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边码vii）我旨在将此书写成哲学史方面的论文。如果我要为这本小册子添加一个长篇序言，我会面临明显的指责。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在这里表达我的一个信念：无论过去的时代如何可能，对于我们而言，如果不完全建立在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真正的哲学科学就不会存在。的确，我觉得用基础和上层结构这样的隐喻来形容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样的隐喻会让大家觉得二者的关系只不过在于，哲学史研究是哲学家训练必不可少的预备阶段，是哲学家开始其自己的事业之前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我做出的宣称不仅如此。哲学史研究不仅对于培养一个人形成理智哲思的判断必不可少，而且也是他继续哲思必须借助的手段。哲学思考（philosophize）就是哲学地研究哲学史。

（边码viii）这些对哲学史更高的宣称如果获得普遍认可，就可能预示真正的哲学复兴；最起码我们认识到较低的宣称，这对于拯救哲学于危难也是必要的。只有历史研究这门学科才能保护哲学免于陷入诡辩和神秘这两个极端。除此之外，没有哪门学科能够阻止他们（至少对于职业哲学家而言）逐步陷入“实在论”和“观念论”这两大非此即彼的对立阵营之中。对前者而言，所有严格的科学方法都被用于由纯粹学术兴趣而产生的大量微不足道的细小问题；对后者而言，重要的话题的确得到了关注，但却是作为想象玄思的主题而得到关注，即便它们的信奉者也很难将这些主题看作科学的。这两种方法都不会产生哲学科学，后者处于即使不是高于也是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这些构成现代科学主干的重大学科并列的位置。如果哲学应该达到我所期待的标准，那些寻找它的人们所具有的聪慧和它悠久之名所带来的声望永远都不能让其免除恶名，就像现代科学诞生之初经院哲学所经受的那样。

有人可能会认为，职业哲学家这一阶层的消失并不会导致什么重大损失。即使现在，仍有那么多配享哲学这一名号的思想蕴含在首要不是哲学作家所写的那些作品中。这些作家包括神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式古典学者。这种情况很可能让人产生猜疑，认为哲学本身根本不是科学，而是某种特定的批判精神或思维的某种概览性（synoptic）习惯，它们只有在非哲学的研究探索中才能加以操作和培养。

（边码ix）哲学洞见只能在对一个确定主题的科学研究中加以培养，除了这种研究之外任何所谓获得哲学真理的方法都是虚假的。这一点我相信的确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如果可以表明有一些只有哲学家才适合研究的主题的话，那么职业哲学家就没有合法的用武之地。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即构成哲学史材料的伟大作品。哲学史并不是对哲学的历史研究，那只能算是二手的哲学史。它指的是对伟大哲学作品的批判性理解。如果这种理解不是批判性的或者所加以理解的并不是伟大作品，这种哲学史就是有缺陷的。如果建立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哲学可能会成为在旨趣上超越学术而在方法上又不失科学性的学科。而我并不认为通过其他的方式这是可能的。

（边码x）要是考虑到当代职业哲学家的实践，上述观点与其说是荒谬，可能还不如说显得平庸。大部分人为了避免陷入我上面提到的两种极端阵营的浮夸，采取了中间立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不把哲学史学习当成至少是培养哲学家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国家的大学中很少将哲学教育建立在其他的基础之上。当代哲学与之前任何时代的哲学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哲学史占据了哲学家写作和教学的很大部分。尽管这一原则蕴含的真理可以通过当代如此多实践对之的遵守得到确证，但阐明它并非画蛇添足。人们应该写作和研究哲学史，光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如果人们没有哲学地写作和研究的话。除非历史学家认识到他追求的研究本身就是哲学科学，这一点才有可能。只要他将之视为不同且次于“原创哲学思考”的事业（无论它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什么），他创作的作品实际上都不会是真正哲学性的。人们不辞辛苦，将哲学史写成毫无理解性的编年，研究不重要作家的作品，给研究者主要的建议就是说这些作家已经被遗忘：他们只研究这些极端罪恶的例子，在这种罪恶被消除之前错误认识或多或少会影响整个哲学史。这种非哲学的哲学史的存在必然导致读者产生一个长期的误解：哲学与哲学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如果上述就是哲学史研究的话，读者的这种信念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构成真正哲学科学的并不是这样的哲学史。

可能还有一方面，哲学史之所以不受重视缘于实践它的人的某种缺陷。它可能是由于太懒惰这种相反的缺点导致的。像古代哲学的哲学史家处理材料的工作，与古典学者相比较的话，前者很可能就没有后者那么扎实和精确。正是扎实和精确这两点才使得古典学研究有资格被称为一门科学，从而构成了它作为教育学科的价值。古典学者惯于花费时间努力提取某个段落的意义，可能有理由认为哲学史家的方法肤浅。根据他们的观察，后者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就毫无困难地从泰勒斯跑到了亚里士多德。

（边码xi）我认为，只要哲学史致力于研究观念但却没有对包含于其中的著作有精确知识，它就应该对这种毁灭性的比较保持开放。而这样的研究与真正哲学史的关系就只像肤浅的“文化史”与真正的批评之间的关系。二者都面临类似的缺陷，又都被类似的手段克服。哲学史只有当它采用跟古典学者一样严格的方法的时候才能成为批判性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采用同样的方法，或者哲学只有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不过，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牛津这里的哲学院才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这已经足以表明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是说追求科学的哲学应该将古典学者而不是数学家的精确性当成模范。

我得向大家致歉：尽管我已经推荐了研究方法，它的价值还是需要通过我能否成功实施它来衡量，而我必须留给读者来判断是否成功实施了它。这本书的构思从某种程度上说要比书名蕴含的内容更少，因为我不仅将关注点限定在两位哲学家上，而且还限定在《理想国》和《法哲学》这两部著作上。我尝试让那些尚不能通过原文来学习这两本著作的读者能理解本书（除了脚注和附录）。为了读者查阅方便，我在书后添加了术语表，给出了相关古希腊词语最贴切的英文表达（205页）。文本中出现的这些古希腊词语我只是做了音译而没有翻译。不过我尝试写出的这本书并不是为还没有学习过这两部著作的读者使用的。

（边码xii）这本书的大部分，尤其是前面的部分，此前在1932和1933年的牛津讲座中出现过。批评黑格尔的某些论点此前出现在我的一本书中。这本书就是我为获得基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iel）的博士学位并于1929年以德语出版的《黑格尔哲学中作为精神命运的历史》（Die Geschichte als Schicksal des Geistes i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本书呈现的形式要比之前那本书更为完美，这都缘于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先生的严格标准，这一形式是他任牛津大学出版社委员时监督完成的。我认为，为了回应他的批评，某些地方的论点也得到了加强。马博特（J.D.Mabbott）先生阅读了全部书稿并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修订的任务由于他以及其他阅读部分手稿的人而得到减轻，我衷心感谢他们的帮助。感谢巴林顿·沃德（J.R.Barrington Ward）先生在承担检查论证工作方面提供的帮助。

我无法估量这本书的观念受了多少他人的恩惠，但是我在不同时期从鲍桑葵（Bosanquet）的《柏拉图〈理想国〉指南》（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和斯坦策尔（J.Stenzel）的《作为教育者的柏拉图》（Plato der Erzieher）这两本书中获得了很多启发。我希望在这些主题上曾经是我的老师的那些人，斯托克斯（J.L.Stocks）教授、马博特先生、约瑟夫（H.W.B.Joseph）先生（在他关于《理想国》的讲座上）以及克罗纳（Richard Kroner）教授接受我的致谢，并承认属于他们的一切功劳。

M.B.福斯特
牛津，
193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