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晚清政治的另一密钥
清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同时亦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的王朝，并在嘉道之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和社会都处于剧变之中，出现许多前朝历史不曾有的现象，由此吸引了众多学人致力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和阐释。韩策的这部新著别开生面，聚焦两江总督易主和东南权势的转移，为我们透视晚清政治提供了另一密钥，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开创性。
督抚作为清朝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既是清朝一个重要政治制度，也是清朝统治的基石。清朝入关统治中原之后，就沿袭明制，仿行督抚制度，至乾隆朝大致臻于完善，共设置总督八员，他们分别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除直隶、四川之外，每省又各设巡抚一员。由于其地位的重要性，督抚研究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但迄今未有专门就某一地方督抚人事的任免与晚清政治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韩策的这部著作可以说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并且，他选取两江总督作为研究对象，亦具有典型性。如所周知，两江总督管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既是清王朝的财赋重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区，故有“理东南得人，则天下治”之说，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并与直隶总督有着不同定位、功能和特点。因此，两江总督的任免历来都是政坛大事，受到各方的重视。尤其是自同治五年 ( 1866) 起两江总督兼管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成为东南办理洋务交涉的首领，以及1860年代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驻兵东南之后，更是如此。就此来说，韩策这部著作的选题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具体到两江总督，自顺治四年 ( 1647) 任命汉军正白旗马国柱为江督，至宣统朝最后一位护理江督张勋，有清一代出任 (包括署理) 江督的官员多达95人次。其中道光朝之前54人次，道光朝开始之后41人次。要对两江总督官员的每次任免都做考察，这将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即使就晚清江督而言也是如此，并且可能亦无此必要。韩策这部著作的主旨不是考察每一江督的任免，而是要藉此揭示江督易主和东南权势的转移。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这一目的无疑是实现了。根据他的研究，晚清江督易主和东南权势的转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道咸之际从八旗到湘楚的转移，其标志是总督人选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从旗人总督向汉人总督倾斜的转换，且尤以湘楚官员为多。二是同光年间“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其标志是咸丰十年 ( 1860) 湘军统帅曾国藩出任江督，改变了清朝汉人督师 (钦差) 与督抚分开的惯例，开始可以文武合一。三是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在袁世凯北洋势力强势南下的冲击下，湘人江督走向终结，东南湘系势力被北洋所取代，其标志是光绪三十年 ( 1904) 两江总督由北洋系的山东巡抚周馥南下署理，后由闽浙总督端方和两广总督张人骏继任。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前人虽零星有所论及，但始终语焉不详。韩策的新著首次在学界对这一现象做系统的考察和论述，这不能不说是这部著作的一个贡献。
历史研究除了向后人讲述历史曾发生的事情或现象之外，更要揭示这些历史现象是如何发生或形成的。韩策的这部著作对晚清江督易主和东南权势转移的历史背景也做了自己的探索，并纠正了以往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根据他的研究，道咸之际出现的从八旗到湘楚转移的现象，既与清朝总督人事嬗变的总体趋势有关——嘉庆以降清朝总督人选就开始发生了从旗人总督向汉人总督倾斜的转换，也与湘人在道咸之际讲究经世致用思想大有关系，迎合了鸦片战争之后时代的需要。至于同光年间出现的“湘人江督格局”，主要肇因于朝廷有依靠曾国藩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和形势而促成之。对于这段历史，凡是从事晚清史研究的学者大概都耳熟能详，韩策这部著作的贡献在于通过他的研究，告诉我们晚清“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远非以往学者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和简单，一蹴而就，并非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的数十年中东南财赋之区“始终主由湘军屯驻”，而是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真实情况是：自咸丰十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直到光绪五年 (1879) 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的二十年里，由于清廷的防范和疑忌，至少有十年时间两江总督并非由湘人担任，并且以出任两江总督的人数来说，湘籍江督仅有曾国藩和刘坤一两人，而非湘籍的江督却多达六人；只是在光绪七年 ( 1881) 之后左宗棠和曾国荃相继出任两江总督、光绪十六年 ( 1890) 刘坤一再任江督，才最终奠定“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并经受住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的考验。而之所以在光绪七年 ( 1881)前后发生这一转折，是因为前一阶段清廷为控制东南财赋之区和防止曾国藩湘系势力坐大，在江督用人上采取了非湘非淮、先内治后洋务以及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的“原则”；后一阶段一方面因为受中俄危机和中法战争形势的影响，同时也是清廷出于扶植东南湘系势力以制衡北洋的目的。至于庚子事变之后“湘人江督格局”走向终结，韩策的著作认为，主要肇因于甲午战后李鸿章北洋淮系失势，以及南洋湘系势力坐大，朝廷在庚子事变之后有意裁抑东南势力，扶植袁世凯北洋势力，改变“北轻南重”的局面，重新调和帝后、满汉和南北新旧关系，以加强中央对东南财赋地区的控制。要之，晚清江督易主的历史，始终交织着满与汉、中央与地方、南方与北方、湘淮之间和湘系内部各方的权力斗争，以及清廷对洋务新政与内治、科举与军功轻重的不同考量。通过以上的研究，就把晚清江督易主的复杂历史基本讲清楚了。
作为东南第一要缺，江督易主必然会对晚清政局产生影响，这亦是韩策这部著作所要探讨的内容。根据其研究，1907年的丁未政潮也是受到了江督易主的影响。瞿鸿禨、岑春煊之所以在丁未年发起政潮，反对奕劻和袁世凯，表面批评他们引用私人，排拒异己，政以贿成，实则为岑春煊争取江督一职，抵制袁世凯北洋下南洋目的的实现。而这与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施政不相吻合，结果瞿鸿禨、岑春煊终被抛弃。韩策认为，清末湘人江督走向终结、北洋下南洋局面的形成，其后果和影响是恶化了南北关系，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导致南方再无善于用兵、声威素著的实力总督，最终影响了清朝对南方的有效控制。此外，韩策在书中还认为，甲午战后南北洋的人事变动亦对甲午至庚子年间的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北方，甲午之后北洋李鸿章淮系势力衰落后，北洋重心重建的失败，“终至酿成庚子事变的悲剧”，甚至谓“倘若李鸿章早回北洋，义和团运动可能难以兴起，历史就很可能改写”；在东南，幸有刘坤一的湘人江督局面，从而保持了东南的稳定，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局面与此“密不可分”，甚至谓“缺乏刘坤一背后湘系军政势力及江南绅商的鼎力支持，东南互保就未必能够做成”。但这些观点惜其未做深论。
每部学术著作的诞生都有其历史。韩策这部新著系在他的博士后报告《江督易主与晚清政局》基础上发展而来，迄今已过去整整八年。八年前，当他与我商谈博后报告选题时，我即认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建议他不要仅仅局限于庚子年之后“北洋下南洋”的江督易主，也要考察前两次的江督易主，从中透视晚清政治变迁，并建议他先做一份完整的清朝入关之后两江总督人物年表。现在韩策的这部新著显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目标，体现了他宏观驾驭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晚清历史人物和资料的熟稔。从选题到内容和资料，这部著作都是一部成功之作。因此，衷心祝贺韩策这部新著付梓！
但另一方面，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毕竟是一个大题目，事涉晚清五朝70多年历史，探讨的问题繁杂，作为开山之作，韩策的这部新著仍有待完善之处。讲晚清江督易主和东南权势的转移，显然不能仅仅聚焦于江督一人，而应对其辖境内的其他重要官员，诸如辖境内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驻防将军、提督、河道总督、漕运总督、上海道等重要官员及其相互关系一并进行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全面的反映江督易主背后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及东南权势的转移。再则，关于江督易主和东南权势转移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以及江督易主和东南权势转移的历史背景和意义等问题，也有进一步研究和推敲的余地。最后，就韩策这部新著涉及的晚清满汉关系、央地关系和南北洋关系问题，结合我个人的学习和研究，略谈浅见。
满汉关系始终是清朝入关之后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问题。透过晚清江督易主和权势的转移，首先不难看到晚清满汉关系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道咸之际发生江督由八旗到湘楚的转换之后，作为江南第一要缺的两江总督便始终由汉族官员出任，其中又以湘淮官员为多，从1851年咸丰元年至1911年清亡的60年里，出任两江总督的满族官员仅有两人：福建将军怡良(1853—1857) 、闽浙总督端方 ( 1906—1909)，以致形成江督非湘人不可的局面。这深刻反映出汉族官员在晚清的强势崛起，以及晚清社会政治军事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不得不把汉族官员推向历史前台，并且极大影响了清朝的国运。
就晚清央地关系来说，以往学界有“督抚专政” “内轻外重”或“内外皆轻”等种种说法。从晚清江督易主和权势的转移来看，一方面晚清地方督抚权力的确有所扩大，但并未形成“督抚专政” “内轻外重”或“内外皆轻”的局面，其他地区督抚的情况更是如此。一则，汉族官员出任两江总督始终是朝廷的自主选择，是朝廷在新形势下加强对东南控制和统治的一种手段；二则，两江总督的任免始终由朝廷定夺，并以其人是否符合朝廷利益和其效忠度为标准，并未出现尾大不掉的不可控局面；三则，两江总督也是始终忠于朝廷，并无二心，庚子年两江总督发起“东南互保”，与其说是脱离清廷而独立，倒不如说是挽救清廷于狂澜之中而不倒。因此，我们最好将晚清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看作晚清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和时代需要，看作中央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这种地方权力的扩大有时与中央存在矛盾，遭中央疑忌，但尚不足定义为“督抚专政” “内轻外重”或“内外皆轻”。
就南北洋关系来说，作为在咸同年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两股孪生军政势力和集团，一方面他们之间有着互相配合和提携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绝非李鸿章所说“南北两洋，提衡相倚” “纤毫无间”。事实是，两派之间既有联合，同时又始终存在裂痕，甚至互相掣肘，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须做具体分析，不能简单以“提衡相倚”概括之。并且，亦正是南北洋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在晚清很长一段时期成为清朝政府制衡彼此的工具。而庚子年之后的第三次江督易主、“北洋下南洋”，导致清朝政府丧失了这个制衡工具，破坏了南北洋之间的平衡、制约关系，这实际上是不利于清朝统治的。
以上是我阅读《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后的一点体会，以与作者和读者做一交流。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与韩策先前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一样，一定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和讨论，由此推进晚清政治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其功莫大焉！
崔志海
写于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