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宏观经济计量的先驱者

国民账户¹是一个用来评价当期经济表现和增长潜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进行经济发展水平国际比较的基础。它已成为计量经济史学家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有时候人们会认为国民账户的方法太“现代”了，因而不适用于分析较远的过去。事实上，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收入比较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都起源于17世纪，当时这门“通过数字论证与政府活动相关事务的艺术”被称为政治算术。

17世纪的先驱者

最早的先驱者是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1623—1687),他是17世纪科学革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17世纪40年代他在巴黎当过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的研究助理,50年代他曾任牛津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并且在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后组织了爱尔兰全国土地清册调查,他是6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同时也是发明家、制图师、经济学家、企业家和一个富裕王朝的奠基人。在其《献给英明人士》 ( Verbum Sapienti, 1665)中,他通过一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综合账户展示了他对这两个国家人口、收入、支出、土地存量、其他实物资产和人力资本的估计值,旨在提供一个用以分析战时(1664—1667年的第二次英荷战争)财政政策执行和资源动员有效性的数量分析框架。

他的《政治算术学》 ( Political Arithmetick, 1676)是对荷兰和法国经济表现所做的一个比较研究，并采用了一些核心指标来说明荷兰经济的优越性。法国人口是荷兰的十倍，但是荷兰商船队的规模却是法国的九倍，对外贸易额是法国的四倍，而利率水平只相当于法国的一半。荷兰的海外资产非常庞大，而法国的海外资产却微不足道。荷兰经济高度专业化，其大部分食品依靠进口，在对外战争中雇用外国人，而将本国劳动力集中于高生产率部门。密集的城镇居住、优良的港口和内部水道降低了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降低了政府服务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对存货的需求。此外，荷兰的财产所有权非常明晰，其良好的登记注册制度促进了财产的转让，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银行体系为企业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虽然税收很高，但是纳税的基础是支出而非收入，从而鼓励了储蓄，促进了节约和勤奋工作。荷兰是经济效率方面的楷模，它对英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而当时流行的法国强大的观点明显夸大了事实。

这两部著作在配第生前以手稿的形式广为流传，在他去世后分别于1690年和1691年出版。它们的出版重新激发了人们对政治算术方面的研究兴趣。

第二个主要的贡献来自格里高利·金( Gregory King,1648—1712) ，源于他对查尔斯·戴夫南特( Charles Davenant, 1656—1714)所著的《关于战争²的补给方式和手段的论文》 ( Essay 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 1694)所作的回应。戴夫南特在清晰地说明经济问题方面颇具文学天分(他的父亲是位有名的诗人，据称他还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孙子)。作为前税务大臣，在税收是经由税吏之手征收的时候，他就首次对政府实际和潜在的收入及支出做出了清晰完整的描述。这种将财政信息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给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戴夫南特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戴夫南特详尽引用了金的著作，并称他为“计算艺术方面的绝妙天才和大师”。当时出版有关公共政策这类敏感问题的著作需要官方许可，而且作者有被当做持不同政见者而遭到制裁的危险。为了设法避免这种风险，金将他手稿的副本传给戴夫南特、罗伯特·哈利( Robert Harley,1661—1724)以及其他一些人以征求意见，但并不将它们公开出版。戴夫南特是一位有着广泛人际关系的国会议员，而金只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公务员，正处于从司职宗谱纹章的没落小吏转谋更有利可图的公共会计大臣职位的过程当中。哈利后来成为财政大臣和安妮女王的一位实权首相。

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1695—1700年。他的《关于英国现状的自然和政治的观察与结论》 (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on the State and Condition of England, 1696) (以下简称为《观察》 )高度集中地阐述了他所得出的结果，但是他的300页的《手记》 [ Notebook, 1973年由拉斯来特( Laslett)以摹写形式出版]可以让人理解到他细致的步骤和深入的分析。 1802年，金的《观察》由乔治·查尔默斯( George Chalmers)作为附录收入其著作《大不列颠的比较实力》 ( Comparative Strength of Great Britain)中，第一次以完整形式出版。该书引起了帕特里克·科库豪恩( Patrick Colquhoun,1745—1820)的兴趣，他试图使用新的资料(来自最初两次人口普查和首次建立的所得税账户)模仿重建金的收入账户，同时建立一个更全面的生产账户以反映1812年的增加值。然而，金的《手记》直到1917年才为世人所知，并由大卫·格拉斯( David Glass)于1965年首次考察整理。这本书是一个宝库，完全值得计量经济史学家们更彻底地挖掘和探索。

现代标准的国民账户体系提供了一个覆盖整个经济的内在逻辑统一的宏观经济学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三种方法进行交叉检验。从收入的角度看，它是工资、租金和利润的总和；从支出的角度看，它是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的最终支出的总和；从生产的角度看，它又是不同部门，即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增加值的总和(剔除了重复因素)。这个框架也能够扩展到包括对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的度量，以及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金所建立的四维账户体系已经预示了这个现代核算体系中的一些相互平衡的关系：

(1) 最知名的是他对1688年社会分层结构的描述，揭示了26种类型住户的数量、平均规模、收入和支出、储蓄或对社会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以及经济活动类型。为了构建这一社会分层结构，金利用在宗谱纹章管理办公室工作30年的经验，走访了英格兰的许多地方，以了解占有约三分之二国民收入的那部分人群的贵族封号的继承文件及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状况。从1695年开始，英国对出生、死亡和婚姻征收累进人头税，作为税收大臣，他有机会得到大量关于收入结构的最新信息。此外，炉灶税是获知住户数量及其平均规模的又一信息渠道。

(2) 金的第二个方面的账户描述了按产品类型划分的政府支出和消费者支出，这些资料是基于土地税，食品、酒类和烟草的消费税，以及他所进行的对服装和纺织品的专门调查而得来的。在《观察》一书中，这一账户非常扼要，但从《手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所得到的总量是详尽估算的结果，其所包含的信息已足以近似地估计出现代概念的GDP (参见表1，在这里我对金估算的总量进行了补充，因为他的总量范围比现在的标准要狭窄)。

(3) 他的生产账户并不完善，只列出了农业(包括农作物和家畜)和林业的增加值。他的《手记》中提供了许多其他项目的详细数量指标，包括纺织业、造纸业的增加值，建筑业和造船业的原料投入以及劳动力成本的详细构成等。此外，它还提供了在家具、陶器、瓷器、玻璃制品、工具和运输设备方面的支出。这些支出在经过扣除原料投入、运输和流通费用等调整后，可以推出增加值。

(4) 账户的第四个方面是他整理及合并后的1688年财富和收入账户。该账户揭示了财产和劳动收入，以及实物资产和人力资本的资本化价值。该账户类似于配第所建立的1665年账户，只是估计资本的方法有所不同。

金还建立了第五个账户，即通过比较1688年和1695年英格兰、法国、荷兰的人均消费以及人均公共收入和支出，来说明各国在战时资源动员能力上的不同。该账户还对英格兰1698年前的国民收入进行了预测。他对法国和荷兰所作的估算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粗略，既没有考虑如何测算实际产出随时间的变化，也没有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对不同的货币购买力进行调整。

(表2显示了1688年和1996年的英国国内支出结构。)

1695—1707年，法国兴起了估算国民收入的热潮。 1695年皮埃尔·德·布瓦斯吉尔伯( Pierre de Boisguilbert,1646—1714)，诺曼底省的省会鲁昂市的一位中将(上诉法庭的首席法官和庭长)匿名出版了《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崩溃》 ( La France ruinée sous la règne de Louis XIV)一书，对法国的经济状况做了非常悲观的评价，认为财政结构需要更加有效和公平，要减少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干预。而到1697年这本书出现了一个新版本(也是匿名出版的)，但其标题《对法国经济的剖析》 ( Le détail de la France)已不再那么具有煽动性了。布瓦斯吉尔伯对17世纪90年代早期袭击法国的饥荒和人口下降颇为关注，他宣称国民收入自1660年以来已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并未提供详细论据。布瓦斯吉尔伯的书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但却激发起塞巴斯蒂安·勒普斯特雷·德·沃班(Se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的兴趣。他是一位军事工程师，设计并监督了北部和东部边界防御工事的建造，成功地围困过许多敌方城市，还在大西洋沿岸建造了港口和边界贸易站。沃班元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法国的许多地方结交了地方当局并为建设项目动员了资源，因此在职业生涯的晚期，他日益热衷于成为一名社会工程师也就不足为奇了。布瓦斯吉尔伯和沃班的著作与英国政治算术学派的著作论调截然不同，这两位法国作者都深信他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处于很危险的状态，而英国学者对英国的经济则要乐观得多。

沃班于1707年出版了《皇家的什一税》 ( Le dîme royale)一书，这是一个改革税收结构的详尽方案，包括了对新税制下潜在收入的详细估算。 1695年1月他向国王提交的一个关于临时征收战时人头税的方案被采纳，这对他的详尽方案是一次鼓励。他的临时方案在1695年被采纳实行，而在战争结束的1697年被废除。这种税与1695—1705年英国的人头税很类似。税负按皇太子以下的22个纳税人等级逐渐递减，因此纳税人的社会地位可以用来估计其收入水平。1701年，这种税作为“租税” ( taille)的地方性补充税被再次引入，但不再具有原来根据偿付能力分级征收的关键特征( Collins, 2001³, pp. 133—134, 165—167) 。

布瓦斯吉尔伯和沃班想要改变的这种法国税收收入体系效率很低而且很不公平。其中主要的直接税“租税”对贵族和公职人员予以大量减免。一些减免是针对个人( personnelle)，而另外一些减免则是针对特定财产( réelle) 。税率在不同地区，如在选举区省份和税收自治省份之间各不相同(在布列塔尼、勃艮第、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税率很大程度上由地方当局决定)。此外，对跨地区边界的货物征收国内流通税( traites)，抑制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直接税和间接税主要由税吏( tax farmers)和包税商( traitants)征收，他们提前向当局预付税款，然后将征收到的所有税款据为己有。在基层的36 000个教区里，税收义务由集体分摊。很大一部分公共官员的职位是用钱买来的，或是从亲戚那里继承而来的。他们中间多数人要支付年费( paulette)以确保其职位可以继承下去。其实，他们所得的工资( gages)就相当于他们为购买职位所付钱款的利息。其结果是，官僚机构因拥有大量官员而膨胀，然而很多官员并不是全职受雇的。主要的间接税是盐税( gabelle)，其税率在不同地区间各不相同，例如，在盐产地布列塔尼基本为零，而在勃艮第却很高(另一方面，勃艮第的酒税却很低)。结果是走私泛滥，用于税吏的支出居高不下。相比而言，英国有一个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更为高效、透明和公平的财政体系。它于1694年创立了首个中央银行，并为政府长期债务市场的发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法国，编制国家预算的最初尝试是奈克尔( Necker)于1781年所著的《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 ( Compte Rendu au Roi)，而法国银行( Banque de France)直到1800年才建立起来。

沃班建议废除所有现存的财产税、所得税和国内流通税等，取而代之以一种单一的所得税，这种税不允许免除，也不允许存在地区差异。同时他建议简化盐税的税率结构以减少走私，还建议就奢侈品和在酒吧消费的酒水开征新的间接税。

为了估计他倡导的新体系所能带来的潜在税收收入，沃班对国民收入、人口和国土面积进行了估算。为了估算国土面积，他对法国38个地区的5种不同来源的地图面积进行了粗略的平均，估计出总面积约为6 000万公顷。这一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夸大。法国目前的面积是5 500万公顷，而在当时(即洛林和萨瓦地区并入以前)只有约5 000万公顷。事实上，金对法国面积的估计(5 100万公顷)要准确得多。为了估算人口，沃班使用了28个省有关当局1694—1700年间的估计数据，他估计的人口总数为1 910万，就其所覆盖的地区而言，与现代的估计值非常接近( Bardet and Dupaquier,1997, p. 449)，而金对法国人口的估计(1 400万)则要低得多。

沃班对国民收入的估算非常粗略且不统一。他衡量农业用的是总产出，没有扣除购买饲料和种子的支出，也没有扣除建筑和设备的维修费。他既没有区分农业收入的不同种类，也没有包括农村地区的非农业活动。他列出10种来自财产和劳动力的非农业收入，分析的精细程度要远逊于格里高利·金，这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法国，可以得到的财政和其他方面的资料要比英国少得多，而这些资料对于进行严谨的国民经济总体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沃班估算的农业产出是基于对诺曼底的一个样本研究，该研究得到了一位匿名朋友(可能是布瓦斯吉尔伯)的相助。他假定80%的土地收益来自农作物、家畜、葡萄种植和林业，且三分之一的农田在休耕。据此他估算了每平方里格(等于20平方公里)小麦的产量和产值。他假定该单位产值也适用于牧业活动、葡萄种植和林业。由此他所估算出的税收收入比当时诺曼底的教会什一税收入高出24%。但是，他将诺曼底作为代表，并根据全法国土地面积与诺曼底土地面积之比，将对诺曼底的计算放大推算出全国税收收入。在进一步保守地扣除10%后，他认定如果对总产出征收5%的税，那么全法国的税收收入应是6 000万里弗赫⁴。如果我们将他得出的税收收入(占总产出的5%)乘上20倍，则法国的农业总产出就应该是12亿里弗赫(而他最初的估计意味着总产出是16. 67亿里弗赫) 。但如果我们扣除农业投入，调整他对法国土地面积的高估部分，并考虑诺曼底的人口密度要比全国平均密度大的事实，他的计算可能极大地高估了来自农业的国民收入。

沃班对非农业收入的估计是3. 52亿里弗赫，其中，估计32万间城市房屋的租金和虚拟租金(除去修缮和维护费用后的净值)为3 200万里弗赫，政府债务利息为2 000万里弗赫，来自商业、银行业、渔业、航运业、粮食加工业等的混合收入为5 800万里弗赫，政府职员的薪酬和退休金为4 000万里弗赫，法律收入为1 000万里弗赫。他假定佣工共计150万人，其薪酬共计3 000万里弗赫，还假定200万名非农业劳动力和工匠的收入共为1. 62亿里弗赫，他从平均日工资推出这一数据，且假定一年的工作日为185天(扣掉52天周日、38天公共假日、50天异常天气、20天进行集市贸易以及25天生病) 。除了以上三类人群，他并没有给出参与农业和非农业活动的人数。他建议引入一种中国式的户籍制度来弥补这一缺陷，并增设一个统计表反映按年龄、性别和职业分类的详细信息，由地方当局每年进行填报。沃班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对非农业收入的估算并不准确，因为他在开始分析时坚称非农业收入大于农业收入。他本应能够对他的估计值进行更仔细的核实以期更加准确。对于超过350万的非农业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家庭而言，他所估计的32万间非农户房屋明显偏低。

沃班强调在他的体系下，征税成本将大大降低，而且从现有体系转变过来也不会有任何代价。他觉得根本不需要税吏和包税商所提供的服务，并把他们称为“血吸虫”。他觉得转向征收农业实物税将会很顺利，并建议将征收的物品存入政府仓库，但并没有解释政府该如何处置这些物品。同样，他无视失去税收豁免特权的上层社会人士的反对。在其著作的第八章中，他列出了所有可能反对这个方案的群体，并认为国王依靠自己所掌握的20万武装人员可以轻易地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从政治角度来看，沃班的方案既显得幼稚，又容易激化矛盾。 1701年2月，即沃班去世前的一个月，他的书受到了官方的封禁，所有副本也被毁掉了。

18世纪以来的先驱者

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大概有30次对国民收入测算的尝试，但测算的口径和方法都大相径庭。其中大多数仅从收入方面进行测算，并未从支出或生产的角度加以验证。而且大多数只是在某一给定时点上的估算。由于在提出适当的价格平减指数方面所做的工作极为有限且着手很晚，这些时点估算很难与对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起来( Clark,1937)。但是，这些估算对于计量经济史学家来讲仍然是非常有用的。由于菲利斯·迪恩( Phyllis Deane)的详细考证，这些尝试性的测算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对英国经济增长的开拓性研究提供了起点和灵感。这些研究者包括迪恩和科尔( Deane and Cole, 1964)，费恩斯坦( Feinstein, 1972)，马修斯、费恩斯坦和奥德林-斯密( Mat-thews, Feinstein and Odling-Smee, 1982)以及克拉夫茨( Crafts, 1985)。这些新一代的计量经济史学家们所作的回溯性估算通常都是基于现代国民收入核算的国际标准体系。

斯图登斯基( Studenski, 1958)引述了18世纪后期对法国国民收入进行的9种尝试性估算。其中有些是对沃班的估算的改进，其中较重要的是拉瓦锡( Lavoisier)的《法兰西王国的财富》 ( De la richesse territoriale du royaume de France, 1791)和阿瑟·杨格( Arthur Young, 1794,Chapter 15)对1787—1789年间法国农业产出所作的详细估算。杨格发现，诺曼底的土地生产率要远高于法国其他地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沃班的确高估了法国的农业产出。

在180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宏观经济计量的统计学基础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口普查的实施为人口统计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基础。统计部门收集了贸易、运输、财政和金融、就业、工资和价格的数据。有关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商品的产出信息也越来越多。随着指数编制技术的开发，估计复杂总量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成为可能。

虽然当时对国民收入的估算在不断增多，但在估算质量和可比性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这些估算对经济增长的严谨分析几乎没有什么帮助，而且它们在覆盖范围和使用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在经济总量水平的国际比较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迈克尔·穆尔哈尔( Michael Mulhall, 1836—1900) 。

穆尔哈尔是爱尔兰人，在罗马接受教育，作为一名记者在阿根廷度过了其早期的工作生涯。他在1880—1896年间出版了四部重要著作，运用人口普查、贸易和商业资料来描述世界经济发展。他的《工业与国民财富》 ( Industry and Wealth of Nations, 1896)一书的贡献在于对国民产出和财富的前后一致的比较。他以可比的形式对1894—1895年间约占世界产出60%的22个国家给出了详细的资料来源和大量精心组织整理的统计资料。他参考了已有的国民收入测算资料，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标准来评价所有国家的增加值。他还对自己所用的国民财富测量方法提供了标准大纲。他的方法是简单而又透明的。为了确定总增加值，他将每个国家的经济分成9个部门，对每个部门的总产出进行估算。为避免重复计算，他对投入进行了扣除，具体如表3所示。

穆尔哈尔对欧洲和西方后裔国家的涵盖非常全面，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估计仅限于阿根廷和南非两国。他提供了8个国家收入水平的现价估计，时间跨度从1812年到1895年。他所作的1894年国家间比较是以当时英镑汇率折算成现价进行的。

穆尔哈尔对蒂莫西·科夫兰( Timothy Coghlan)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夫兰是新南威尔士的政府统计员，他对澳大拉西亚⁵的7个殖民地的国民收入进行了首次官方估算，并在1886—1905年间定期发布。

科林·克拉克( Colin Clark, 1905—1989)在其1940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的条件》 (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一书中，将建立世界国民账户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该书中，他将30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估计进行了统一整理( pp. 40—41)，在整理过程中进行了调整，以减少估算中的国家特性差异，并(基于实际工资指标)对另外20个国家进行了粗略的替代性估算，从而得出1925—1934年世界收入的粗略估计值( p. 56) 。此外，他还构建了一种比较粗略的购买力平价(PPP)指标，并使各个国家的收入估计值按照他采用的“国际单位”(以1925—1934年美元的平均购买力为基础)具有可加性。与穆尔哈尔在标准化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多国估计不同，克拉克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对他人估计结果的编辑角色，他的目的是实现最大范围的覆盖。为了测算经济增长，他对15个国家从1850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年份的实际收入指标进行了时间序列比较( pp. 146—148)，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比较的意义不大，因为他希望在不同且不一定总是具有可比性的“时点”估计值之间建立起粗略的联系，并采用了一些并不可靠的平减指数。

克拉克于1940年得出的估算结果现在已全部被更好的估计值所取代了，但他的工作仍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因为他几乎对19世纪和20世纪在这个领域公开发表论文和著作的所有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工作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而且和与他同时代的从事此项工作的统计员们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往往毫不犹豫地按照他自己关于国民账户适当覆盖面的观点和对特定项目的处理方式来对这些研究中的估计值进行调整。此外，他还在经济分析中使用了这些估计值。系统的比较分析是检验估计值是否可靠和一致的一种好方法，而且可能会促进对“异常值国家”的更细致的研究。然而在1940年，人们还没有在国民账户的内容和计算方法上形成统一的认识，从而限制了对不同估计值所进行的比较研究。

现代的研究者

关于美国国民账户的第一个官方估算是由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1901—1985)于1934年做出的。那时的美国经济正处于极度萧条之中。国民账户被认为是改进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英国，1939年战争的爆发导致了17世纪90年代戴夫南特与金携手合作的类似情况再现。 1940年2月，梅纳德·凯恩斯( Maynard Keynes)出版了《怎样支付战争经费：为财政部长提供的一个激进计划》 ( How to Pay for the War: A Radical Plan for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一书，他的论证结构就建立在科林·克拉克所开发的国民账户的基础上(他们两人早在1931—1937年就已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当时凯恩斯正在分析失业原因及应对措施) 。凯恩斯说服财政部长在其1941年预算中首次引入了一套官方国民账户。这些账户成为英国政府制定策略并赢得战争的重要工具。这种完整统一的统计视角使得英国在战时资源动员方面远比德国有效( Kaldor,1946) 。

1944年，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统计学家们展开了协商，目的在于将他们所使用的国民账户统计概念和方法标准化( Denison,1947)。在战后几年中，因为需要更好地评估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内容和北约各成员国的负担分摊机制，所以编制可比的国民账户在政治上显得尤为必要。

这个标准化国民账户体系的大部分是由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 1913—1991)设计的，他与詹姆斯·米德( James Meade)曾于1941年一起对英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首次官方估算。他还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OEEC)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出版的《数量和价格指数》 ( Quantity and Price Indexes, 1956) 、《投入产出与国民账户》 ( Input-Output and National Accounts, 1961)和《人口核算与模型构建》 ( Demographic Accounting and Model Building, 1971)制定了大纲。他的鸿篇巨制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英国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者， 1650—1900》 ( Some British Empiricis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650—1900, 1997) 。斯通和米尔顿·吉尔伯特( Milton Gilbert, 1951年以前为美国国民收入账户的主要负责人，1960年以前为OEEC经济学和统计学部主任)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活跃，二人致力于推动1952年的标准化体系在OEEC 各国的贯彻实施。此后不久，OEEC体系就与联合国所采用的体系合并，这一体系在战后被官方统计员应用于大多数国家，但不包括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后者的国民账户排除了很多服务性生产活动，而且存在着一些重复计算。米尔顿·吉尔伯特( Milton Gilbert, 1909—1979)和欧文·克莱维斯 ( Irving Kravis, 1916—1992)是对货币购买力平价进行官方测算的先驱者，其成果于1954年由OEEC发布。克莱维斯通过1968年开始的国际比较项目( ICP)大大地扩展了PPP 测算的范围，并于1978年和他的同事艾伦·海斯顿( Alan Heston)和罗伯特·萨默斯( Robert Summers)一起创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 ( PWT)，以弥补ICP 覆盖面的不足。

由于这些先驱者们的努力和探索，我们已经有了176个经济体自1950年以来GDP增长的官方数据，以及可用来对经济水平进行比较的PPP 指标。这些数据和指标事实上已成为所有经济体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

1 国民账户对一国总量经济的生产、收入及支出进行记录与核算，反映当期总体经济运行的各种投入、产出、支付及流量关系，国内通常称为“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作者使用的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于1993年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 (SNA)。该体系于2008年更新。——译者注

2 指1688—1697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War of the League of Augsburg)。——译者注

3 英文原书中对该文献未予详细列示，经多方查证，未找到原文。——译者注

4 里弗赫 (livre) 为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1里弗赫的价值曾相当于1磅白银。——译者注

5 英文为Australasia，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附近的太平洋岛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