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现代批判主题

如果当代小说生态叙事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的话，其作为一种文体的表征能力与报告文学相比，在平面展示上不仅无法发挥作为小说的文学阐释空间深度与厚度的优势，也失却了作为生态报告文学的新闻快捷性与政论尖锐性。其存在的理由是受到严重质疑的。这些作品虽围绕某个具体的生态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观照，具有揭示生态危机现实和启迪民众环保意识的重要意义，其巨大而深远的社会效应正在不断地显现。但是，仅仅做问题的平面揭示与批判，缺乏“生态问题”本身的话语解释逻辑，对千疮百孔的自然、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孤立地揭示生态环境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忧思披露与呼吁，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发展而言，从浅层批判到深层批判与反思是必然的；从文体的特异性而言，小说承载了超越报告文学及散文的丰厚性与深度，也必将促进和耦合这种深层批判的必然性。同时，小说的阐释某种程度上意味“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层次的演进分化”[14]。这三点的合力促使我们的小说生态叙事势必走向深层性思考与批判。深层批判则集中体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问题上。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快经济现代化的步伐，从“前现代”到“现代”甚至是“后现代”“过山车式”快速挺进。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现代性”的问题直接裸现在中国社会和作家面前。当代中西思想界与文学界的生态绿色浪潮本身就始于对现代化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随之全面展开、日趋白热化。里查·A.福柯在其《追求后现代》一书中认为后现代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批判性的思维转向，即转变为一种既怀疑的又具有讽刺特点的思维。当然，这种批判不是对现代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它既欣赏现代化给人类带来极丰富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又对其负面影响深恶痛绝。[15]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深层后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对政治与文化的批判。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文明人本意识产物。现代物质文明强调地球上作为主体的人类及其权威合法性。地球其他物种与生命是作为“对象化”的工具客体而存在的，或者作为人的附属意义而存在。这种自我中心价值膨胀，忽略了地球其他生灵的独立存在价值，促成人行为上的肆意破坏和内在规约失范。西方生态学者阿恩·奈斯和塞欣斯曾共同起草了一份原则性纲领，其中对人与自然的平等、多元、丰富、独立的价值强调了三点：①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健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就人类目的而言，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的的有用性；②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且它自身也是有价值的；③除非满足基本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6]强调了非人类生命与人类生命同等的价值和合法性。中西大量生态创作提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通过非人类生命的崇高化、灵性化与道德化，展示非人类生命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意义。神化与灵性化的动植物叙事在《狼图腾》《怀念狼》《黑鱼千岁》《树王》《沙狐》《乌妮格家族》等作品中比比皆是，当动植物被赋予了人类所无法凌越之上的神秘的、可“畏惧”的力量时，敬畏生命有可能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动物与人平等甚至超越现代人的道德高度，被作家用来彰颂非人类生命、反思与批判现代人性的“异化”与扭曲。黑鱼千岁具有神性与高超的智慧，忍辱装死，为了给同伴复仇，与人类猎者较量，最终同归于尽。小说《猎人与母猴》中的母猴，对小猴的母爱情怀非常人能比，为了孩子的生存，在濒临死亡之际，显示了伟大的母爱。朱耀华的《鸟人》中，雕的血性和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让鸟人震惊与悔悟。同时，许多作家通过展示人与自然生命之间的生态整体关联性，批判自然生命被破坏和残杀，展示自然对人类的反伤害；以物种的息息相关，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价值与非人类生命价值相剥离、等级化的荒谬。例如，郭雪波的沙漠系列中，人任意虐杀动物、破坏草原植被，带来的是灭顶的沙漠化灾难；雪漠的《狼祸》中，人类肆无忌惮地猎杀动物、破坏生态平衡链条，直接加剧了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沙漠化。（第三节“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主题”将具体展开分析，在此不详述）

（二）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

资本主义现代性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重新确认与张扬，直接确认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的主体性。这其中就包括，物质欲望的合法性，人的追求自由价值的合法性。主体性意识逐渐实现了科学技术、工商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学术研究等为物质合法性进行的驱动与运作。过于膨胀的现代主体意识也逐渐导致了人在自然面前的狂妄和自大，唯“利益”是图。现代文明的消极因素之一就是用物质和金钱的满足感代替人生活的幸福感，对享受的无止境追求造成对自然的无止境索取。“中心”化人类更强调自然的功利价值与工具性。以现代性主体视角将自然的附属工具性合法化，听任无限物质欲望对有限自然的扩张。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化的信仰癫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现代化文明的反思逐渐深化，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欲望化的生态批判也就如火如荼展开。

雪漠、贾平凹、张炜、陈应松、李存葆、哲夫、唐云富、胡发云、张抗抗、韩少功等作家都开始自觉地皈依生态意识，追求与建立绿色和谐生态观，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重新反思以现代文明为价值追求的负面与片面性。唐云富的小说《带子的鲈鱼》展示了现代文明泛滥，自然生命惨被人类欲望所驱动而绝种灭亡的恐怖场景。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展示了现代化涸泽而渔式的掠夺对自然生命以及人文景观的扼杀与破坏，发出了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哀婉慨叹。姜滇的《摄生草》中，施家潭近乎痴狂地掠夺大自然资源，“他关注的是采掘量、经济效益，要的是利税、事业的发展。那湖，被冷落了，遗弃了，也被出卖了”。雪漠的《狼祸》中，放牧者在荒芜的沙漠中无休止地放牧，是被现代物质财富欲望逼得疯狂的表现，黑羔子的疯狂杀戮与挣扎苦痛，更是被现代文明与现实贫困双重压迫下的癫狂。李存葆在《鲸殇》中说：“现代工业文明使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扩张了人的各种欲望。人类的欲望无边和地球的资源有限互为抵牾，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构成永恒的差距。”[17]很多作家对此进行了批判与文化深层反思。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对城市文明的鄙弃和对自然野性的崇尚，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对村民将女孩投到车轮下一次一次碰瓷，用亲情和生命与金钱进行交易的批判，等等，都表明了部分作家已经具备对现代物质文明进行生态批判的自觉警醒。正如葛红兵对文明所指的反思：“自然生态危机向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那种在现代化工业文明中形成的西方生产消费主义真正合理吗？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成为同义词的心态下，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深刻反思。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克服自然生态危机，就必须在经济上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还必须修正物质消费主义的惯性渴求，以营构一种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又无愧于人的尊严的生活方式”[18]。

（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现代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要素。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19]。在生态意识视野中，现代科学技术显示了其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科学技术推动现代化生产力的进展，推动了人的解放和文明自由进步。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0]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认同机械论，强调物质世界的无限统一性和任意机械组合性。后现代理论以及生态批评者认为，应该将人与环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流变过程中探求秩序，把事实和价值统一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忽视了系统性，容易忽视自然生命与物质世界的整体性与内在人文关联性。当现代科学技术脱离自然生命的整体协调与操控时，很容易沦为工具理性的物质手段。现代科学技术这些特征使其轻视大自然的生态整体性，容易片面强调人类的中心性。

“科学能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便捷，却也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科学能使人类变得无比强大，却未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原子战、化学战、细菌战的阴影，常使人类惴惴不安；科学能使人类去广泛地认识物质世界，却未能使人变得更加善良和高尚……”[21]貌似科学具有主体双刃性，其实科学是中性而客观的。只有对科学的使用脱离了道德的约束时，科学才会具有反动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未来的保障。而科学技术进步只有与道德进步相伴随，才能有真正的、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进步。[22]因此，有必要对现代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滥用与道德缺失进行揭示批判。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中，当人类用现代科学武器毁灭了野生动物，开发与整理环湖的时候，现代人的自满越发高涨。现代科学技术或可使人暂时、局部地战胜大自然，认为“人定胜天”。但是这种自我意识的膨胀与自满，最终依然无法阻挡自然的残酷反击。哲夫的《执政能力》中，过分使用科学技术加大对自然的开垦和掠夺，换来的是自然的破坏、生态的失衡、经济的短板效应。《哦，我的可可西里》提出诘问：“我们是地球上智商最高，拥有最现代化屠杀武器的动物。人类可以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野生动物全部猎杀，不敢想象要是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全部被人类猎杀了，只剩下人类自己，那么人类还去猎杀什么？人类会不会猎杀人类自己？”

（四）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23]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政治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政治文化对自然的影响。”[24]

当代中国生态叙事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透过表层的生态危机与忧患现象，深入探讨与反思引发生态灾难的政治文化原因，开掘造成“国民与自然”利益对抗现象与国民自然环境生存行为的文化因素，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使生态叙事具有了显著的文化批判与反思的特点。

孔捷生的小说《大林莽》就对那些肆意征服与改造大自然的现代革命观念提出挑战；阿城的《树王》以民间朴素的生态意识批判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从而对所谓“现代革命文化”持有怀疑态度。李立叫嚣：“没有这种野树，我们早完成垦殖大业了。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野树，是障碍，要砍掉，这是革命，根本不是养什么小孩！”肖疙瘩要留一棵树，“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李立哈哈笑了：“人定胜天。老天爷开过田吗？没有，人开出来了，养活自己。老天爷炼过铁吗？没有，人炼出来了，造成工具，改造自然，当然包括你的老天爷。”[25]揭示“革命文化”对传统朴素的乡土文化、自然宗法的瓦解。这种文化的对抗，以简单而粗暴的破坏自然的方式完成，带来的又何止自然灾难。《青旗·嘎达梅林》的草原悲剧正是鲜明的例子，“当地放牧的蒙古牧民，目睹此景，议论纷纷。草原年年都着火，从来没有死这么些人。兵团的达勒嘎（干部）瞎指挥，连一点点打火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就想立功升官哇！拿知青的生命开玩笑”。“哼，荒草是国家财产！知青的生命就不是国家财产吗？”“草原烧了，来年还会再长，年轻人烧死了，却永远也不会再活”。“如果观察观察火势，晚一点儿出来，或者让战士们坚守连部，不要乱跑到荒山沟里去，完全可以避免死人”。[26]2012年6月17日，在由中国作协创研会主办的“郭雪波《青旗·嘎达梅林》研讨会”上，郭雪波强调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这部非虚构作品具有鲜明的环保意识，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度批判和反思——当人类中心主义泛滥，地球生态遭遇空前破坏，究其原因是人类文化信仰出现了问题，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27]。

揭示与批判文化影响自然生态的同时，中国作家的生态叙事笔触也积极而具有文化自觉高度并进而在文化重审过程中深入反思与探讨文化重构和文化变革问题。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姜戎的小说《狼图腾》毫无疑问是最有代表性的抵抗现代文明，进行“新质”文化与信仰探索的生态文本典范。在《怀念狼》中，人与动物“狼”复杂的为敌却又共生的关系，折射的是自然生命与文化的互生共存。因为有狼，所以有猎人；因为有狼的潜在危害，商州人可以保持活力本性。动物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文化哲学理由。狼的文化与生命哲学激发和完善着现代人的文化想象。《狼图腾》试图用狼图腾来解释：“当年区区十几万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中华民族今日辽阔疆土由来的深层原因？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从古至今不崇拜马图腾而信奉狼图腾？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原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28]虽然该小说提供的文化代偿物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但是这部小说的文化重建企图仍然很耐人寻味。（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许多作家作品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时，存在把它简单化、概念化的弊病。例如，贾平凹的《废都》《怀念狼》等小说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态批判就是如此，仿佛都市为罪恶之源，现代文明乃堕落之根，返回山野就能获救。这就遮蔽了现代文明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到位地批判现代文明。这是后话，第七章将展开分析，此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