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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的回忆

专案组的人很不满，说我说黑话，有别的意思。我说我用的都是毛主席语录，他们也就不好再找茬了。

鲤鱼洲位于江西省鄱阳湖西岸，方圆几十公里。那片荒洲是在鄱阳湖周围实行围湖造田淤积而成的。鲤鱼洲是有名的血吸虫重疫区，洲上原来有一个江西省的劳改农场，因血吸虫蔓延，又没有水源，被迫迁走了。劳改农场迁走后，荒洲上留下了一排排草棚和四通八达的泥巴路。谁也没有想到，这荒洲在1969年竟然成了一块安置6 000名北大、清华教师和干部的劳动改造场地（摘自杨勋《鲤鱼洲的泥巴》）。

即便我与夫人方薇老师新婚燕尔，也没能住在一起，因为当时鲤鱼洲没有家属宿舍，我们分别住在二百多人一起住的大集体男宿舍和女宿舍（草棚）。

在我心目中，夫人方老师一直是一位有上进心的人，系领导很认可她，决定让她毕业后留校，做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方老师在工作中积极、认真、负责，与学生关系紧密。但二十出头的年纪就成为党总支的委员，显然太年轻，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工作经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于方老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袭来。方老师的舅舅是个“老燕京”，作为我党的地下党员，很早就去延安参加革命，当过陈云的秘书、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打倒武汉大学三家村》一文发表，方老师的舅舅成了“大反革命”，她的外婆和母亲都受到了牵连，被抄家，被批斗。一心积极向上的方老师怎能不借着去鲤鱼洲的机会改造自己呢？！

我是贫农出身，属于“红五类”，而且我刚留校，因此既是改造对象，也是依靠对象。方老师留校的时间早，又因为舅舅的原因，全家都成为被批斗的对象，所以她是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到鲤鱼洲接受改造的。方老师怀有身孕，急需补充营养，我偷偷地给她买了橘子，但方老师把橘子挂在床头，一直到放坏了也没有吃。

在鲤鱼洲，我们每天都很忙：打草帘子、铺路、盖房子、种菜、积肥、插秧……还要开各种会。我们与农民不同的是，农民有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我们几乎是连轴转，到夜晚只想睡觉，脑子里几乎装不进其他的信息了。鲤鱼洲处于鄱阳湖湖底，比湖面低很多，站在种菜的地方看船，就像看楼房似的。我们不停地修排灌站，以防发大水。干活的时候，方老师没法挑重筐，就给其他人递空筐，每天去工地要在湿滑的泥巴路上来回走很远，后来因为肚子太大，才去了厨房工作。

然而，方老师还是被打成了“516反革命分子”。我当时是排长，与方老师不能经常见面。有一天我突然听到工地的大喇叭里说最近揪出来一些人民的敌人，当听到方薇的名字时，我一下子定在了原地。我不信，去找人核实，也有人主动过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强烈要求组织安排我与方老师见面。见面的场景我至今记得。我渡河到了对岸，在方老师他们连队的一间空屋子，一个专案组的人带着方老师过来，我对方老师说：“你要实事求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有什么承认什么，相信毛泽东思想一定会胜利。”专案组的人很不满，说我说黑话，有别的意思。我说我用的都是毛主席语录，他们也就不好再找茬了。

最终，组织免去了我排长的职务，不让我再抓运动，而是让我当了食堂的司务长，管理后勤。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9块钱，大家营养不够。我任司务长以后，就想办法找当地农民买来鸭蛋，拿到厨房腌成咸鸭蛋卖给大家，伙食费标准不变，这样伙食费既没有超标，大家的营养也增加了，大家都很高兴。

1971年开始，氛围就比较放松了。我在政治上干干净净，回来是没有问题的，而方老师当时还不能回家。我记得有人劝我和方老师离婚、划清界限，让我慎重考虑这个问题。这在当时是很严肃的大问题，但我依然坚持相信方老师。我曾这么跟别人说方老师：“要么她是清白的，要么她就是隐藏得太深的高级反革命分子！”

在动荡的年代，我就像一片叶子，吹到哪里风说了算。但就是这片叶子，还在努力且认真地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