乔治·凯南与普通美国民众眼中的俄国形象造成太大影响。“对美国人来说，尽管俄国是君主制政府，但所有那些批判俄国的人都被认为是错的。”[20]这些观点既来源于美国人对俄国传统上的可爱“朋友”形象的深信不疑，又与当时俄国国内的一件大事有关。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刺死。这一方面加剧了美国人对“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bomb-throwing anarchists）的恐惧，另一方面也使盛赞沙皇改革、谴责刺杀[21]是对自由的冲击、认为将这些“邪恶的革命者”流放到西伯利亚非常必要的论调在美国占了上风。乔治·凯南在这个时候转而研究俄国流放制度并提出其观点，吸引了美国人的极大关注，而他俄国问题专家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虽然俄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与美国传统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曾经经历过同样是君主制的宗主国英国统治的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奇怪事物，美国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原因去打破美俄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这一时期，农奴制改革的推行者亚历山大二世被美国人看作是与林肯总统齐名的“解放者”，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Going to the People/Хождение к народу）也被认为是类似于美国内战后有教养的年轻妇女从北方到南方黑人学校教学的事情。[22]

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人眼中的“双胞胎”俄国形象风行一时。但是，将俄国与美国的南方、而不是与全部美国等同，将19世纪的俄国与独立之前的美国等同，将俄国放在一个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非常落后的维度，这样的等同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样的“双胞胎”认识，与其说是基于现实与相互了解，不如说只是出于一种想象。1876年，美国人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圣彼得堡监狱里3000名政治犯偷偷缝制了一面小的美国国旗，并于7月4日勇敢地展示出来。[23]乔治·凯南一生中最喜欢讲的这个故事，或许显示了美国人对俄国这个“想象的双胞胎”美好的期望。而后来俄国革命选择了法国式而非美国式道路的现实，注定会令美国人失望。不过，美国人眼中俄国形象的转变并不需要等到那样遥远的后来，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一些挑战美俄友谊的文章，已经开始在美国的报纸、期刊上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