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篇 近代中国社会勇于抗争的洪湖

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1842年8月，清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此后，美国、法国、葡萄牙、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等国相继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在近代中国，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利益相关，互相勾结，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一步步拖进苦难的深渊。

和全中国仁人志士一样，英雄的洪湖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1911年，洪湖杨时杰、李春萱等参与策划、组织和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但革命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军阀窃取，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上层建筑依然存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新思想迅速传播至全国。洪湖一批在武汉等地求学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和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谱写了新的篇章。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与扩张

以洪湖命名的洪湖县（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长江中游北岸，江汉平原东南端。北临东荆河与仙桃市（原沔阳县）一衣带水，东北与武汉市汉南区接壤，东南濒临长江与嘉鱼县、赤壁市（原蒲圻县）及湖南省临湘市隔江相望，西与监利县水陆交界。全市东西长94公里，南北长62公里，总面积2528平方公里。区域内水运交通便捷。长江航运上抵巴蜀，下达沪杭，越洞庭入湘江南通长沙；汉江支流东荆河穿境而过，航运上至荆襄，下至武汉。境内河汊纵横交织，湖泊星罗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有“水乡泽国地，江汉鱼米乡”的美称。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鸦片战争轰开清政府国门后，侵略的触角逐渐伸入中华大地。1861年3月15日（农历二月初五）英国海军少将贺布（亦称何伯）率远征舰队从汉口驶达新堤。6月22日（农历五月十五）美国海军将领司伯龄从汉口乘火轮到达新堤，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对洪湖的入侵。帝国主义列强从经济上掠夺，文化上渗透，精神上麻痹，使洪湖人民面临的灾难更加深重。

掠夺资源，倾销洋货 1861年，英、法、美、德、日等六国在汉口的洋行先后在新堤开设分支机构和经营点，大量收购杂粮、油脂、棉花、畜产品。“和记”“礼记”“美最时”洋行在新堤的经营点，每年冬春派买办深入峰口、燕窝等地收购鸡、鸭、蛋、猪油、猪鬃、猪肠、牛皮、芝麻、蚕豆、棉花等运往汉口，加工后输往欧洲，仅蛋品、猪鬃、猪肠和牛皮，货值每年就达500万银元左右。德国“美最时”洋行新堤支行仅1870年收购畜产品货值就达白银5万两。1914年，外商在新堤开设的洋行分支机构增至19家，其中收购农、畜产品的洋行有11家，以英、美、日、德最多，占70%。新堤土货年出口货值白银500万两，全部为外商直接收购。峰口每年120万公斤左右鲜蛋均被德商洋行垄断。此外，大量倾销洋货。“和记”“礼记”“美最时”洋行在洪湖倾销的洋货，货值每年均逾百万银元。至民国初期，洪湖有蚕丝代购商33家，鲜蛋代购商22家，工业品代销商19家，形成了一个为数不下百户的买办集团，其中沈菊初、李孝之、刘大成等，均积累了百万银元资产；新堤“祥兴元”“吉生和”“王复太”等买办商行均拥有80万银元以上的资产。

洋行在收购土货时，采用价格垄断手段控制物价。1855年，每石大米1200文～1500文制钱，黄豆600文～800文制钱。1881年，洪湖境内因洪灾患难，每石大米涨至5000文制钱，黄豆涨至3000文制钱。1908年，日商“三井”洋行在峰口设立棉花收购机构，以每亩4至5两白银不等的金额直接向棉农贷款。棉农接受定金之后，所产棉花由日商按每包皮棉18两白银收购，完全丧失自主销售的权利。

随着贸易不断扩大，新堤、峰口两镇日益成为江汉平原东南部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土产原料、倾销洋货的最大市场和重要转口地。洋行主要倾销日用百货、洋布、洋油（即煤油）、洋烟、颜料、西药等物品。新堤疋头、百货业经营的商品80%是洋货，峰口70%的疋头、百货商店经营洋货；新堤、峰口的棉布市场几乎被洋货独占。1895年，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沈菊初等在新堤设立“正大”洋行和“福记”洋行经营煤油，年销售1万余听（tin）。1896年，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和美商“美孚”洋行同时在新堤设立办事处，年批发煤油近50吨。“美商美孚洋行新堤支行日销洋油3.7吨，洋蜡13箱，民国后又逐步增加”。[1]1900年，“和记”“礼记”“美最时”洋行在新堤倾销洋油百余听，倾销洋烟100箱。1901年倾销洋油每年多至万听，倾销洋烟增至5000箱。1900年，日商在新堤倾销棉纱300余担，1901年增至1000余担。

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土产原料和倾销洋货，严重摧残了洪湖社会经济发展。明清时期，洪湖纺纱织布业遍及城乡，纺织、制线等作坊发展较快。至1753年，新堤镇“业纱作坊，有二十余家，因质色均较民间手纱好，织布作场多预购之，相互通融”[2]。1840年至1889年，外国棉纱大量进入洪湖，导致洪湖手纱业倒闭，工匠被迫转入织布业。峰口大公堤段翠芝32岁时丈夫不幸去世，自己和婆婆依靠纺纱织布养活3个孩子，因洋纱洋布倾销，所织土布无人收购，她与婆婆先后自缢身亡。黄丝南、黄丝北、峰口有缫丝作坊32家，因外商高价收购蚕茧，切断作坊原料来源，纷纷停产，导致300多名工匠失业。民国初期，新堤镇“除农户纺纱织布外，专业织户多用洋纱，尤愿用裕华的‘双鸡’和‘赛马’纱，年销售千件”[3]。1575年，洪湖的皮蛋、盐蛋被明神宗列为贡品。至1795年，新堤制蛋作坊发展至20多家，“所产盐蛋、皮蛋，各地商人争购之。并非制蛋法有独特之处，实乃于湖区鸭子，食鱼、虾、螺及‘麦黄角’草，所产蛋黄现朱砂红色，油厚味醇之故”[4]。1870年，德国“美最时”洋行买办王伯年派姚贤宝到新堤设庄收购鸡、鸭蛋，直运汉口加工。1871年，姚贤宝自办加工厂，在开工季节，每天用鸭蛋1万枚制成盐蛋、皮蛋运往汉口销售，控制新堤盐蛋、皮蛋市场。至1913年，新堤制蛋作坊仅剩5家，年制蛋1500桶左右。此后，新堤、峰口的鲜蛋被洋行垄断，制蛋作坊随之衰落。清朝末年，新堤镇东岸榨油街有榨油作坊28家，工匠200多人。民国初期，帝国主义列强在汉口开设榨油厂，倾销食油至洪湖，榨油作坊被迫倒闭18家，榨油街变成“油榨巷”。

开辟航线，控制水运。1878年，清政府官办招商局的“平江”“江通”两艘轮船首航汉口—宜昌长江航线，中途停靠新堤。此后，有6家外国轮船公司8条客货轮航行此线，中途均停靠新堤。英国控制新堤港后，由“太古”轮船公司7条轮船营运汉口—新堤—沙市—宜昌航线和汉口—新堤—岳阳—常德航线。1891年，先后有“日清”“怡和”“太古”3家外轮公司经营汉口—湘潭航线，6艘客货轮中途停靠新堤。1892年，日本“日清”公司首航并独家经营汉口—常德航线，每周一班，沿途停靠龙口宝塔洲、新堤。1912年，“日清”汽船会社汉口分社在新堤修建石砌的“日清码头”，并置木趸船，方便乘客上下船。外轮大量驶入长江，排挤了新堤港帆船运输业，使“民船生意日稀，船只顿减十之五六，失业人以千计”。[5]

贩卖鸦片，毒害人民 帝国主义列强在倾销商品的同时，在洪湖大肆贩卖鸦片，攫取暴利，毒害民生。仅新堤、峰口两地，每年销售鸦片1000多箱。一些富家子弟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社会上因吸食鸦片而杀人抢劫之事屡屡发生。1841年春，新堤街周边农民数千人冲进街内，一举捣毁鸦片馆7家，一怒之下把2个鸦片贩卖商抛进长江。鸦片泛滥，严重摧残了洪湖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生产力，加剧了经济衰退。

建立教堂，麻醉精神 帝国主义列强以传教为手段，对洪湖进行全面的文化渗透，从精神上麻痹洪湖人民。1876年，汉口天主教会派英籍传教士耶利律到新堤西岸建立天主堂，发展教徒，并创办圣公会小学，加强文化侵略活动。随后，循道会、真耶稣教会、福临安息日会在新堤、螺山、龙口、燕窝、新滩口等地设立福音堂或布道场，大量发展会徒，进行文化渗透活动。新堤圣公会会徒最多，约350人，高桥、燕子窝、九洲、姚湖等地真耶稣教会会员次之，约330人。1880年，汉口天主教传入峰口、府场、戴家场、小沙口等地，建立教堂。民国初年，汉口天主教会又先后派华籍教士在峰口、龙口、燕子窝、新滩口等地设立基督教福音堂12座。1901年，汉阳天主教监牧高尔文来新堤活动，与基督教争夺新堤中心传教据点。至1926年，天主教在新堤、峰口及洪湖西北部建立教堂28座，牧师、神甫31人，发展教徒3000余人。牧师、神甫、传教士以传教为名，愚弄人民，建立教会学校，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利用传教的幌子，搜括民财，广置田产，收罗信徒，培植势力。小沙口六屋墩天主堂牧师赛发德，霸占墩上房屋6栋，赶走渔民32名，建造能容纳约300人的大教堂，宣称“凡入教洗礼者，大人发银洋1元、小孩3角”，人称“吃教”教友赛发德勾结湖霸陈宝光、汤光汉、董家亭，成立“公教进行会”，名义上吸收渔民教徒，实际上是发放高利贷的机构，榨取渔民钱财。赛发德还私设公堂、水牢，拘禁刑讯债务人和无力交纳水课的渔民。渔民徐光祥、徐光云领了银元后，不肯去教堂祈祷诵经，被陈宝光巡湖队抓到，赛发德把他们关进水牢，活活饿死。

二、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洪湖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虽已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依旧存在。

霸占土地和湖面 洪湖的农民与地主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清朝末年，沔南乡（今洪湖市）戴家场、谢仁口、曹家嘴、武家场、土京口、峰口等20个村镇，占农村人口13%的地主、湖霸和旧式富农，占有55%的垸田和湖泊；占农村人口87%的雇农、贫家和中农，只占有45%的垸田和湖泊。地主、湖霸经常利用水灾抢占农民土地、湖泊。至民国初期，占农村人口不到8%的地主、湖霸和旧式富农，占有78%的垸田和湖泊；占农村人口92%的农民和渔民，只占22%的垸田和湖泊。1932年，小沙口、戴家场、府场、曹家嘴、谢仁口5个乡，土地的75%、湖泊的95%为不到农村人口3%的地主、湖霸所占有。戴家场大地主涂大渭（人称涂老五）在京城垸、官湖垸、平塌垸、仁和垸等五大垸湖之中，半圈半购土地4000余亩、湖泊2500余亩；1917年，他又趁洪水泛滥之机，在天成垸荡浆圈地1500余亩，使96户农民失去土地沦为赤贫。耀新场大地主王雨亭占有土地7400余亩、湖泊3000余亩，其中70%是趁1915年至1917年三年洪水灾害之后，荡浆所圈湖田。柳口大地主许明甸将农民筑起的北口、西口“私垸”，向沔阳县政府登记，补交两年税款，成为合法民垸。采用这种手段，许明甸强占垸田6500余亩、湖泊3500余亩。洪湖大湖之中的洋汊湖、土地湖、清水堡、马艳湖、条堰湖共有水面25万亩，均为张泽厚、张先汉、黎瑜范等9户湖霸所占有，仅张泽厚一家就占垸田、湖泊和柴滩11万余亩，成为洪湖有名的“南霸天”。大同湖中的金瓯垸湖、鸭儿垸湖、牛刀湖和恒老湖，共有垸田、水面和柴滩35万亩，也为蔡、黄、朱、杨、金等15户地主湖霸所占有。

地主、湖霸对土地和湖泊的疯狂掠夺，致使一些失去土地和湖面的农民、渔民被迫租种地主田地和租用湖霸水面营生，有的甚至“身背三棒鼓，流浪走四方”，过着乞讨生活。

增设沉重赋税 清朝末年前期（1840—1889），地丁税中地税为每亩田赋白银1两，随征丁税白银0.1296两。除地丁税外，还有漕粮、租课、“耗羡”等名目。漕税即实物税，每纳正银1两，随纳漕粮银0.15两；租课即官田租给农民所收的税银，每石折银1.5两；“耗羡”即为地方官吏征收钱粮的手续费与杂费，每纳正银1两，随纳“耗羡”银0.11两。1856年，湖北巡抚胡林翼为筹集与太平军作战军饷，在新堤设立新关，专征湖南、四川入境竹木厘金。同年，在龙口宝塔洲、新滩坪坊、新堤设厘金局，抽取杂粮百货厘金，税率按货值抽取12‰。1890年，张之洞督鄂后，改厘金税为统税（沿用厘金名），凡货物在所经过的第一厘金局缴纳1次过境税或销场税后，在湖北省内不再征税，税率提高到货值的2%。民国初期，不仅保留了清政府全部捐税，而且先后增设印花税、契税、车税、屠宰税等税目，税率成倍增长。1913—1920年，田赋增长了3倍，烟酒税及印花税增长了2至7倍。清朝末年至民国还有“堤捐”，虽然是对田地所有人征收，但地主采取“谁租田谁负担”和“按人口修堤”等办法，把负担全部转嫁给贫苦农民。此外，官吏还巧立名目鱼肉人民。1855年9月，胡林翼率领被太平军打败的溃兵逃至新堤镇，因军饷短绌，次年2月，州同钟谦钧、举人傅卓然推行军捐，农民按亩纳钱100文，附加大米1升，商人按店铺每月纳钱35～50串。1924年，政府向农民预征2年田赋，把农民推向破产的边缘。

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所受剥削更加苛重。地租形式分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缴纳办法有定租制和分租制两种。定租制，即不论年岁丰歉，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地租。分租制，即从当年收获农产品中，按一定比例缴纳地租。贫苦农民的负担有重租、苛捐、高利贷及钱粮预征。田租，每亩大多数为农产品价值的50%，归地主所有；田亩捐，每亩约占农产品价值的3%，田主佃户各出一半，归地主士绅组织的自卫队所有；军队苛捐，每亩约占农产品价值的5%，名目繁多，反复征收，归驻防军所有，或归土匪所有；青苗债，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向地主借粮食，大都借一石谷还两石谷；水灾借贷，每当洪水来临，农民向地主借谷度荒，年息50%或100%，甚至“利滚利”；钱粮预征，政府筹集军费预征钱粮，地主加大盘剥预收田租。封建地主还采取各种野蛮的超经济剥削，如底租、死租、送工等，使农民不得不把生产的农产品的大部分甚至80%都交给封建地主。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下，农民非常贫穷，苦不堪言。登台口村总人口80户，其中54户是佃农，1911年至1916年有32户倾家荡产，40余人病饿而死，11户卖儿卖女12人。

同农民一样，由于湖霸控制湖泊、柴滩、河埠和水产品交易市场，渔民所受盘剥十分残酷。一是缴纳“水课”。渔民下湖作业，要向湖主缴纳“水课”，一般为捕鱼量的30%，最低为捕鱼量的20%。二是收获分成。蓄禁湖泊多采用分成办法，最低“三七”分成（湖主得三成，渔民得七成），一般“四六”分成。沙套湖陈世豆、陈世民和大同湖吴小光等湖霸，采用倒“三七”分成法盘剥渔民（渔民得三成，湖主得七成）。三是收“关水”“过水”费。一般为每年捕鱼量的2%～5%不等。四是无偿劳役。一旦湖主、湖霸做罙场围鱼或在湖、河口占埠头捕鱼，渔民都要去服役。五是垄断鱼市。渔民所捕之鱼，只能卖给湖主、渔霸开设的鱼行，鱼行用大秤收购，另收佣金8%。湖主、渔霸和鱼行的重重盘剥，使渔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些渔民弃船登陆，另谋生计。张家坊、乔家岭、曾家墩、土地湖、席家墩、周家湾、何家湾、桐梓湖等35个渔村，清光绪年间有纯渔民9800人，至民国初年，降至4900人。

利用高利贷盘剥 民国初期，地主、湖霸和部分商业者兼放高利贷，残酷压榨农民。高利贷的主要形式有买卖贷款、“驴打滚”、“猴子蹦”、“印子钱”、宰头利。买卖贷款，是商行开办的以粮食、棉花、黄丝等农产品预先定价的买卖贷款，实质上是高利贷。新堤和峰口先后有“和平”“徐恒太”“聚成”“济新”“仲怡昌”“萃昇”等23家商号和钱庄，每年春季趁农民缺钱之机，用低价钱预购农产品，收获时还要按月息2～3分计息偿还。1933年春，“吉生和”“祥兴元”商号放款预购棉花，每担定价39.5银元，秋季收棉花时，每担棉花市场收购价已达51.5元，仅每担棉花就获利12银元。“驴打滚”，以贷款1月为期，月息40%～50%；到期不还，息上加息，像驴子打滚一样，越滚越多。“猴子蹦”，也是以贷款1月为期，息金30%；到期不能还本，必须先还利息，本金转期，息金为40%；如此类推，息金像猴子蹦一样，越蹦越高。“印子钱”，又称“胯子钱”，放款方式为整放零收，本息为逐日交还，日息2分。因每日还款都要在债主折子上加盖一印，故称“印子钱”。宰头利，即借款100元，月息“大加三”，借款人先扣下月息30元，到期借款人还本金100元。

三、洪湖人民的反抗斗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伴随着洪湖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洪湖人民同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政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革命斗争风起云涌。

1840年夏，洪湖发生水灾，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浪。9月6日，府场镇小河口白莲教首领程彪、程隆率教徒和农民千余人攻占峰口镇，夺粮千石，分给饥民。11日黄昏，围攻锅底湾，与清兵展开激战，打死押粮官兵数十人，夺粮船30只。10月，起义军在黄蓬山遭清军和地主武装围攻，程彪、程隆率数百教徒和农民坚持战斗，拒不投降，终因寡不敌众，激战5天后跳水牺牲。1843年春，新滩口哥老会谋划暴动，被清军侦破，首领邵猛等5人被捕殉难。1844年冬，小沙口姚家院地主姚泉收佃丈田，激起佃农反抗，将其房屋和船只烧毁。1848年至1849年，长江、汉江泛滥成灾，小沙口灌湖的韩振本、谢仁口的曹头儿和渔民陈苦鸹子、曹六伢、薛八儿带领数万饥民揭竿起义。湖广巡抚常大淳、按察使瑞元、总兵王锦绣分别赴新堤、仙桃、峰口督师堵截。在小沙口战斗中，韩振本、曹头儿等人战死。陈苦鸹子、曹六伢、薛八儿等在洪湖西岸九屋墩被捕入狱，躲进湖中的起义饥民多数被捕杀。

1852年太平军进入洪湖，掀起洪湖人民反抗封建地主政权的高潮。12月18日，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率领下攻克螺山，继克新堤。新堤清军守备王芳溃逃。21日，陈苦鸹子、曹六伢、薛八儿越狱，率数百人起义，获渔船300余只。22日，率义军到新堤加入太平军。23日，太平军封陈苦鸹子为“师帅”。1853年，陈苦鸹子在新堤、张家大口、小港、汊河口等地设进贡公所，在新堤新关设圣库，收存军械、火药、铜钱和船只，支援太平军攻打武昌城。

1854年2月26日，陈苦鸹子率义军配合太平军攻占沔阳州城，杀死沔阳州守备王芳，知州萧荫恩逃命荆州。3月12日，小沙口下新河渔民江湖会会首张太元在中岭开堂树旗，率2000余会众起义，随即攻克朱河、车湾、监利县城。太平军夏官副丞相赖汉英封张太元为“军帅”。7月25日，曾国藩指挥湘军进攻岳州，太平军殿左检点曾天养撤出岳州，退守城陵矶。30日，张太元率义军出监利县城，配合太平军3次反攻岳州，大战于城陵矶。8月8日，张太元率义军水师出击，诱湘军水师至旋湖港，斩湘军总兵陈辉龙、褚汝航、夏銮等。太平军西征主帅胡以晃升张太元为指挥，命其统率洪湖水营，防守螺山。11日，曾天养与湘军塔齐布交战阵亡。25日，韦俊回师武昌，城陵矶失守。28日，湘军塔齐布进攻螺山，张太元指挥义军与之血战，从清晨激战至中午，初胜后败，被迫退入洪湖。29日，陈苦鸹子率义军与四川统领陈庆有部大战于汉川团洲，义军战败，陈苦鸹子阵亡，少数义军返回洪湖。

1855年3月15日，太平军三克武昌，张太元乘胜杀出洪湖，进攻螺山，湘军螺山营游击黄思源败回城陵矶。18日，湘军守备杨载福召黄思源回岳州，以失营罪处死，太平军燕王秦日纲得知消息大喜，命张太元募洪湖渔户2000余人，以为渔勇，堵截江路，阻挡湘军水师下驶武昌。22日，杨载福率水师炮船进攻螺山，被张太元打败。24日，杨载福在监利团勇的配合下从白螺进攻螺山，焚毁义军大营，炮毁义军船只300余只，张太元列阵山上，与湘军大战，不幸中箭身亡，义军溃散。

1856年6月7日，溃散义军100余人在汊河口支帆湖聚集，推选张太元大徒弟程立明为卒长，攻扑坝潭、老沟、郑道湖，焚抢铺店资财，杀死武生张大勋等数十人。1858年2月，沔阳知州萧荫恩率沔北乡勇（地主武装）500余人，突袭郑道湖，程立明战败，退回老沟、坝潭一带活动。萧荫恩联合武生陈正彪等乡勇进逼老沟、坝潭，程立明退入洪湖。乡勇烧掠村台10余人，见人即杀，见船即烧。当地农民当即用数十杆抬铳反击，乡勇伤亡惨重，只有百余名逃回沔城。

1863年2月22日，戴家场下何湾白莲教法师何士秀在洪湖大湖曾家墩率众2000余人树旗起义，黄旗一面书“官逼民反”，另一面书“扫清灭洋”，扬言攻打沔阳州城。知州梁照飞大为恐慌，逃往武昌。监生闵学升等紧闭城门，新募乡勇600人守城，守备谢祥岐带领乡勇1000人，分赴王家口、府场等要路防堵。何士秀避实击虚，攻占汊河口、西湖、花鼓桥等地。8月，洪湖发生水灾，何士秀率饥民数千，杀死士绅，开仓济民。荆州将军官文和统领黄得胜奉命到洪湖镇压。何士秀采取攻势，出湖反击清军，大战于柴林河、戴家场、谢仁口等地。9月27日，何士秀率义军50余人去戴家场百子桥征集粮食，在三汊河误中土劣易觐文乡勇埋伏，重伤被俘。11月19日，在沔城被杀害。

随着洪湖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逐渐深入，洪湖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879年秋，洪湖东南沿岸农民反对湖霸封滩禁柴，将柴滩放火焚烧，火光冲天，七个昼夜不熄。1885年夏，发生洪水灾害，秋初洪水退后，汊河口万家台地主万春廷逼租逼债，铁匠万鹏举领导300余佃农包围万春廷住屋，迫其减免租课。1893年冬，峰口纺土纱、织土布的贫苦农民上街遍贴标语，誓言一旦发现商铺销售洋布、洋纱，立即烧毁，峰口洋布洋纱生意陷入停顿。1894年端午节，老湾一带红灯会袭击锅底湾巡检司，砸开牢房，救回会员数人。从此，红灯会威名大震，每日加入红灯会的群众有百余人，每村都有红灯会组织，生员刘必成等数十人被红灯会杀死。1898年秋，汊河口西成垸农民在大刀会正龙头白本升的带领下，攻占汊河口厘金分局，放火烧死司事及勇丁12人。

1900年，洪湖爆发资产阶级领导的自立军起义。1899年冬，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与沈荩、林圭、毕永年（兴中会会员）等人在上海创办正气会，借以联络资产阶级和会党群众，既听命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又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的支持，革命主张既反满又尊王。不久改称自立会，后又改称国会，选举容闳和严复为国会正副会长，郑观应、汪康年等10余人为干事。随后，自立会派林圭在汉口设立军事机关，分地区设立招待所，发布会章，宣布“不认满洲政府治理清国之权”，谋求“新创自立之国”，建立以会党群众和清朝驻军下层士兵为基干的自立军。自立军共分7军，大通为前军，秦鼎彝统领；安庆为后军，田邦璇统领；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领；新堤为右军，沈荩统领，王秀芳为帮统；汉口为中军，林圭统领；另设“总会亲军”和“先锋军”，唐才常为诸军督办。

1899年秋，王秀芳到新堤设立广贤会馆，作为右军指挥机关和会友往来寄宿处所。黄恩立、曾广文与洪湖地区各会党联络，组成7个营的部队：新堤为卫队营，黄恩立、曾广文任正副办；老湾红灯会为先锋营，叶世彪、叶文济任正副办；洪湖的哥老会组成水师营；沔阳、监利、嘉鱼、蒲圻、崇阳、沙洋等组成4个营。9月25日，右军粮台汪楚珍到新堤，将第一批军火交给先锋营。随后，汉口兴中会会员容新桥奉孙中山之命，到新堤组织“后援会”，向商界募捐筹集资金3万余银元，秘密建造长龙船和舢板20余只，加强水师营力量。

1900年6月，自立会决定8月9日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7月24日，沈荩携带花银2000元，与汪楚珍同赴新堤。26日，沈、汪到达新堤，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总统”名义，在昌和油饼行召开右军各营营官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起义事项。27日，沈荩和汪楚珍、王子华赴岳州联络岳州水师营，得知起义日期延至8月23日，即派汪楚珍、王子华返回新堤通知右军各营。8月9日，秦力山、吴禄贞率前军在安徽大通如期起义，没有得到其他各军响应和支持，势孤失败。8月1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傅磊斯，带兵包围自立会汉口总会和自立军起义指挥部。12日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人。23日夜，唐才常、林圭、傅慈祥及近百名自立军志士在汉口被杀害。24日晨，沈荩在新堤广贤公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右军立即起义。28日，叶世彪、叶文济率右军先锋营500余人打出老湾，攻占粮洲、宝塔洲、龙口，打退嘉鱼、陆溪口两地清军的联合反攻。当晚，右军卫队营偷袭新堤清军水师营，除守备逃跑外，全歼清军百余人。29日，右军水师营向西出击，焚毁清军螺山营垒，歼灭守军百余人。下午，临湘、沔阳、监利、蒲圻等县右军7路兵马3000余人会师新堤。30日，自立军右军过长江，攻占蒲圻、嘉鱼县城，震惊湘鄂两省。湖广总督张之洞急调湘鄂两省清军和长江水师围攻新堤。9月11日，新堤失守，右军卫队营正办黄恩立，副办黄南阳，哨官曾广文、李寿全、王昌年、徐有德阵亡。右军先锋营退出新堤后，在老湾苦战连连失利，叶世彪、叶文济等受伤被捕，于9月13日在新堤新关被害。自立军起义失败，使康有为、梁启超等企图利用自立军“勤王”的改良主义破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开始脱离康、梁而趋向于革命。

此后，反帝反封建斗争日趋激烈。1902年9月，大同湖六家岭渔民反对买办邱仲铭压价收购鸭蛋，手拿三股叉包围邱宅3天，后由新堤商会出面作保原价收购，渔民才散去。1904年，老湾红灯会在刘里肆、刘考肆的率领下起义，竖起“扫清灭洋”大旗。1905年秋，燕子窝一带700余农民扛着冲担、长矛、大刀、钉耙等农具，从洲脚、蒿洲、彭家边奔向九洲基督教堂，拆毁教堂围墙，教主田麦浪慌忙逃往汉口，一年内不敢贸然涉足九洲。1910年夏，长江、汉江暴发洪水，洪湖被淹40余垸，米价大涨，90文制钱才能买到1升米，饥民流离失所，人心浮动。江湖会会首邵霞林领导饥民1000余人，将峰口、曹家嘴一带富户抢吃一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建立了军政府。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湖南、贵州等省纷纷响应，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土崩瓦解。在辛亥革命中，洪湖志士杨时杰、李作栋、蔡汉卿、刘南如、朱渭卿等积极组织和参加了武昌首义，为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中华民国，做出了积极贡献。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后，具有革命精神的洪湖人民，对封建军阀势力开展了一系列斗争。1913年5月11日，黄蓬山哥老会大龙头全子椎起义，攻占了宝塔洲。1916年10月，峰口商人罢市3天，抗议厘金局纳税。1917年12月，洪湖渔民反对增收过境税，屯聚300余艘过境货船，包围新滩口厘卡，与兵士发生械斗，夺走军械，拆毁厘卡。1915年8月，峰口爆发反洋教斗争，300余群众拆毁教堂。1918年5月，洪湖西北岸渔民反对湖霸联合禁湖，3日之内集聚渔船1000多只，以竹篙、鱼叉等为器械，破坏士绅巡湖船只，打死打伤士绅巡湖人员28人。

鸦片战争后，洪湖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使帝国主义列强灭亡中国的企图在洪湖不能得逞，同时对洪湖人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担负起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中国民主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必须由一个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阶级来领导。

注释

[1]李春萱：《新堤洋行买办》，洪湖档案馆收藏。

[2]李春萱：《新堤洋行买办》，洪湖档案馆收藏。

[3]《新堤之商业》，洪湖档案馆收藏。

[4]《新堤之商业》，洪湖档案馆收藏。

[5]李春萱：《新堤洋行买办》，洪湖档案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