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要素禀赋结构及描述

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现代产业的空间分布？这在理论上虽然引起诸多争论，但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影响产业的基本因素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从古典经济学开始，人们就发现了投入对产出的决定作用，而投入的主要要素是劳动和资本，这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结构上就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体现，此后的研究基本上是在CD函数的基础上扩展得来。从国际经济理论来看，其对要素禀赋结构的强调更为突出，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均强调了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差异，以及这一差异带来的交换利益。要素禀赋理论已经开始从要素禀赋结构来探讨比较优势的来源，并据此分析国家间的产业结构与分工形态。虽然后期的技术贸易理论、需求重叠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等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对国家间技术、需求及规模的差异进行研究，其本质仍然是对要素禀赋结构的拓展。产业是经济的实体部门，产业分布是经济空间布局的直观表达，其背后体现了一个地区要素禀赋的性质及其结构。根据对理论和文献的研究，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主要在于资源禀赋、劳动、资本、技术等诸方面。

一 资源条件

自然资源和产业分布的关系是最初的，也是最直接的。但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来考察，资源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两面性。一般认为，资源禀赋决定产业分布，则资源越是丰裕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越快，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但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现象观察发现，资源贫乏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未必就差，而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在结构、速度和水平等诸方面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内，一国经济受贸易影响，过度开发资源会导致制造业发展受到削弱。“荷兰病”即表明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较为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国家，当其过度开发资源并出口获利时，会削弱其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回归到传统的发展道路上。为了避免这一现象，一些国家会通过价格扭曲来促进技术升级和制度创新。本研究用从事采掘业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作为衡量不同城市资源禀赋的指标。

（一）省会城市的资源条件

大部分省会城市的采矿业从业人员都比较少，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除合肥和广州两市无数据外，其余28个省会城市中最低的南宁市采矿业从业人员仅37人，占比为0.046‰，而最高的太原市为9.9万人，占比为9.66%，显然省会城市的资源条件与整个省区的资源条件是一致的。但总体来看，由于省会城市是现代第二、第三产业的集聚地，其采矿业从业人员比例显著低于全国水平。2014年全国城镇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为3.26%，但省会城市仅有1.28%。

（二）地级城市的资源条件

和省会城市不同，大量地级城市因资源而建，其兴衰与资源密切相关，如鸡西、鹤岗、克拉玛依等，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均在40%以上。在有数据的181个城市中，采矿业从业人员占比在10%以上的城市一共有40个，这些城市均是地级市，几乎是因矿而设的城市（见表1-1）。

表1-1 2014年采矿业从业人数占比在10%以上城市

二 劳动与资本

劳动作为投入和作为禀赋的理解在不同层面上存在差异，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是作为投入要素来看待的，虽然在理论研究中把劳动定义为劳动投入时间，由于劳动的质量在实际中很难观察，而且劳动与劳动者也不可分离，在实际研究中，是用劳动者作为劳动的替代变量的。在生产函数最初的度量中，柯布和道格拉斯选用的是制造业的雇佣工人数。在本研究中，作为劳动投入的替代变量我们选取职工人数。而作为禀赋的劳动是经济中能够提供的劳动总量，与职工对应，其意是指适龄劳动人口。

通过计算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劳动情况，发现各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在较高的同时存在较大差异。2014年我国共有适龄人口9.16亿人，经济活动人口7.969亿人，总体劳动参与率高达86.99%。为了讨论可比性，我们取从业人员来代替经济活动人口，则年底从业人员总数为7.7253亿人，劳动参与率为84.33%。由于我国城乡就业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劳动参与率低于农村劳动参与率大致10个百分点，分别为78.33%和91.53%。但分城市来看存在复杂性，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迅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远超本地劳动供给的水平，在一些城市的就业中有大量外来劳动力，从而形成从业人员远大于户籍人数的情况。如2014年末，深圳、东莞和珠海经济活动人口分别为222.5万人、128.2万人和73.8万人，但其从业人员分别高达484.4万人、238.7万人和75.2万人，高出经济活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年的数据，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从业人员为11168.29万人，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42953.2万人，如果仍然按全国平均67%的适龄人口比例来计算，城市劳动参与率为38.81%，则高于平均数的城市有85个，占比仅为29.92%，这体现了多数城市具有人口城市化的特征，人口增长并没有与之匹配的就业增长。而高于平均值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有27个，占比为90%，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分别高达87.33%、78.19%和65.54%（见图1-4）。可见，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虽然人口增长快，但就业增长也快，体现出城市规模越大，其经济结构越完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经济方向的推动也越突出。

图1-4 2014年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年数据计算。

资本则不同，在柯布-道格拉斯的传统研究中，资本是指机器、厂房等固定资产，而且不包括用于生产的流动资本以及土地等。实际上，资本形成由于通过投资实现，资本存量涉及多种复杂的计算方法，包括每年的投资及折旧，基年确定以及基年资本存量的估算等。一些学者以省份为界对我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研究，但他们的计算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王小鲁，2000；贺菊煌，1992；张军，2002；张军等，2004；Holz，2006）。由于本部分是基于284个地级城市的研究，不论按照上述哪一个方法来对各城市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均存在较大难度。从资本形成的来源来看，投资受储蓄水平的约束，虽然储蓄在向投资转化过程中涉及多种机制和条件，但储蓄可视为资本形成的禀赋条件。

三 教育与技术

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教育的作用才有了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虽然人们很早就清楚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在新增长理论以前，知识和技术一直被视为外生变量，并不深入讨论知识对增长的作用机制。新增长理论通过把经济中的部门划分为知识生产和物质生产两大部门来把知识引入增长模型，并在这一模型中强调了人口在不同部门就业所导致的增长后果。实际上，教育对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上，教育的作用使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在生产率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当受不同程度教育的人具有不完全替代性质时，产业发展的基础将存在根本差异。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其受高等教育的工人数量越多，则表明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越具备基础，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有利于其向更高生产率的经济体系迈进。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城市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教育水平，同时加入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例作为教育的控制变量。

技术水平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概念，在新古典增长模型里通过增长分解把劳动和资本解释之外的部分定义为索洛剩余，即由技术进步来解释，由于除技术外还有诸多因素影响增长，则索洛剩余只是新古典增长模型严格假定下的一种度量思路而已。在一些研究中把企业的研发投入作为技术投入指标而把专利申请作为研发产出指标来处理，但这些实际上都无法体现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考虑到从禀赋角度来研究技术，本书关注政府对技术的重视程度，仍然选取财政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支出的比例来代替。

四 市场化与对外开放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初大多面临资本缺口，因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弥补资本短缺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外资进入东道国后对具体的区位选择也具有复杂的理论，在邓宁（Dunning，1973、1977、1988）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中，区位优势即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的三大优势之一，并把区位优势归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这种区位优势一开始被强调的是地理上的区位，如接近供应来源从而有效降低成本等，则近海、河、湖、港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区位禀赋条件。目前来看，除传统的区位优势，投资环境快速上升成为吸引外资的主导因素。投资环境又包括基础环境和政策环境两类。从基础环境来看，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原有的产业基础，特别是前期外资进入的规模和领域成为主要因素（李恒，2008），而政策因素既包括政府的产业优惠和扶持方向，也包括制度建设、审批手续简化等方面，而这些都体现在引资规模上。在本研究中，用各城市吸引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