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开育才取仕新风向：大学堂建进士馆、仕学馆

早在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在《筹办大学堂情形折》（1898年6月22日）中就提出过为“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45]设立仕学院的建议。当时的考虑是，这些科甲出身的人已经比较精通中学，可以直接进入大学学习专业门类的西学，同时继续精进中学，达到贯通中西的效果，“学政治者归吏部，学商务、矿物者归户部，学法律者归刑部，学兵制者归兵部及水陆军营……俾所学与所用相符，冀收实效”。[46]这里所说的“仕学院”，就是后来成立的仕学馆。

1902年，京师大学堂于战乱后重新恢复办学。鉴于当时国家急需人才，管学大臣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再次提出设立仕学馆的建议：“速成科亦分二门：一曰仕学馆，一曰师范馆。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仕优则学”，仕学馆对学生培养的目的不在于学术研究与探讨，而是希望所学与所用相符，从“冀收实效”的角度为朝廷培养在职官员。[47]同年，由张百熙主持制定了《速成仕学馆考选入学章程》。章程规定仕学馆之设所以培植官才早资效用，必年满卒业方可出堂就官。[48]可见，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实际上是政府官员速成培训班。[49]

同年还成立了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当时的背景是科举制尚未废除，清廷仍以传统科举取士，无法获取大量可用之才，只好设一变通之法，在京师大学堂开设进士馆，要求取中进士者入进士馆学习实学，以适应朝廷对人才的需求。[50]1902年12月1日，光绪帝颁布了《为进士馆学员授职事谕》：“储才为当今急务，迭经明降谕旨，创办学堂，变通科举。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唯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着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51]

1903年2月，京师大学堂在西城李阁老胡同添设进士馆，并于1904年4月正式开课。[52]1903年、1904年，清廷举行了最后两科科举考试，并要求取中进士入进士馆学习实学，“以明彻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53]，并责成管学大臣张百熙悉心核议，认真办理。进士馆每年分两学期，正月开学至小暑节为第一学期，七月开学至年终为第二学期。学科分十一门：史学、地理、教育、法学、理财、交涉、兵政、农政、工政、商政、格致。东文、西文、算学、体操为选修科目，习否听便。为规范教学，规定学生如不守学规，不遵教课，轻者记过，重者记大过，情节严重者即时请旨办理，并随时咨回原衙门交堂官察看。管理及教学人员亦不准旷职瞻徇。[54]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为了督促和鼓励进士馆学员，每学期结束，学务大臣会同进士馆监督分科考验学员，学员毕业后，根据其学习期间的表现授予官职。科举制废除后，进士馆学员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学部决定变通进士馆培养办法，将有志游学的学员送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现代法治。[55]清廷设立进士馆的目的在于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变化，造就新政人才。进士馆毕业人员，特别是留学生到国外后打开了眼界，目睹了先进科技，了解了世界发展潮流。他们进入仕途后对于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6]

进士馆从1903年2月开课，到1907年年底，共办了六个学期。1904年4、5月间，学部将原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所属的仕学馆归并进士馆。1906年年底经奏明朝廷，将进士馆改设京师政法学堂。仕学馆和进士馆都是为培养新型人才而设立的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初期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发展变迁，反映了近代大学制度移植进入中国时的生动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