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宋以降，东南财赋之区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经济和文化重心所在。元明清定都北京后，对东南的倚重更是国家繁荣兴盛的重要基础。可以说，政治中心在北方，如何有效统治东南财赋、人文之区，是大一统的中国历史进入鼎盛时期后的首要任务。清朝建立后，江南的繁荣稳定和南北关系的协调，既关系王朝的财政命脉，与民生息息相关，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保证。但江南始终是远在北京的朝廷“离不开、信不过”的地区；清朝皇帝及满洲权贵对江南的经济文化“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心情矛盾复杂。¹于是，总制东南的两江总督被寄予厚望和重任。

自康熙中叶以来，两江总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人文之区，掌理军政、淮盐、漕运、河工诸要务，为东南第一要缺。同治以降，又例兼南洋通商大臣，成为东南办理洋务交涉的首领。因此，江督之于清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两江总督易主历来都是政坛大事。²尤其是当湘、淮军崛起，镇压太平天国，驻兵江南之后，对清廷来说，江督人选的确定比此前更为复杂敏感。这时，南北满汉、文武兼资、湘淮分治、湘系内部平衡，甚至外人的态度，都成为遴选江督时需要审慎考量的因素。

晚清的江督易主有三个重要阶段。首先，道咸之际陶澍、陈銮、李星沅、陆建瀛等湘楚翰林相继出任江督，其主持的漕粮海运、票盐改革等事业获得成功，意味着东南地区在文官经世层面，发生了从八旗到湘楚的权势转移。第二，更重要的是，咸丰十年 (1860) 清廷授湘军首领曾国藩两江总督。随后曾氏文武合一，总制东南，措置得当，与湘、淮军的壮大和太平天国的覆亡关系密切。这不仅带来满汉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且出现了清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南重北轻”局面；它将长久以来或明或暗的南北问题再次凸显了出来，揭开了清廷与东南关系的新篇章。此后，经过近二十年的试探、斗争与妥协，逐渐形成了一个“江督非湘人不可”的政治局面，可称之为“湘人江督格局”。³第三，直至光绪二十八年 (1902) 江督刘坤一去世后，在清廷集权和袁世凯“北洋下南洋”⁴的冲击下，湘人江督格局最终走向终结，开启了清末民初北人江督的历史，南北失衡的结局也逐渐形成。

湘人江督格局作为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是非常显明的，但如何严谨地考察其形成、维系和终结的过程，恰当地解释该现象对于清朝统治的意义，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迄今有关湘淮集团、政坛派系、督抚群体的成果已经不少，但尚无从江督易主角度探讨晚清政治的专题研究。此外，既往讲湘军战时“打天下”者多，言湘系战后“坐天下”者少。探讨湘人江督格局的历史，即是解释湘系“坐天下”的历史。

北洋下南洋的影响也是至为深远的。清末以来，袁世凯北洋派崛起后，跨越辛亥革命，宰制政坛数十年；此期也是近代制度转型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北洋下南洋”既可说明“湘人江督格局”是怎么终结的，又可为清末民初北洋派的壮大和南北政局的走向，提供一个补充的诠释。

因此，本书旨在研讨晚清历史上“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维系和终结，以及与终结相应的“北洋下南洋”进程，对于清朝统治和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意义。具体言之：第一，希望通过“湘人江督格局”和“北洋下南洋”两个概念和进程的探讨，将道咸以降三次大的权势转移揭示出来，为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提供一条解释线索。第二，在此基础上，讨论晚清的南北问题。第三，再进一步，尝试突破内外轻重、督抚专政的争议，从湘淮、南北、满汉、中外、新旧的“同治”中，去理解晚清政治的特色及出路。

1 邹逸麟：《谈“江南”的政治含义》，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4—95页。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15页。

2 简称“江督易主”。晚清时期，李鸿章致沈葆桢函，称江督为“江南主人”。彭玉麟致朱学勤函，称江督为“秣陵主人”。李鸿章致乔松年函，称山东巡抚和江督为“东南两主人”。这都是本书题名“江督易主”的根据。

3 本书之所以称“湘人江督格局”，而非“湘人督江格局”，是因为两江总督简称江督，为人熟知。而督江之“江”则有引起歧义之虑。但为行文简洁计，偶尔也用督江的说法。

4 何谓北洋下南洋？简言之，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借清廷集权政策而强势南下，影响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这一清末至民初持续的进程，深远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南北关系和历史走向，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