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概念的提出：从生态小说到小说生态叙事

人与生态关系的书写源远流长。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生态思想并不是近几个世纪的新潮流。生态书写在古代已经被赋予了多重意蕴。因此，文学对生态的关注不是当代的一个“突发事件”，而是如夏光武所言的，“早在生态文学形成之前，生态思想就已经隐藏在各种神话、传说、宗教教义等原始思维的背后”[1]。早期的生态思想蕴含在文化之中发挥隐性效应。这种生态意识或多或少地萌生于有敏锐观察力、感受力的人们心中，同时默默地影响着他们对自然环境的看法和态度。换句话说，生态思想早就蕴藏于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只是当时学界还很少将它从文学作品对自然与人关系的诸多表述中剥离出来加以分析，再赋予新的学术内涵。

进入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提到议程。后现代生态思潮的批判与否定性突破了现代人对自然的无上“中心主义”的刚性规约，颠覆了危机重重、恶果累累的现代“自然-人类”伦理观，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定位，将潜藏于历史叙述中的“隐性”生态意识空前剥离、彰显出来。

事实上，由于适应了对现实危机的关注与诉求，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寻求、探索崭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开掘关系后的深层文化、哲学、伦理原因”为要义的当代生态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很快成“燎原之势”。在当代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中，小说扮演了重要角色，占据了多数的份额。因此，“小说与生态”成为我们的研究焦点。

按照一般逻辑，从“小说”到“生态”，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当下流行的所谓“生态小说”的概念。当我们将研究视域锁定在“生态小说”时，却遭遇理论概念与当下创作现实的阐释困境。我们发现仅仅用“生态小说”这一概念，很难清晰涵盖与厘清目前的创作现实，很难涵盖目前复杂的生态与“小说”的表述关系。

目前对生态小说的概念理解是从“生态文学”一级概念范畴引申出的二级概念。生态小说作为生态文学的重要分支，其定义无疑是与生态文学的概念息息相关的。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至今莫衷一是[2]。目前比较公认的是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对“生态文学”的界定：“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3]。生态小说是体现这样一些特点和定义标准的特定体裁。

但是当逐渐深入思考中国生态小说，当面临生态小说概念界定并正式展开对批评对象的阐释时，我们常常遭遇生态小说判别标准的泛化问题，评论往往陷入旁支错节、“表”“里”难蔽的尴尬和捉襟见肘的阐释困境中。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就概念定义而言，“生态小说”概念本身作为新的“舶来品”，在西方学界就没有一个确切稳定的定义。传到中国之后，学界对此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造成人们对“生态小说”这一新兴概念理解的混乱。其二，当代评论界概念运用混乱、不统一，没有区分题材与主题的不同和复杂关系。或者只关注作为鲜明“主题”存在的生态文学的论述，忽略了作为题材存在的生态文学叙事；或者是模糊、混淆二者的区别，常常把所有相关生态的书写都归纳于“生态文学”范畴。这都是值得商榷的。

“生态小说”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属于“生态小说”？现存的浸染西方生态话语权的生态小说的界定范畴能否真正全面关照中国本土化的创作现实？目前国内作为权威界定的“纯生态小说”究竟占多大份额？那些被公认的有鲜明生态意识和诉求、以生态为主题的“纯生态小说”能否完全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观念，承载中国复杂的生态思考维度？如何看待和合理“归档”《空山》、《额尔古纳河右岸》、《平原》、《日光流年》、寻根文学、知青作品这些带有强烈生态意识或表现生态命题的当代重要作品？

事实上，面对对象与概念无法明确的逻辑归属，很多学者做了折中与策略性规避，比如，谈现代文学中的生态叙事问题，王喜绒[4]、李晓明[5]用了“生态批评视域”，汪树东[6]用了“生态意识”等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龙其林提出“泛生态小说”概念。他参考王诺的定义，同时又适当地结合创作实践，定义“泛生态小说”是“站在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基础上，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反映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精神危机，以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生态学科知识对现实生活中的生态问题做出科学或文化剖析以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寻求解决之道的小说。……这是一种广义的生态小说，即只要体现了上述特质的作品都被纳入此范畴之内，也可称之为泛生态小说。”[7]这个提法在论述上具有可操作性和范围可控性。

但是，这种折中的策略在解释清楚了研究对象的同时，也规避了对现有生态书写的厘清，模糊了当代生态书写在当代小说中的确切位置与坐标问题。用规避和转换概念模糊当代纯粹的“生态小说”创作的格局和规模，是对当代生态意识与思潮的偏袒，但是在貌似繁荣的表面，这种忽略也影响了对当代生态创作与本质走向的清晰把握，更影响对最少作为“现象”而备受争议的生态书写的可行性与可发展性的当代审视。

当代能够被公认的所谓的“纯生态小说”“显性生态文学”[8]就其文本分量来说，只能偏居一隅，甚至处在大众阅读视野之外。那么，大谈所谓生态小说，是否具有理论的偏颇与人为的“虚构的喧哗”呢？同时，如何看待“非生态小说”中对生态问题的讲述、表达、展现？假如我们承认“文学”与“生态”关系的解读与创作具有合法性和当下必然性的话，目前这种界定无法解决当前这一紧张的叙事关系。那么，是否到了应该拓展和丰富发展此概念的时候？“生态”与“文学”批评的对象都应该卯定在哪些范围才可以既解决目前批评对象混乱的局面，又能将批评的问题推向深广领域？带着这些现实问题，本书从当前中国生态书写的现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大胆地提出一个基于先前概念之上的、丰富化和扩展化的文学概念——生态叙事。

我们定义其为：“当代小说生态叙事是指当代中国小说中相关生态意识的讲述、表达、展现的叙事。”它在外延上拓展了现有生态批评的对象范围，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从主题层面而言，指已经具有自觉的“自然生态”主体价值表述[9]、以生态意识作为主题的文学，基本包括王诺定义、刘文良修正的“显性生态文学”以及“纯生态文学”；另一种形态是从题材层面而言的，囊括当代小说中所有的作为情节部分的当代相关生态意识叙述[10]。同时，在内涵上，“叙事”是动宾组合，既指涉讲述行为（叙）又指涉所述对象（事），涵括故事结构和话语表达两个层面[11]。故而分为故事叙事与话语叙事两个层面。在具体的生态叙事考察上，我们着眼于探讨生态叙事主题层面的开掘与叙事艺术策略使用问题。

“小说生态叙事”概念的引入，将研究的对象从内涵与外延上进行了创新性拓展与归纳，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所有的生态小说，或者小说中关联自觉“生态意识”的叙述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为解决生态文学论述中的尴尬和合法性质疑提供可能，将研究对象从“生态小说”扩大到“生态叙事”，可以为重新审视与厘清中国当代小说在“生态思潮”影响下的创作格局与态势提供较为完整的谱系性关照，更为我们针对目前的“生态文学”复杂性，编织一个可以容纳现象的筐，有利于我们对问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