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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北大

“北大，有什么特点呢？”只见他举起右手，加重语气道，“首先，就是大！”

一个辍学的农村娃能有机会再次进入学校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勤奋刻苦地学习，终于在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在我们学校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那一年在二百多名应届考生中，只有我一个人考入了北大。

说起这次能有机会考上北大，还真是个巧合。我念高中的时候，由于德智体各方面都不错，还是入党积极分子，负责学生工作的马绍先校长特别喜欢我。他为人谦和，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根据我在学校的表现，马校长希望我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既体面又能挣钱的好机会。马校长当时许诺我当了老师以后，只要我想继续深造，他就会同意给我进入大学进修的机会。一切都那么顺利而美好。于是别的同学都在忙着准备高考，而我不再备考，每天都在为大家做着各种服务工作。

但与北大的缘分还是来了。那一天，我们的班主任、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语文老师许世平辅导同学们填写志愿，逐个介绍着大学。突然，他提高了嗓门：“下边，我给大家介绍北大。”他顿了一下，把我从晕乎乎的混沌状态中惊醒。“北大，有什么特点呢？”只见他举起右手，加重语气道，“首先，就是大！”我很纳闷：怎么“大”也算是特点呢？他接着说：“大，多大呢？一圈下来，公共汽车要走五站地！”我想：啊，五站地，相当于从十三中到天津市中心南楼那么远！妈呀，真够大的！我突然精神起来，听听吧！接着，他又介绍了北大的图书馆、博雅塔、未名湖和历史名人。我开始动心了：如果能去这样的学校上学，那一辈子才算没白活。于是，我就找到了马校长，但又不好意思开口。他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人！他说：“董文俊，看来你想上大学的心还没死。那就这样吧，如果你能考上你心仪的大学，你就继续你的学业；如果考不上，这学校老师的位置，还给你留着！”言外之意是我也可以开始备考了。听了这句话，我马上填写了报考志愿：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只报了这一所学校，一个志愿。为什么报哲学呢，因为哲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而我相信自己文科理科都好。结果自然是不负我愿，我终于考进了北大。虽然后来被调剂到经济系，但至少是实现了我的北大梦。

考上北大，我却犯了愁，学费路费咋办？正巧，三姨父到我家里做客，他听了我考上北大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除了祝贺，还表示每学期从他荣誉军人的补贴费中给我20块钱，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三姨父的资助和表率作用，使我上学这件事得到了全家族的支持。

我是幸运的，带着亲友老师们的殷切希望，来到了北大。我在大学期间学习更加刻苦努力。为了让自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还加入了系篮球队，并成为系学生会的文体委员。在北大学习的每一天，我都是忙碌而充实，幸福而充满期待的。

1959年到1961年，很多人吃不饱饭，学生的伙食标准也下降不少。我们正值长身体的年纪，没有足够的营养，身体的免疫力都在下降。1961年5月，学校组织体检，查出很多人得了肺结核。住在我上铺的兄弟“中了枪”，我也未能幸免。肺结核的病情发展分几个阶段，开放期必须被隔离，还好我不在那个阶段，经过简单治疗后，平时的运动和农村劳动实习等活动都没有停下来。1962年年初的某夜，与班里同学在农村劳动的我突然大口吐血，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我的肺结核病情加重，需要隔离了。我被集中到北大一院四个月，那里有四五十个“病友”，同年五六月份，我情况好转，学校准许我休学在家两个月，如果痊愈就在九月份跟下一年级学生一起继续学习；如果不能痊愈，我将面临被迫退学的风险。这在我们家是个大事，好不容易进了京城、上了北大，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况且我对北大的热爱已经让我舍不得离开了。回到家后，母亲除了监督我按时吃药，还想尽一切办法给我补充营养。家里虽然生活条件比新中国成立前好多了，但因为兄弟姐妹多，生活依旧不那么富裕。母亲为了给我补身体，家里唯一一只山羊挤的奶全给我喝，每天的鸡蛋是母亲用脚踏的那种土织布机织出来的布换来的。我躺在炕上，只要一抬眼，就能看到母亲坐在那里不停地忙活着上线、织布……我是家里吃得最好、干得最少的那一个，迫切希望自己的病赶紧好，一方面是想尽快重返校园，另一方面也不想给家里再增加额外的负担。在家休养两个月后，八月底我到唐山医院检查，等待结果的时候紧张万分，就像等待法官判决一样。结果出来了，谢天谢地，我已经痊愈，可以继续求学北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