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一

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广大农村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斗争，农民群众打垮了地主的封建统治，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这个运动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丰富的内容，丁玲同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反映这个运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的是1946年夏天华北土地改革的情况，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桑干河畔一个名叫暖水屯的村子。小说的内容主要是写土地改革中斗争恶霸这个过程（按照作者原定的计划，要分为三个阶段写：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实际上主要写出了第一部分，第二、第三部分只开了一个头）。

这部小说虽然没有把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写出来，而只是比较详细地写了斗争恶霸这个过程，但已经相当充分地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展示出来了。小说是从地主、农民、干部以及时局、历史根源等各方面揭示出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在地主方面，斗争对象钱文贵是一个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人物，他曾施展了很多阴谋诡计，如他送儿子参加八路军，把自己变成“抗属”；为了攀结干部，他把女儿嫁给村治安员张正典，又企图把侄女黑妮嫁给农会主任程仁；他还实行假分家，以及利用小学教员任国忠去乱放谣言；等等。这样就使得斗争增加了很多困难。在农民方面，主要的就是觉悟不高，还普遍存在着变天思想，地主阶级的威势还沉重地压在农民的头上，因此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也就难以迅速地开展起来。在干部方面，问题就更多：首先，工作组的领导者文采是个具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作风而又缺乏经验的人，他认为钱文贵是中农，又是“抗属”，不应作为斗争对象；其次，干部不纯，村治安员张正典变节投降，处处卫护钱文贵，农会主任程仁也因为黑妮的关系在斗争钱文贵这件事情上产生消极情绪。这给斗争增加了严重的阻碍。

小说在表现这场阶级斗争的时候，也注意到时局和历史根源方面的关系，如农民的阶级觉悟不高和变天思想的产生，主要就是时局的影响以及多年受压迫所造成的结果。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蒋介石匪帮的势力还相当雄厚，农民怕共产党站不长，怕地主阶级进行报复。而地主阶级压迫农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农民思想意识上沾染的阴影如宿命论、个人打算，等等，是难以很快就清除的。

所有这些方面，就使得这场阶级斗争具有了非常复杂的内容。实际上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土地改革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要消灭地主这样一个阶级，这是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的内容原就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有把土地改革这场阶级斗争简单化，它是相当深刻地反映了这场阶级斗争的复杂内容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农村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也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和比较深刻的反映。农村的阶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地主阶级内部、地主与农民之间，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决不是如一般人所设想的那样简单。但这是往往为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所忽略的，一般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往往把农村的阶级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部小说反映出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点很容易为一般人忽略，一般人往往认为即同是地主阶级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实际上并不如此。如小说所反映，钱文贵、李子俊、江世荣之间存在着矛盾，在抗日战争期间，钱文贵摆下圈套，使李子俊和江世荣当了甲长，在土地改革时期，钱文贵又在任国忠面前说李子俊的坏话，企图陷害李子俊。就钱文贵的家庭内部说，也有着较为复杂的情况。钱家的家庭成员的处境是不相同的，儿媳妇二姑娘在丈夫参军之后天天在公公的淫邪的“咄咄逼人”的眼光下惴惴不安地生活着，侄女黑妮是个孤女，在家庭中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另外，如前所述，钱文贵的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的女儿嫁给了村治安员。这样的地主家庭是够复杂的了。

地主与农民之间也不单纯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除这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使得阶级关系复杂化起来。如地主钱文贵，除了前面说的他的儿子是解放军，女婿是治安员外，他的大哥钱文富是个贫农，他的已死的弟弟（黑妮爹）也是个贫农，他的堂房兄弟钱文虎是村工会主任，他的儿媳是富农的女儿。另如钱文贵的儿女亲家——富农顾涌，他的家庭关系也很复杂：大女儿嫁给了富农胡泰的儿子，二女儿嫁给了地主钱文贵的儿子，儿媳出身贫农，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一个儿子（顾顺）当了村青联主任。这样就构成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无限复杂的阶级关系，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是对农村社会没有深入观察的人难以反映出来的。

比较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了农村阶级斗争和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发掘出了农村社会的丰富的生活内容，使作品具有了较高的现实意义，突破了概念化与公式化的藩篱，这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第一个显著的成就。这方面显示出，作者对农村社会的知识是丰富的，对农村斗争的观察是深入的。

其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反映出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阶级意识、战斗能力的成长。这点是非常可贵的，从这方面可以显示出土地改革的伟大作用。

土地改革是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可以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剥削，使农民得到土地，在经济上获得翻身。同时，土地改革还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打垮地主阶级的政治上的威风，使农民在政治上翻身。除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外，还有精神上的翻身，即阶级意识的觉醒。单是经济、政治的翻身还不够，还须精神上的翻身，地主的势力不仅在现实中拔除，还应该在农民的脑子中拔除。我们应该注意，精神上的翻身应该是特别加以重视的，因为这是一件更为艰巨的工作。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意识的成长做了细致而成功的刻划，这主要通过侯忠全这个老年农民体现出来。侯忠全是个思想非常落后的老年人，他有严重的宿命论思想，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在自己的命上，“他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他完全变成了地主阶级的恭顺的奴隶，在斗争地主侯殿魁的时候，他把分给他的一亩半地偷着还了侯殿魁，“他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是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马”，大家要他去和侯殿魁算账，他见侯殿魁之后却拿着扫帚扫起地来。他怕儿子斗争地主，把儿子关在房子里。这都说明他的阶级觉悟是多么低。但象侯忠全这样阶级觉悟低的人，最后也终于觉醒了，关于他觉醒时的情况，在“醒悟”一节（五二节）中有着非常真实而生动的描画。那是在斗争了钱文贵之后，侯殿魁偷偷跑到侯忠全家来，一见侯忠全就跪下磕头，求侯忠全饶恕，还塞给侯忠全两张十四亩地的契约，小说中这样写着侯殿魁走了以后的情景：

他走后，这老两口子，互相望着，他们还怕是做梦，他们把地契翻过来翻过去，又追到门口去看，结果他们两个都笑了，笑到两个都伤心了，侯忠全坐在院子的台阶上，一面揩着眼泪，一面回忆起他一生的艰苦的生活。他在沙漠地拉骆驼，风雪践踏着他，他踏着荒原，沙丘是无尽的，希望象黄昏的天际线一样，越走越模糊，他想着他的生病，他几乎死去，他以为死了还好些，可是又活了，活着此死更难呵！慢慢他相信了因果，他把真理放在看不见的下世，他拿这个幻想安定了自己。可是，现在，下世已经成了现实，果报来得这样快呵！这是他没有、也不敢想的，他应该快活，他的确快乐，不过这个快乐，已经不是他经受得起的，他的眼泪因快乐而流了出来，他活过来了，他的感情恢复了，他不是那末一个死老头了。……

他并且声明他不再把分得的地退给地主，他说：“不啦！不啦！昨天那末大的会，还不能把我叫醒么？哈……”这情景是真切动人的，这是全书最好的章节之一。

在侯忠全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上面，充分显示出土地改革的伟大作用来了。若不是实行土地改革，若不是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斗垮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威风，侯忠全的阶级意识是难以觉醒过来的。

小说不仅写出了象侯忠全这样的老年农民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也写到广大农民群众在斗争了恶霸钱文贵之后阶级觉悟的提高。恶霸钱文贵虽是个中等地主，但对农民的威胁是很大的，他是沉重地压在农民心头上的黑影，在暖水屯他代表着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也是联系着国民党政权的祸根。有了钱文贵的存在，农民的变天思想、宿命论观念以及其他种种个人顾虑，才一时难以拔除得掉，等斗争了钱文贵之后，农民的这些混乱思想和个人顾虑消除了，斗争的积极性增加了。在四八、四九、五○这三节（“决战”之一、之二、之三）中，对农民群众由于扣押了钱文贵而增长的斗争积极性做了较为突出的刻划。

小说也写到农民的战斗能力的成长。在旧社会，农民曾长期地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这种被剥削压迫的地位处得久了，在思想意识上和实际行动上都会变得非常软瘫，在思想上既承认了地主的剥削是当然，在和地主展开面对面斗争时也会变得手足无措，这种情况不但老年农民有，青年农民也有。三二节“败阵”和三八节“初胜”就非常生动地写了这种情况。在“败阵”一节中，写了老年农民郭柏仁等向李子俊的女人要红契的场面，结果是，和李子俊女人碰面之后，佃户们为那女人的哀哭乞求弄迷糊了，一起溃退下来，郭柏仁还做出一副难受的样子安慰起李子俊女人来：“你别哭了吧，咱们都是老佃户，好说话，这都是农会叫咱们来求的。红契，你还是自己拿着，唉，你歇歇吧，咱也走了。”这情景是真实的，这也显示出作者对现实观察的深刻，如果只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是难以写出这样真实动人的场面来的。在“初胜”一节中，情况有些不同了，这次是郭柏仁的儿子郭富贵等向汪世荣要红契，虽然青年小伙子王新田在斗争中表现了慌乱，但红契是要来了，而且还和江世荣算账说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次的“初胜”，是接受了上次“败阵”的教训的，这说明，通过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斗争，农民的战斗能力是成长了。

土地改革对战斗能力的锻炼不仅从一般农民群众身上体现出来，也从干部身上体现出来，农会主任程仁就是由消极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的。土地改革的伟大斗争清除了程仁身上存在的弱点，锻炼了程仁的战斗意志，使程仁终于站到斗争的最前列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接触到的方面很多，但它的基本内容我认为就是以上分析的这些，即反映出了农村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农民的阶级意识和战斗能力的成长，小说对这几个方面的反映都达到了相当真实和深刻的程度，小说是在现实的历史的深广基础上和农村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反映出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思想斗争的。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成就。

二

在人物创造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有着若干的成就。

在人物创造上的最大成就，是创造了农村各阶级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即各种类型的地主、农民和干部，而对地主和农民的创造尤其成功。在创造了真实多样的人物这点上，同样显示了作者对农村社会了解的透彻和观察的深入。

几个地主具有不同的类型，他们的性格也各有差异。钱文贵是个土地不多的中等地主，但他是一个恶霸，是暖水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具有阴险狡诈的性格。李子俊是个破落地主，性格胆小怯懦，和钱文贵的性格恰成对照。侯殿魁除了是一个地主之外，又是一个反动道门（一贯道）的头子。江世荣以及未出面的许有武也各自有着不同的面目。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地主虽然同属于一个阶级，但彼此的情况是并不相同的。

在地主阶级人物中，以钱文贵和李子俊的女人两个人物塑造得最为成功。

做为一个中等恶霸地主，钱文贵这人物是写得很真实的。钱文贵是庄户人家出身，因为从小爱跑码头，和县、乡的官僚阶层有了联系，就在暖水屯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夫，都得听他的话，他不做乡长甲长，可是人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小说这样写着他的外貌：“不知道是那一年还上过北京，穿了一件皮大氅回来，戴一顶皮帽子。人没到三十岁就蓄了一撮撮胡子。”简单的几句话就活现出了这个农村流氓的外形。作者从各方面揭示出了钱文贵的奸滑狡诈的性格，象一般人说的，“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的人”，人们又把钱文贵的阴险狡诈概括在几句顺口溜里：“钱文贵，真正刁，谋财害命不用刀。”共产党来了以后，四处清算复仇，暖水屯斗争了许有武和侯殿魁，钱文贵却摇身一变，把儿子送进八路军，使自己变成“抗属”，又找了个村治安员做女婿，“村干部有的是他的朋友”，他还把五十亩地表面上分给两个儿子，实行假分家。他把儿子送进八路军之后，对人说他就是拥护八路军，看着共产党就对劲，但背地却对亲家顾涌说：“送去当兵好，如今世界不同了，有了咱们的人在八路军，什么也好说话。你知道么，咱们就叫着个‘抗属’。”他把五十亩地分给两个儿子，形式上分了家，但却不准儿媳另分开过日子，他说：“分开了谁给我烧饭，我现在也是无产阶级，雇不起人啦。”这又说明，钱文贵不但是一个恶霸，而且是一个流氓无赖。这些性格特点都是符合钱文贵这样人物的实际情况的。钱文贵不同于《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韩老六是大恶霸，钱文贵不是，因此在土地改革中，钱文贵也没有象韩老六那样做出罪大恶极顽抗到底的活动，只是在内心里渴望着共产党的政权垮台，蒋介石的政权复辟，只是唆使小学教员任国忠去乱放谣言，去告发李子俊，小说只在第六和二九（“密谋”一、二）两节中对钱文贵的活动做了一些描述。钱文贵之所以在土地改革中没有太多的阴谋活动，一方面因为是一个中等地主，势力本来就不算顶大，一方面也因性情狡猾，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在人民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他不会冒险的去孤注一掷的。在对钱文贵这个人物的处理上，作者掌握的是现实主义的原则，做得恰如其分，没有对他做过于浮夸的描写，没有把他丑化，这点是有些评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同志已经指出来过的。不过，还必须指出，所谓掌握着现实主义原则，仅仅指对描写象钱文贵这类中等恶霸地主来说是如此，并不是所有恶霸地主都象钱文贵这样，事实上更多的恶霸地主是比钱文贵凶恶得多，罪恶也比钱文贵大得多，象韩老六那样的恶霸地主就是。

李子俊女人是个阶级敏感很强的人物，她富有着应付事变的本领，她比她的丈夫李子俊要机灵得多，也强硬得多。小说中这样描写着她在解放以后的情况：

她不是一个怯弱的人，从去年她娘家被清算起，就感到风暴要来，就感到大厦将倾的危机。她常常想方设计，要躲过这突如其来的浪潮。她不相信世界将会永远这样下去，于是她变得大方了，她常常找几件旧衣送人，或者借给人一些粮食。她同雇工们谈在一起，给他们做点好的吃。她也变得和气了，常常串街，看见干部就拉话，约他们到家里去喝酒。她更变得勤劳了，家里的一切活她都干，还经常送饭到地里去，帮着拔草，帮着打场。人家都说她不错，都说李子俊不成才，还有人会相信她的话，以为她的日子不好过，她还说今年不再卖地，实在就没法过啦！可是现在还是不能逃过这灾难，她就只得挺身而出，在这风雨中躲躲闪闪的熬着。她从不显露，她和这些人中间有不可调解的仇恨，她受了多少委屈呵！她只施展出一种女性的千依百顺，来博得他们的疏忽和宽大。

这段描写是非常真实的。这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女人在阶级命运行将溃灭的前夕所做的垂死挣扎。在“败阵”一节中，突出地表现出了这女人的善于应付事变的能力，她用眼泪和乞求把佃户们软化了。在“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节中，对这女人的心理活动写得是细致而真实的。她痛恨那些“劫掠者”，她感慨地想：“——好，连李宝堂这老家伙也反对咱了，这多年的饭都喂了狗啦！真是事变知人心啦！”她看着已经卖给了顾涌的果园，心想：“以前总可惜这地卖给别人了，如今倒觉得还是卖了的好！”她看到顾涌的果园也被统制，感到高兴，“要卖果子就谁的也卖，要分地，就分个乱七八糟吧。”看见钱文贵的果园没被统制，她感到非常不满。这正深刻地刻划出了地主阶级女人的狠毒偏狭的心理，当她自己要溃灭的时候，她也希望别人和她同归于尽。作者把李子俊女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能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做细致而真切的刻划，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创造上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不仅对李子俊女人如此，对其他若干人物也是如此。在对李子俊女人的刻划上，作者也是运用着现实主义的手法，这是很明显的。

在农民群众方面，本书也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年老的，年青的，进步的，落后的，各种都有。象老年农民侯忠全、郭柏仁、李宝堂、顾涌，青年农民刘满、郭富贵、王新田、侯清槐等，虽然每个人占的篇幅不多，没有太多的行动，但形象都是鲜明、生动的，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就中以侯忠全、刘满写得尤其成功。

在农民中还有个非常鲜明、生动的人物是顾长生的娘，这是个中农老年妇女，性格倔强，爱唠叨，动不动以抗属自居，小说中描写她的几个片断都是非常生动的。她看见黑妮等年青孩子穿粉红袜子，引起反感，心里骂着：“看你们能的，谁还没有年轻过，呸！简直自由得不象样儿了！”她争着参加开会，会没开完就要退席，不叫她走她又不答应。因为她是中农，干部们扣了她一石八斗优待粮，她为这老发牢骚，直等杨亮安慰了她，她才高兴起来，说：“一石八斗粮食不争什么，张裕民可不能再说什么中农中农啦吧，咱就托人给长生捎了一个信，叫他放心，说区上下来的人可关照咱呢，咱中农也不怕谁啦！”把钱文贵押起来以后，她高兴地说：“嗯！这可见了青天啦！要是咱村子上不把这个旗杆扳掉，共产党再贤明太阳也照不到的。”她向人述说了钱文贵以往对她家的欺压。这说明中农和地主之间也有矛盾，中农也受地主压迫的，在土地改革中中农也有斗争的积极性。在分果实的时候，她分了五斗粮食和两只鸡，高兴得什么似的，把粮食叫做“面子物件”，把鸡叫做“翻身鸡”。顾长生的娘这个人物不仅是表现得形象生动、个性鲜明，而且显示出了重大的意义，说明了在土地改革中的中农问题，说明了中农在土地改革中的态度以及如何正确地对待中农的问题。这人物虽不是主要人物，但她的典型意义是相当大的。

几个青年妇女如董桂花、周月英、黑妮，都写得真实生动，而且对这几个妇女的内心世界都做了细致深入的描画，这些描画都是动人的、出色的。

干部方面，写出了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副村长赵得禄、民兵队长张正国、治安员张正典，以及其他干部李昌、赵全功，任天华、钱文虎、张步高等。一般地说，这些人都具有各自的个性，类型也不完全一样，在斗争中表现得有差异。如张正典和别人不同，是个背叛了人民投降了地主阶级的干部；程仁是一个好干部，但由于爱情的牵扯，在斗争的最初阶段也表现了消极和犹豫。张正典和程仁这两种类型的干部，是现实中常有的，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在干部里面经常会出现象张正典、程仁这样的问题的，所以写出象张正典和程仁这样类型的干部的问题，是有现实意义，也是有教育意义的。

但总的说来，本书在对干部的创造方面并不算成功，还存着较大弱点，最主要的弱点就是没写出较完美的代表正面力量的先进人物。就以张裕民这个主要人物来说，做为暖水屯的党的领导者，写得是十分不够的。张裕民在斗争中表现得犹豫，多疑，不积极，不果敢，能力也不高，他在斗争中的活动很少，看不出他对斗争的推动力量，他的形象是不明确的，给人的印象是模糊的。小说中这样写着张裕民最初给八路军送粮的动机：“去拜访一下早已闻名的八路英雄，是可以满足他的年青的豪情的。”身为雇工的张裕民难道一点阶级觉悟没有吗？难道给八路军送粮食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年青的豪情”吗？张裕民以后参加了党，又领导两次清算复仇，按理应该是锻炼得很坚强了，事实上不然，在土地改革中他表现得犹豫、多疑而且毫无办法。在处理钱文贵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不可原谅的，也是不可理解的。程仁把钱文贵划成地主，张裕民却依照张正典的意思给钱文贵改了成分；他又觉得钱文贵是抗属，不该斗，就是该斗也没个死罪；又怕老百姓有变天的思想，动不起来，怕搞不成功对自己不利。正象刘满批评他的：“干部们可草蛋，他们不敢得罪人，你想嘛，你们来了，闹了一阵子，你们可是不用怕谁，你们是要走的啦。干部就不会同你们一样想法，他们得留在村子上，他们得计算斗不斗得过人，他们总得想想后路啦。嗯，张裕民原来还算条汉子，可是这会儿老躲着咱，咱就知道，他怕咱揭穿他。”张裕民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得是前怕狼后怕虎，个人的顾虑和打算很多。从他的对话中也显示出他的觉悟并不太高，如当刘满提醒他“拔尖要拔头尖”即要斗争大恶霸的时候，他却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你有种，你就发表！哼，咱还要看你的呢！”一个党支部书记对群众的积极建议采取的却是这样粗暴的打击，这是应该的吗？当干部们在讨论斗争对象的时候，张裕民这样说：“咱们入党都起过誓的，咱们里面谁要想出卖咱们，咱们谁也不饶他。咱张裕民就不是好惹的。你们说怎么样？”在斗争钱文贵的时候，群众冲上来打钱文贵，他说：“如今大家要打死他，咱还有啥不情愿，咱也早想打死他，替咱这一带除一个祸害，唉！只是！上边没命令，咱可不敢，咱负不起这个责任，杀人总得经过县上批准，咱求大家缓过他几天吧。就算帮了咱啦！”看这话的口气，好象斗争钱文贵是他个人的事情，“咱张裕民就不是好惹的”、“就算帮了咱啦”，这些话里表现不出什么人民立场，这显示出他的觉悟是并不太高的。这不象一个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入了党，领导过两次复仇清算，而现在又身为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人物，把主要领导农民斗争的干部写成这个样子是没有典型意义的，表现不出现实的本质来的。而在整个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张裕民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在群众面前出现的机会很少，就是出现了也没有多少积极的行动，如在向李子俊女人要红契的那个场面中他根本就没有出面。虽然等章品来村之后，他在党员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要积极行动起来，但斗争已经接近结束了。

程仁的面目写得比较清晰，对他的思想上经历的斗争和考验也做了细致的刻划，但这也只是一个正在成长着的人物，仍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正面人物的形象，他的积极的行动也非常之少。其他赵得禄、张正国、李昌、赵全功、任天华、钱文虎、张步高等就更单薄了。象《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赵玉林那样的行动较多积极性较大的干部形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还没有。

工作小组的文采、杨亮、胡立功三个工作干部，也和张裕民等村干部一样的情况，三个人的类型不同，个性有差异，但做为正面的积极的人物仍然都是不够的。文采这人物，做为一个有缺点的浮夸的知识分子，写得是生动的，这人物有它的现实根据，写出来对读者也有教育意义，但把他写成一个土改小组的领导者就缺乏代表性，缺乏典型意义，如果把文采写成一个小组的成员而不写成一个小组的领导者就更妥当些。做为土改小组的领导者，象《暴风骤雨》中的肖祥是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杨亮和胡立功是代表着正面力量的人物，但又太单薄了。

写出正在成长着的英雄人物是可以的，但更重要的是写出完美的能足以代表推动现实的积极力量的英雄人物，因为在新社会的现实中完美的英雄人物很多，由于有这些完美的英雄人物的推动才使得土地改革获得伟大的胜利，不写出这样的人物就是没有充分把握住现实的本质。如果在一个土地改革过程中，在干部方面只是一些不健全的正在成长的人物，现实中纵或有这种情况，这也是个别现象，而不是本质现象，如果把这样的情况写成作品，则这既不是典型的环境，也不是典型的性格。

对暖水屯的土改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县宣传部长章品。章品是个在各方面都比较健全的人物，他坚决，果敢，有魄力，工作能力高，也能联系群众。不过他在本书中并不是个主要人物，他不是暖水屯土地改革的主要领导者，他到暖水屯来只是为了检查工作，他在暖水屯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章品的身上也存在着缺点，他对政策的体会和执行上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如他对土地改革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就认识得很不够，他曾这样说：“不管，错了我负责任，土地改革就只有一条，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彻底翻身，要不能满足他们，改革个卵子呀！”有些富农来献地，有人主张不要拿得太多，以免影响中农，他却说：“要拿，为什么不拿呢，还要拿好地。”这都是不够正确的。因此，把章品当做代表正面力量的英雄人物，也仍然是不够的。

在干部方面，没写出典型性较高的能充分代表进步的社会力量的人物。在地主方面，也是这样的情况。做为一个中等地主说，钱文贵是写得成功的，但做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仍然是不够的。象钱文贵这样一个中等地主，不大能充分体现地主阶级的本质，他的代表性不及《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大。就连那个充当地主狗腿子的任国忠说吧，他的代表性也是不大的，充当地主狗腿子的是小学教师而不是地痞流氓一类人物，这并不是本质现象，而是个别现象。由于选取了一个中等地主做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影响了所描写的土地改革的斗争，使这斗争不能在更大规模上和更剧烈尖锐的情况下展开。

在人物典型以及土改过程的描写上，似乎受了真人真事的局限，如地主是个中等地主，狗腿子是个小学教员，土改小组的领导者是个缺点很多的人，村干部也没有十分坚强能干的……这些情况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都是不大的，如果站在现实的高处，对广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现象加以概括的话，是不会写成这个样子的。是当时的时代限制所致吗？是1946年的土地改革就是这样子吗？显然不是的。小说中明明写着，在暖水屯附近的孟家沟有个大恶霸陈武，“陈武过去克扣人，打人，强奸妇女，后来又打死区干部，陈武私自埋有几杆枪，几百发子弹，陈武和范家堡的特务在地里开会，陷害治安员”；白槐庄也有个“有一百多顷地，建立过大伙房”的大地主李德功。作者为什么不写陈武或李德功那样的地主呢？如果以陈武或李德功那样的大恶霸地主为描写对象的话，一定能更加充分地写出地主阶级的罪恶和土地改革的复杂尖锐的斗争过程。自然，作家反映现实不是用一种格式，在创造各种类型的人物上也有着充分的自由，问题是只看创造哪种人物典型才能充分表现出最本质的社会现象。“不是经验主义地描绘生活的事件和现象，而是选择能够表现出发展的趋势及其全部矛盾的最本质的东西，——这样艺术家就能够展示出真正的生活真实。……艺术家在创造典型形象的时候，要选择和概括现实的最本质的现象。这首先关联到典型的思想意义，而思想意义是评价典型形象的极重要的标准。”（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

总之，在人物创造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有成就的。这就是创造了各种类型的地主、农民和干部，其中有很多是真实生动的；在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尤其成功，有很多人物的心理活动刻划得非常细致而真切。只是人物的典型性都不太高，都不能充分显示出最本质的社会力量。

三

冯雪峰同志曾指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艺术的表现能力已达到相当优秀的程度，并指出它的突出的特色之一是“诗的情绪与生活的热情所组成的气氛的浓重”，这的确是如此的。书中有很多章节确实写得出色，如第三七节“果树园闹腾起来了”、第五二节“醒悟”、第一六节“好象过节日似的”、第一节“胶皮大车”等，都写得细致动人，字里行间充分流露着饱满的热情，那些对人物的热情的抒写，就好象动人的抒情诗一样，具有着强烈的感人力量和艺术魅力。另外如第三二节“败阵”、第三八节“初胜”、第四八、四九、五○节“决战”之一、之二、之三，都写得逼真生动，也是出色的篇章。但是，并不是全书都如此，平板乏味的章节也有不少，也有不是细致动人而是繁琐沉闷的地方。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基本上是精炼和朴素的，表现力也相当强。只是不够纯粹，即语言风格不统一，非常口语化的语言和知识分子气极浓的语言互相夹杂在一起，这样也就减低了语言的明快和流畅。语言的朴素与华丽之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要紧的是要纯粹，要风格统一。陈涌同志曾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特点：“它也吸收了更多的群众的语汇，但整个说来，它自然并不就是群众的语言，也还不是在群众语言基础上经过自然加工和提高的那种艺术的语言。它一面已经抛弃了原来知识分子的旧套，但另一方面，还缺少群众语言的光采和魅力。它看来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处于过渡阶段的语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完全不是群众的语言或完全不是在群众语言基础上经过加工和提高的艺术语言，自然是过苛的说法（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成分都具有了，只是全书语言不完全如此罢了），但说它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处于过渡阶段的语言”，是可以的。

本书中还常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语汇来形容农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况，如用“内疚”“忧郁”“寂寞”“年青的豪情”等来形容农民的感情（这点陈涌同志曾经指出过），这是难以传达农民感情的具体内容，不符合农民的心理活动的特点的。这也是显示它的语言的不够纯粹的地方。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张裕民觉得老百姓“常常动摇，常常会认贼作父”；江世荣“用失神的眼色送着逝去的人影”；董桂花“感着也许有风暴要来”；顾二姑娘“是一棵野生的枣树，喜欢清冷的晨风，和火辣的太阳”等，语言和描写的对象都是不太吻合的。就冯雪峰同志认为是“美丽的诗的散文”和“我们现在还很年轻的文学上尚不多见的文字”的“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来说吧，也仍然具有这方面的情况，象“薄明的晨曦”“鸟雀的欢噪”“累累的稳重的硕果”等，和书中其他一些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是很不调协的。

在故事结构方面，本书的缺点是较大的。本书的故事情节不紧凑，结构松散，故事发展缺乏一条主线，横生的枝节太多，前后的事件缺乏有机的联系，作者似乎还没把土改过程的内部规律充分掌握住。故事进行得慢，常常把故事割断，孤立地插入大量篇幅的人物介绍，这些人物介绍经常占一整节，多是叙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既往的生活经历等，这些叙述又常是抽象平板的。这情况在前半部中特别显著。如第一节至第一○节之间，故事简直就没有什么进展，这十节当中主要写了顾涌拉一辆胶皮大车回村以及钱文贵的一点反应，另外抽象地追叙了张裕民和程仁一点过去的经历，但这两个人物并没有正式出面，七节所写的识字班的情况是没有必要的，在故事的进展上毫不发生作用。在文采等到来之前，应该写出张裕民、程仁等村干部在土改前夕的活动和对土改的反应，须要这些人物正式上场，但书中没有写。有好几节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这种情况在第一○节以后依然存在。因此之故，就使得这部小说缺乏了生动引人的艺术魅力，读起来有沉闷之感。

四

以上我们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优点和缺点，自然，优点是主要的，它的缺点，是我们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提出来的。整个说来，这部小说的成就是高的，而对我们的文学发展来说它的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它实在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初的较显著的一个胜利。我们同意冯雪峰同志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所作的评价：“这是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此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它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同前文）这评价是正确的。

附注：冯雪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登在1952年第10号《文艺报》，陈涌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登在1950年9月号（二卷五期）《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