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技术治理呢？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技术治理”（technical governance）在口语中常常遇到，但均没有经过仔细厘定而作为专业术语来使用。之所以启用它作为新术语，来指称我试图来讨论的问题，正是希望通过对常用口语的精确化、陌生化以及赋予确定而丰富的内涵，帮助该术语及其指代问题的相关讨论迅速传播。日用而不觉的东西，突然让人感到惊讶，会更快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语言学考察
在英语中，讨论当代政治活动的科学化趋势时，经常会用到technocra-cy一词。但是，该术语的使用存在不少问题，而且它的中文译名在汉语学界很少使用，更重要的是，它的含义与我讨论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运行，以提高治理效率——存在不小偏差。于是，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斟酌，决定用“技术治理”来替换technocracy，以统摄所要研究的问题。
1.Technocracy在西方
实际上，technocracy产生的时间并不长。据考证，它是美国工程师史密斯1919年所杜撰，用来指代“经由公务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代理而有效的人民统治”（the rule of the people made effective through the agency of their servants, th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31]。但是，technocracy一词被推广开来，应该归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以technocracy命名自身的著名社会运动——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因此，原初的technocracy或者说狭义的technocracy，是与该运动及其主张紧密相连的，从根本上属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工程师社团自治运动的传统。
由于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technocracy一词从此迅速传播，走向全世界，含义也开始泛化，不再局限于美国和工程师两大场景，而是用来讨论政府管理科学化尤其是行政技术化的诸多相关问题。而且，在不同国家，technocra-cy一词的使用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语义和语用的侧重点都有所差别，细究起来歧义丛生。
显然，史密斯对于高效的代理者掌握管理权是乐观的、支持的，认定它能同时代表“人民统治”。但是，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与technocracy一词一经产生，就在西方广受批评，至今仍不绝于耳，在欧洲尤甚。可以说，今天technocracy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带有较强的负面色彩。
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如导论中提到的，技术统治论理论家缺乏，对于各种批评没有及时有力回应。虽然很多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支持技术统治论的，尤其是许多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但很少有人会宣称自己是技术统治论者（technocrat），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且，技术统治论者大多是实干家，基本上都是理工科或实际工程建设出身，既不擅长意识形态争论，也对其缺少热情。
其次，在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中，极少数激进派领袖的言论和做派给西方民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坏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被大家视为纳粹。实际上，北美技术统治论的参加者大多数是温和派，后来参与罗斯福新政。关于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后面会专章分析。
最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敌视科学技术的科学敌托邦（dystopia）文艺在西方世界流行，对于technocracy的负面意见形成起到很大作用。通俗文艺和大众文化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自不待言，以此为基础的各种专家阴谋论此起彼伏，更是影响巨大。专家阴谋论指责专家与奸商、官僚勾结，秘密奴役老百姓，此论在信息时代迅速传播，反智主义人群一呼百应，比如新冠疫情中大出风头的“匿名者Q”（QAnon）组织。在很多敌视专家的人看来，技术统治论基本上等同于公开搞阴谋。关于西方民众对技术治理的成见以及专家阴谋论的问题，后面均会专章分析。
2.从technocracy到技术治理
在中国，technocracy一般被翻译为“技术统治论”或“技术统治”，根据语境有时是“论”，有时是“统治”。它很早就被译入中国，基本上与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的兴起同时，原因是当时在运动中心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因而能同步将相关思想介绍到国内。比如，运动中温和派领袖罗伯的代表作《技术统治论生活：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Life in A Technocracy：What It Might Be Like）1933年出版，1935年即被蒋铎译为《技术统治》介绍到中国。[32]
无论“技术统治论”，还是“技术统治”，均与以后缀-cracy结尾的英文术语的一般中文译法不同。这一后缀一般指某种政治制度，如democracy（民主制）、bureaucracy（官僚制）、aristocracy（贵族制）和meritocracy（精英制），尤其是与“谁支配政治权力”即与权力主体的政治安排方面有关。按照类似译法，technocracy直译为“技术制”或“技术专家制”，意思会更加准确，可是很少见这样的汉译。
大概在中文中，“统治”多少是有些贬义的，暗含暴力、压制、残酷方面的意味。“技术统治”一词将“技术”与“统治”连在一起，先入为主地将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打上贬义，这并不符合此种应用良莠互现的实际情况，对技术的态度过于负面。近几十年来，“治理”一词在相关领域流行，相比而言它更为中性和客观，因而使用“技术治理”来指代技术统治论的含义更为贴切。
更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一词所指涉的内涵过于狭窄：1）主要是与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相关的思潮，属于19世纪末以来的工程师争取权利和强调自身主体性的“工程师自觉运动”的传统，并不包括显然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其他技术治理思潮和运动，比如科学管理运动、计划主义运动等；2）关注问题主要集中于政治活动领域，而不能统摄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其他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比如在企业和NGO中的组织科学化，在文化建设和城市建设中的技术化努力等。
并且，后来随着technocracy一词的泛化，相关讨论变得十分庞杂和混乱，大家对它的理解也差别很大。在英语学界，科学管理运动、科学行政活动、社会统计学和社会物理学，一些计划主义主张，一些科学乌托邦的文艺作品，以及20世纪建筑和艺术中的科学主义潮流，有时被称为“技术统治论的”（technocratic），有时又被认为是与之并行的其他科学主义（scientism）传统。很多时候，technocracy差不多与scientism（科学主义）一词等同起来，而后者同样也是没有得到清晰界定的术语，常常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完全不同语境当中，表达对科学和科学家不满的某种情绪化“大词”。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奥尔森干脆给自己的科学史专著取名为《20世纪的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科学管理的遗产》[33]，基本放弃在科学主义、技术统治论和科学管理三者间划清界限的尝试。这从侧面说明三者在治理领域是纠缠不清的，不可能完全分开讨论。
至于被划归为“技术统治论的”（technocratic）运动的实践活动更是五花八门，从中国、苏联、美国到巴西、日本、瑞典等，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与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的情况差别非常大，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归入技术统治论之中，不利于更深入的讨论。
因此，用“技术治理”来囊括诸种泛化的思想和实践，将技术统治论视为其中一个分支，更符合英语世界之外的情况，也有利于明晰概念，夯实研究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治理”是某种非常广泛的大思潮和大趋势，覆盖许多不同术语组成的“概念丛”。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和实践之资源存在非常清楚的共性，即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改造社会运行的治理活动中，这就是导论中指出的技术治理的主旨。
总之，启用“技术治理”的新概念，既可以消除既有概念已经沾染上的贬义，也可以覆盖百余年来相关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能够展开足够的理论建构空间。显然，在新术语之下，技术治理已经是全球性普遍现象，而且这也不是全然令人反感甚至绝望的既成事实。
3.“技术治理”与“治理技术”
有时候，中文表达语义含混，不甚精确，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在汉语中，“技术治理”容易与“治理技术”相混淆，因为“技术治理”一词既可以理解为“技术性或技术化的治理活动”（technical governance），本书正是采用此意，也可以理解为“治理技术的（治理）活动”（governance of technology）。这种情况与汉语中“科学哲学”的两种含义即“科学性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与“研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容易混淆。但无论如何，“技术治理”是偏正结构的词组，“治理”是中心词，“技术”是修饰语。也就是说，我研究的主题是治理活动，而不是单纯的技术。
同样，“治理技术”一词也存在歧义：既可以理解为“对技术进行治理”（governing technology），也可以理解为“用于治理的技术”（technology of gov-ernnace）。前一种意思是动宾结构的词组，与“技术治理”的第二种意思即“治理技术的（治理）活动”相似，但它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强调“治理”。而后一种意思是偏正结构的词组，“技术”是中心词，“治理”是修饰词。在“技术化治理活动”中，常常要用到某些“用于治理的技术”，但我研究的主题是治理活动，不局限于“用于治理的技术”，还包括“技术化治理活动”中的人、制度等以及它们与技术在治理活动中的结合。因此，“技术治理”比“治理技术”能更好地表达我的意思。
因此，在本书中，为了避免混淆，“技术治理”意思是“技术性或技术化的治理活动”，而“治理技术”意思是“对技术进行治理”，而“用于治理（活动）的技术”则被称为“技治术”“治理术”或“技治技术”。
从研究内容上看，技术治理理论要研究如何去理解和选择、调整、控制技术治理，就要涉及治理技术的问题。因为要对既有技术治理进行调控，或者说要完成“技术治理的再治理”的任务，必然要对技术治理中采用的技治术进行调控。这正是“治理技术”的活动，但是这里被治理的不是所有技术，而是已被用于治理活动中的技术，目标是减少甚至消除技治技术的负面效应，以提高技治系统运行效率，更要让技治系统造福社会。这里容易出现两个观念误区：1）高效技术用于治理同样高效，有时候，改造自然的高效技术用于与人相关的治理活动却变得非常低效；2）高效的技治系统必定造福社会。显然，有时高效的技治系统也可被用于伤害人类福祉的行动中。
二、基本概念界定
将研究对象从技术统治论（tehcnocracy）扩大到技术治理，包容性增加很多，能更准确地指代我要研究的问题。比如，说“当代社会是技术治理社会（简称技治社会）”，比说“当代社会是技术统治论社会”更易让人接受，尤其技术统治论思想明显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思想传统的紧张关系。但是，这种扩张容易让人感到过于宽泛，无法把握，尤其今天“技术”一词越来越泛化，甚至有包罗万象的趋势。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治国依靠的是某种“道德技术”，那儒家治理术是不是一种技治术？因此，必须对“技术治理”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界定。澄清“技术治理”的字面意思，说明使用它指代研究问题的好处，以及技术治理的基本主旨，能完成对这一新概念的清晰界定。
1.定义
何为“治理”？最近30年来，治理理论很流行，“治理”（governance）在很多场合中都取代了“统治”（government）一词。虽然各家对治理的定义差别很大，但均认为治理在根本上意味着社会运行中支配原则的转变，不同于统治依赖于国家强制力，而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34]。总的来说，理解“治理”的要点在于：1）治理主体是多元的，而不局限于政府，甚至有些情境中政府并不在治理活动中担纲主导；2）治理活动强调互动，参与治理活动的各方均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尽量不要依赖不平等的强制力；3）治理活动强调不断的自组织运动，在行动过程中“创造”各方满意的治理成果；4）治理活动经常以说理的方式来达成不同程度的支配，表现为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治理术，而非暴力与权力相结合的统治术。
由此，所谓“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所以，技术治理首先是一种技术性或技术化的治理活动。技术治理理论研究的对象，并非单纯的技术，也非单纯的人，而是人与技术在治理活动中的结合。那么，提升技术治理的水平，必须从人和技术两方面因素的结合来着手。其次，技术治理系统运用的是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既包括科学成果，也包括技术成果（后又会讨论），技治技术不光涉及自然技术，还有社会技术——今天可以统称为科技成果。现代自然科学诞生于16世纪，继承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所形成的实验科学传统。现代科技大规模地传入中国才百余年时间，明末清初传教士所做的西方科学传播工作并没有在中国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最后，技术治理系统的目标是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技术治理系统考虑的主要是效率，尤其是政治运行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并不会自动考虑其他社会目标，或者其他社会目标在技术治理系统中要次一等。当然，对于效率的理解，并非如物理实体一般确定，而是存在着不少的歧义。比如，面对同样的治理事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效率目标是不同的。再比如，存在局部效率与整体效率的差别，即某些技治术在系统中的局部运用效率不高，但对整个系统的效率提高却是有益的。再比如，效率与非效率目标尤其是价值目标，很多时候会交织起来，很难简单地分开。有时理论上高效而忽视某些价值目标的技术治理系统，由于遭到被治理者的抵抗而变得很没有效率，相反，妥善处理价值目标的、看起来相对低效的技术治理系统在实施时反而效率要高很多。这就是效率与效能的区别问题。
显然，技术治理是知识与行动相结合的某种“知行合一”活动。其中，支持技术治理的系统化理论主张，可以称为技治主义。技治主义可以做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理解主要指技术统治论，而广义理解则包括更多主张社会运行科学化的理论，如泰勒主义、计划主义等。总之，技治主义是专家群体的意识形态主张，代表着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管理专家和经济学家等职业团体的权力诉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关专家群体的崛起紧密相连。
当技治主义在现实中付诸实施，有时引发大规模的技治运动，更多时候则表现为细微而平和的技治实践。比如，20世纪30—40年代，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中心发生的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影响了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政府的施政活动，之后美国的行政活动日益技术化。直至今天，运动的领导机构之一技术统治论公司（Technocracy Incorporated）还在运营。再比如，在列宁时代，苏联就很重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广和运用，出现了帕尔钦斯基和恩格迈尔等著名的技治主义者（technocrat）。[35]20世纪60—80年代，苏联一直试图推广“控制论运动”，建议全国性的自动化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对整个计划经济进行全面控制。[36]20世纪70—80年代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运用控制论和计算机网络的技治运动，比如智利阿连德政府曾实施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37]
技治主义者是信奉技治主义并推进技治实践的人，可以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所谓“温和”，指的是尊重现有政府和既有制度，从事改良而非革命活动。所谓“激进”，则希望彻底推翻政府，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全盘技治主义重组，最终实现总体主义的科学乌托邦。与一般人印象不同，绝大多数技治主义者都是温和的。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总体上较为激进，但参与其中的激进派仍然属于少数派。
必须注意，研究技术治理的理论家并非技治主义者，只有支持技术治理的技治理论家才能归入技治主义者。有一些理论家研究技术治理，但对它持反对意见，如哈耶克和专家阴谋论者，毋宁称之为反技治主义者。还有一些理论家研究技术治理，采取一种持中的立场，既有批评，也有肯定，如波普和D.K.普赖斯就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技治主义者或反技治主义者。由于采取建设性审度的研究立场，我也属于这一类，似乎可以被称为“有限技治论者”。
2.原则与战略
进一步而言，归纳既有各种技治主义和技治实践，可以总结出技术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我称之为“技治二原则”和“技治七战略”。
（1）技治二原则
虽然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区表现形式各有差异，分支和变种很多，歧义纷呈，但技术治理均坚持两条核心原则或立场：[38]
原则1 科学运行原则，即运用系统的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或运转社会。
原则2 专家治理原则，即由接受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更多地来掌握治理权力。
归根结底，技术治理要求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系统运转的科学化。众所周知，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自韦伯时代即已经开始，很多人将之等同于人类社会从古代转入现代的根本特征。社会理性化过程发展到技术治理阶段，“道成肉身”的理性被集中于技术合理性，表现为自然科技知识强势干预“治理场”和专家凭借专业知识“上位”，特别是一些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崛起，有时被称为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师。在我看来，19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到20世纪下半叶更是大发展，与技术治理的产生和发展是完全一致和相互支持的。
显然，相比于专家治理原则，科学运行原则之于技术治理更为根本，前者是后者的延伸或实践形式，即用专家治理来保证科学运行的实施。原则2中的专家，形式上是要求接受过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实质上要能够真正实践原则1。接受了最好的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人不见得是技治主义者，而没有接受足够这方面教育的人则难以成为真正技治主义者。总之，简单按照专业来识别技术治理所称的“专家”是不合适的。
因此，不能将技术治理与专家治理尤其是专家政治等同起来，两者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差别。专家治理可能偏离科学运行原则，专家政治可能仅仅止于专家掌权。所以，专家执政并不一定等于科学运行，以科学为名的治理并不一定是技术治理，而可能是我所谓的打着科学旗号的伪技术治理。在实践中，伪技术治理常常存在，即掌权的专家并没有坚持以专业技能实施科学管理，而是打着科学的名号行非理性之实。
必须再次强调，原则1中的“科学”指的是继承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传统的现代自然科学，原则1中指的“技术”显然是与现代科学技术一体化之后的科技。实际上，作为科技决定论者，技治主义者并不费心区别科学和技术，他们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价值的同时，更强调它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主张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并坚持科学技术在社会总体运行中的主导性或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如导论所述，当代技术治理实际上坚持我所称的“科技”观念，基本上放弃了科学与技术分开的旧观念。
（2）技治七战略
除了“技治二原则”，既有技术治理现象还可以归纳出如下主要战略措施，在当代社会中随时随处可见。
第一是社会测量，即运用物理方法，对现代社会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进行全面、即时和连续的调查、统计和计算，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可测的物理和精神状态。社会测量的目的是定量了解整个社会的真实状况，为科学运行打下基础。大家容易想到人口普查、经济调查和物价监测等，而精神方面的测量如信用评级、高校中的心理健康辅助等，常常被人们忽视。
第二是计划体系，即运用计划手段（既包括国家计划、社会计划，也包括企业计划），在相对较大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对生产和分配活动进行统一的配置和安排。计划体系是一种经济调节方法，并不专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计划体系。
第三是智库体系，即制度性地将政治权力的一部分，通过智库方式交由专家掌管，实施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专家政治。最近十年，中国的智库建设也是如火如荼。专家掌管的政治事务往往以效率为最高考量——当然有时候不考虑价值目标会导致效率低下，此即前述效率与效能的分离问题——具有某种意义的非政治性，即以科学事实而非政治价值作为判定标准。显然，智库体系并非把所有权力交给专家，而是一部分治理权力。
第四是科学行政，亦称行政科学化，即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对政府功能系统进行重新安排，以提高行政效率。其中，自然科学化的操作性极强的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等社会技术发挥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新的行政技术方法尤其是信息化、智能化方法，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时髦的“数字政府”建设。
第五是科学管理，即国家其他机关、各类公司、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乃至宗教组织中推行科学的管理方法，将日常运转事务交由职业经理人、经济学家和管理专家来掌控。科学管理是整个社会公共领域日益科学化的表征，并不仅仅局限于行政领域。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寺庙和僧人都在努力运用数字化技术来组织自己和影响社会。
第六是科学城市，亦称工程城市，即科学地建设、运行和维护城市各个方面的运行，如能源、交通、治安、生活物资、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等，提高城市效率和宜居度。城市是人类目前主要聚集地，是公共治理科学化最重要的对象。在智能革命中，智能城市建设是其中关键抓手。
第七是综合性大工程，即技术治理偏好以大工程项目为载体和抓手，推进社会运行的科学化程度。大工程涉及的不仅仅是科技应用的问题，目标也不仅限于技术和经济的考量，同时涉及人口、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重目标，体现出明显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融合的综合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工程既是自然工程，也是社会工程，要统筹运用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
3.待确定性
进行定义和原则、战略说明之后，“技术治理”概念不再过于泛化。接下来，我再对技术治理的两个重要特征进行说明，即技术治理的待确定性和改良性，以进一步勾勒技术治理的基本形象。
显然，上述对技术治理的分析告诉我们，不是只存在一种技术治理，而是存在很多种技术治理实践和很多种技治主义。即使在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中，也明显存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区别，两者对应着革命与改良两种不同的主张。而在苏联、中国和拉美地区，技术治理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模式更是千差万别。因此，技术治理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在实践中运用技术治理，可选择的模式很多。即使是同一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在不同的地区、文化、习俗和民族性之中，它的运行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技术治理的运行模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设计、调整和控制，这就是我所谓的技术治理“待确定”的意思。
从理论上说，对于“技治二原则”和“技治七战略”，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于是造成技术治理观念和实践的不同。当然，这也给反技治主义者留下了诸多可以攻击的环节。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技治逻辑”中详细讨论。首先，对“技治二原则”的不同理解，是技术治理出现多种可选择类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不光是理工科专家，社会科学专家和人文科学专家也会要求治理权。注意，今天的文科也开始搞数字化，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甚至哲学中都出现实验哲学分支。其次，从科学原理、技术方法到治理方案之间需要的我所谓的“治理转译”过程，存在着不同的转译路径，这也为调整技术治理模式留下了空间。关于“可治理的人的科学”的建构，现在流行的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以此为中介来进行治理转译，除此之外，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误译模式”，也就是说流行观念披上科学的外衣。另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统计学转译”，即用数字方式支持治理方案的合理性。最后，技治七战略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当中，肯定是五花八门的，差异很大，比如数字支付在中国流行手机支付，而在美国则主要使用信用卡，这导致社会经济情况及具体治理有很大不同。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技术治理均存在很多可供选择的模式，在实际历史中它必定受制于国情和实施者的考量。显然，技术治理的模式选择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我认为，应该依靠制度设计来控制技术治理的运行，尤其是防范技术治理的风险。
将对待自然的逻辑扩展到人自身，此种技术治理逻辑并非绝对的坏事。更重要的是，也许问题不在逻辑的扩展，而在于应该反思我们对待自然的逻辑。像对待自然一样对待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将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用于治理自然，再到用于治理社会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技术治理是启蒙蓝图的一部分。换言之，技术治理自然和技术治理社会，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其中的自然是被纳入社会的自然，社会也是自然之中的社会。或许，不是像对待自然一样对待人，而是反过来，像对待人一样对待自然。这同样也是可以作为技术治理的一种选择，此即我主张的“科技谦逊主义”的自然观。对此，将在第四编中仔细讨论。
4.“改良而非革命”
如导论中所言，很多人将技术治理等同于走向机器乌托邦。这是非常错误的印象。在现实中，激进技术治理活动、激进的技治主义者极少，大多数技术治理活动都是非常温和，属于“改良而非革命”。对技术治理基本印象的偏差，是深入理解技术治理的常见阻力。人们常常被流行的道德义愤蒙蔽双眼，而不会细究愤怒的缘由，更懒得走近自己鞭挞的“敌人”，去看个究竟。
这里以智利“赛博协同工程”为例，来分析多数技治活动的温和形象。一句话，该工程是试图运用彼时新兴的控制论和计算机技术，转变国家治理方式，改良政府治理能力，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一次短暂而失败的尝试。
1970年，冷战正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智利总统。他的胜利与不久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暗杀智利武装部队总司令不无关系，这次暗杀让智利人民对美国非常反感。长期以来，美国将拉美视为“后花园”，强力“拉扯”拉美国家进入自己布置的“势力圈子”。1953—1959年，古巴革命在美国“眼皮子底下”发生，美国政府“恨”得咬牙切齿。现在阿连德主张社会主义，美国政府可以说是动用一切资源——除了直接派兵侵略——要颠覆阿连德政府。
不过，阿连德选择的是改良而非革命的道路。他是通过选举而非布尔什维克式暴力革命而掌握政权的，力主和平实现智利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摆脱当时困扰国家的各种难题尤其是经济困境。所以，阿连德要“走”的不是苏联道路，而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呢？民主社会主义有很多类型，比如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北欧福利主义等都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它们有一些共性，如不同于苏联和美国，走“第三条道路”，又如要把议会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主张渐进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等等。
对于阿连德的改良愿望，古巴革命领袖是不看好的。阿连德上台不久，卡斯特罗专程访问智利，结论是“第三条道路”撑不了多久。除了美国极力打压，冷战的另一方即苏联也不会真心帮助阿连德，因为他并没有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在如此艰难政局中，智利政府请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搞了一个名为“Cybersyn”的项目，试图用当时风头正劲的控制论理论帮助治理国家，完成以国有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阿连德还希望，智利的结构性变革要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完成，要保证人民的自由。
在学界，比尔被一些人称为“管理控制论之父”，他致力于将控制论应用于管理领域。他的控制论理论强调在中心化控制与去中心化控制之间找到平衡。他所理解的控制并非一般理解的“统治”，而是系统的自我调节，以此来适应内外环境，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更贴近本书所理解的“治理”。显然，这是一种对控制论的“温和”理解，与很多人闻“控制”而色变的先入之见很不同。
梅迪纳指出：“比尔（控制论）与弗洛雷斯（政治）之间的协同效应是基于双方共同认识到，两个领域在那个历史时期有着相同的核心问题：如何建设一个系统，使之既保持组织的稳定，又能开展剧烈的变革；如何保障整体的一致性，又不牺牲个体的自主性？”[39]因此，温和主义的政治愿景与温和主义的控制论愿景似乎契合起来，1971年Cybersyn项目应运而生。
Cybersyn项目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1）实时数据交换的电传网络（Cybernet）；2）分析数据的统计软件（Cyberstride）；3）智利经济（运行）模拟器（CHECO）；4）汇总信息做决策的指挥室。要知道，此时互联网（Internet）还没诞生，阿帕网才草创，Cybersyn实际上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为民主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服务的新路。相比于互联网，Cybersyn设计得集中性更强一些，互动性要少一些，更类似后来兴起的计算机专家决策系统。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拒绝流亡海外，拒绝投降，被空军轰炸总统府时炸死，民主社会主义政府倒台，Cybersyn项目随之下马。两年多的时间不足以让Cybersyn完全成熟，因此，它是否真的帮助过“智利社会主义”，是否贯彻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大家很难得出一致的评价。但是，梅迪纳指出一点，工人基本没有参与Cybersyn的运作，所谓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在此缺失。[40]
在技术理论上，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技术工具论与技术价值无涉论等同起来。认为技术是工具，并不等于认定它不能与价值因素相结合。按照芬伯格的“技术代码”理论，技术系统由技术要素与社会要素融合构成。计算机技术可以与不同的价值目标相结合，成为不同的“科技社会工程”（梅迪纳语）。认为技术自主，主要说的是它不可控，而不是说它必然会是有利于资本家或工人。
因此，计算机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说是“反革命的”，这取决于它与什么社会因素相结合。梅迪纳认为，控制论可以与不同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呈现出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因此只要重新配置，Cybersyn系统就可以用来支撑不同的权力配置和政治目标。”[41]我同意梅迪纳这种与芬伯格类似的观点，计算机在革命者手中，才会是“革命的”，控制论在改良主义者手中，就会变温和。
当然，智利Cybersyn系统的案例，也说明计算机网络并不会天然就与民主制完美契合，无论如何设计，两者之间总有一些抵触之处。因此，技治术并非民主的“天然盟友”，必须要受到民主制的控制，才能为更高的社会目标服务。
三、类型学研究
那么，技术治理主要有哪些类型呢？对技术治理进行分类，运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到不同的划分。一些人用地域作为标准，将技术治理分为美式、欧式、中式和拉美式等。接下来，我们从技治知识、技治语境中的人、对技治原则的理解以及技治驱动力等方面，来讨论技术治理的类型学。
1.“智能治理的综合”
在技治社会中，知识与人在治理情境中结合起来。两者结合得越好，技治效率越高。很多学科知识均可运用于治理，不同学科基础的技治治理方案各具特色。
以物理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t）的“高能社会”，往往将社会视为能量转换和利用的“大机器”，主张通过社会测量，查明整个社会的能量状况，进而实现生产和消费的物理学平衡，给社会成员提供舒适的物质生活。
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斯金纳（B.F.Skinner）的“瓦尔登湖第二”社区，最大的特点是用心理学方法对社会成员的情绪和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改造和控制，消除不利的心理状态，鼓励有利的个体行为，使之符合技治目标，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国”，主张用生物学的方法提升社会成员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状态。未来的人类不仅道德水平极高，人性也与今日迥异，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也将远超今日，在此基础上技治社会得以高效运转。
以管理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的“经理社会”，主张用专业的管理技术来运行整个社会，包括公司、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摆脱所有者对实际经营者的干扰，组织和协调治理活动所涉及的诸种人财物因素，扩展国有经济，融合政治与经济，让职业经理人来管理。
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技治方案，如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的“管理经济社会”，强调在更大范围实行中央计划调节，有规律地进行生产而非依赖盲目的市场调节，并以经济计划为核心实施各种社会工程，不断对整个社会进行改良，最后走向社会主义。
以上提到的诸种理论在本书后续章节中都会详细讨论，在此不展开赘述。
显然，不同学科的技治知识要发挥效力，都必须精确地把握治理对象的即时信息，知悉技治方案实施的实际效果。也就是说，信息高效流通是各种技治术发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并且，在“技治七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信息—智能技术平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着战略成败。因此，智能革命兴起以来，技术治理将逐渐以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础，将各种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综合应用于治理活动中，可以称之为“智能治理的综合”。这从总体上提升局部社会工程的水平，改变技术治理运行的形式，将其提升到智能化的新阶段。
2.“科学人的诞生”
技治社会不断推进，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逐渐发生根本性转变，人的形象或人学，不再由哲学、文学或宗教、神话来勾勒，而越来越多地由新科技来阐释，可称之为“科学人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人的行为和情感被还原为与物理、化学、生物和环境等诸变量相一致的函数关系，可以通过改变自变量而加以调节。比如，以往美好或非理性的爱情，如今越来越被理解为人体内某些化学物质如多巴胺的分泌。由此，“科学人”成为遵循操作规则的可治理、待治理之对象，这是技治社会中人的根本规定。
在技治社会中，自然之技治不能容忍荒野，人之技治不能容忍野蛮。所有人可以被预测、改造和控制，而且理当如此，融入整个社会的效率目标当中。实验室逻辑扩展至自然界造就人工自然，渗透到社会塑成技治社会，自此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巨大的实验室。但是，导论中“露西隐喻”所暗示的人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技术治理的待确定性的根源，这就决定了技治社会的技术治理将永不能完成，永远“在路上”。
在技治社会中，人人都在技术治理之中，既包括治理者，也包括被治理者。为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既可以用技术方法训练出更合适的被治理者，也可用技术方法挑选更合适的治理者。同一个主体有时是治理者，有时又是被治理者。通过训练被治理者实施技治，可以称之为“能动者改造路径”，而挑选治理者实施技治，可以称之为“专家遴选路径”。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将被治理者规训与治理者优选结合起来。总之，治理人的不同路径意味着不同的技治方案。
“能动者改造路径”可以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沿不同的思路加以实施，比如用技术方法改善个体道德水平的人性进步思路，用技术方法调节个体心理状态的情绪管理思路，用技术方法来控制个体行为的行为控制思路，用技术方法增强能动者的身体和智力的人类增强思路，以及用技术方法塑造协作、利他和高效社区的群体调节思路。总之，技术治理认为存在着更好的被治理者，人类应该一代代向前进化，而不是停留在亘古不变的永恒“人性”之中。显然，技治主义者如果过于追求完美被治理者，很容易陷入苛政甚至极权的泥沼中。
“专家遴选路径”亦包括许多方法，根据所选的专家主要可以分为：1）工程师领导，包括自然工程师和社会工程师；2）知识分子领导，包括科学家、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3）管理者领导，包括高中低不同层级的职业经理人和管理人员；4）经济学家领导，主要指的是社会宏观经济运行方面人员；5）理想中的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如《现代乌托邦》中设想的“武士”阶层。因此，在技治社会中，专家并非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同的“新阶级”，而是目标分歧的异质性群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目标、价值观、矛盾冲突和专家层级。
3.技治原则分歧
对“技治二原则”的理解不同，会通向不同的技术治理模式。
第一，科学运行原则需要运用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但对两者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证伪主义的和操作主义的，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技术治理模式。比如凡勃伦的科学观是机械论、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属于实用主义的技治主义者。纽拉特的科学论则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他主张科学和科学家只是提供达到目的的方法，属于实证主义的技治主义者。波普尔虽然暗示自己反对技治主义[42]，但通过选择证伪主义科学论，进而主张证伪主义社会科学，最后提出渐进的社会工程，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证伪主义的技治主义者。很多技治主义者如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中的温和派，把技术治理主要等同于行政活动的程序化、技术化和专家化，他们主要是把科学技术限定在工具层面，从操作主义的立场理解科学方法论，而同一时期受到运动影响的中华民国技治主义者们接受的基本都是温和派的立场。[43]
必须要指出，很多人认为科学原理与技术方法是机械主义的，因此技治主义者把现代科技应用于技术治理就可能出现让人担心的状况，即把整个社会变成机器，而每个人是其中一个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这就是我所谓的“机器乌托邦”。今天，机械主义科学观早已经不再是主流价值观。实际上，可以根据具体国情，提倡某种主流科学观以有意识地建构某种技术治理模式，我称之为“科学论选择”问题。
第二，对于专家治理原则也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技术治理模式。根据专家确认的不同，可以将技术治理分为科技专家型、社会科学专家型、混合型和泛专家型。混合型指的是主张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和某些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等社会科学家来推行专家治理，凡勃伦属于此类。哈耶克、波兹曼则把技治专家理解为社会科学专家。还可以根据对专家掌权理解的不同，将技术治理分为乌托邦的和渐进的、革命的和改良的等。乌托邦式技术治理模式为未来社会制定整体性的理想蓝图，主张打破既有社会秩序，按照理想秩序重新组织社会。凡勃伦是乌托邦技治主义者的典型，而纽拉特则把“统一科学运动”看成是与社会主义一致的[44]。前面多次强调，激进技治主义者很少，但在现实中更引人注目。
4.驱动模式差异
从技术治理的动力不同，至少分为政府驱动的技术治理、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和缠斗反智的技术治理三类。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各国都努力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抗击疫情，但各国疫情技治战略和措施不同，以德国、中国和美国为典型反映出上述三类不同的疫情应对之技术治理模式。[45]无论如何，大家都承认：在疫情抗击中技术治理措施运用得好的国家，遭受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更小。
（1）政府驱动的技术治理
中国疫情应对措施的成效有目共睹。疫情爆发之初，对新病毒完全缺乏认知，一开始就选择2003年应对SARS疫情类似模式很正常。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社会主义要先关心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不是GDP。中国传统也有“人命关天”的观点。总之，国情促使中国政府做出了选择。
与之不同，欧美的国情在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大家愿意自行担责，不希望政府过多干涉；最近30年，反科学思潮在西方社会流行，公众不信任科学技术和专家；资本主义以追逐利润为第一目标，西方民众普遍储蓄很少。这些都决定欧美政府采取不了有效但严格的隔离措施。
在中国，科学和专家的位置很高，反科学思潮不流行。政治力量虽是最终决策者，但政府对科学家的意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过，中国成功最关键的是社会隔离实施到位，社会技术方法运用恰当，民众配合度高，这归功于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
除此之外，同德国和美国一样，手机追踪、健康码等问题，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广泛关注。这并非什么新技术措施，最近20年来，中国学界一直讨论相关问题，新冠疫情让这个问题凸显出来。
政府驱动的技术治理模式必须接受公众监督。技术治理措施可以为政府所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深入研究，看看如何实现它。比如，随时将技术治理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对专家进行伦理教育，疫情结束后立即取消某些措施，等等。
（2）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
面对疫情，一开始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把新冠肺炎当作“大号流感”来简单对待，另一种则是迅速执行以隔离为关键的技术治理措施。中国采取的严格隔离措施，在欧美国家是不可能完全复制的。德国也采取了一些很有效率的技术治理措施，同时努力维持时任总理默克尔所称的“社会团结”。
既有的技术治理模式，大都是“政府驱动”（government-driven）和自上而下发生的，这在笃信“小政府”的当代西方社会普遍遭到反对。
有没有其他的可选方案呢？今天的德国科技昌明，社会技术长足发展，因而尝试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路线。当然，德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民众普遍负责任，富有创造力，而且社会生活已数字化，民众具备不少的病毒与公共卫生知识，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发挥个人创造力来战胜新冠疫情。尤其是通过“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方式，大家可以分享、汇聚和改进抗疫知识，并主动运用这些知识来应对新冠病毒。2020年4月，德国政府发出征集应对疫情的办法，48小时内超过28000名参与者提交了超过1500个想法，名为“我们对病毒”的黑客项目发明了新冠疫情追踪程序。[46]
在新冠病毒一开始导致的社会震惊和休克后，很多德国人开始用“公民科学”知识来自我应对病毒，比如自制口罩，拉大餐桌距离，餐厅必须预订等。此类社会技术是公民自发创造和推广的，需要民众参与（常常要运用信息和网络技术）创造和实践，并且根据当地情况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色彩。这种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措施下，邻人们不是完全“宅”在家里，而是谨慎地走出家门，保持必要距离地共同生活。
在理想的公民驱动的技术治理中，公众不再是人口技术中的统计数字，或者盲目而被动如气体分子般杂乱运动的“小点”，而是成为能动性被激发的、训练有素的自我治理者，可以自主思考并且承担责任。
（3）缠斗反智的技术治理
从技术治理角度来说，新冠疫情中，美国采取的技治模式，可以归结为缠斗反智的技治模式。
面对疫情，许多美国人追问：保护社会不受新冠病毒伤害，但要保护什么样的社会呢？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宣称只有个人，社会只是附带现象，根本问题是不惜代价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他们相信：“不自由，毋宁死。”（Live free or die）遗憾的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成为美国的“社会病毒”。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抗议社交隔离和居家法令，希望放开经济，高呼：“我们有权决定我们如何保护我们自己，让保姆国家走开！”
美国文化中有强烈的反智、反科学线索。最初，大多数美国殖民地是由宗教狂热分子所建立的，建国后很久美国人还允许拥有奴隶。反智的“根”深植于美国的历史之中。
美国的立国者深知民众中反智主义盛行，因此设计了一种限制民主制的政治制度。美国的参议院不是直接选举的，总统也不是。当公民权扩展，宪法约束民主制的能力随之增加，但操纵暴民的财阀统治（mob-manipulating plutocracy）的力量也增加。今日美国受到的真正威胁，不是技术治理，而是专家逐渐屈服于政治操控，因此必须让专家运用技术治理去限制或约束民主制。当特朗普出现在每日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时，传染病专家福奇不得不违心迎合。同样的事情在美国各届政府中都发生了，只不过不明显，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则完全暴露出来。
与反智主义配合的是激进的个人主义，它让所有美国政府屈服于怀疑主义、民粹主义和各种专家阴谋论。疫情中很多美国人的政治立场是边境牛仔式的，“别管我，让我做自己的事情，用我的枪行我的法”。“不要欺负我”（Don’t tread on me）是疫情期间最流行的革命“战旗”（不是不要欺负“我们”而是“我”）。
反智主义和个人主义相互强化，扎根于美国原教旨主义信仰（American fundamentalist religions）中。在历史上，清教徒对《圣经》进行个体的、个人的解释，《圣经》战胜启蒙世俗主义。这就是大多数美国公众的精神气质。美国人有一种对专家即科学家共同体内部团结搞阴谋的怀疑。相较于其同胞，美国科学家经常觉得他们与德国甚至中国的科学家更相似。在美国，科学家经常被指责不忠叛国，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因此，虽然科学家经常不得不向反智势力低头，以表示对美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但作用不大，很多时候被搞得很尴尬，“我们很忠诚，所以给我们增加研究经费”。总之，美国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疫情技治遭遇致命的阻力。
四、技治制定位
当在较大范围内尤其是政府领域内贯彻应用时，技术治理就形成技治制，即某种规则化、惯例化和系统化的技术治理制度。技治制应该如何定位？这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技治制是什么政体？2）技治制好坏如何？3）技治与法治、德治是什么关系。
1.一种精英制
对于政体划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最经典。在《政治学》中，他根据执政者的人数和执政目标，将基本政体分为六种，即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共和制、平民制。[47]君主制即国王制，以一人为统治者。君主应该照顾所有臣民的利益，如果仅仅考虑一己之私，就沦落为僭主制。贵族制又称为贤能制，少数人而非一个人或多数人执掌政权，谋求所有城邦成员的利益。如果一味谋求小群体的利益，就沦落为寡头制。共和制以多数人为统治者而能照顾所有人的利益，如果一味考虑穷人的利益而剥夺富人，就沦落为平民制。
根据“技治二原则”，技治制是技术制和专家制的结合，技术制是专家制的基础。技治制从形式上属于一种专家制，也就是主张由专家主导治理权。从人数上看，专家政治似乎应该属于少数派执政，即贵族制（贤能制）。但是，贵族制是以贤能来挑选执政者，在封建时代往往变成以血统为判别标准即贵族世袭。技治制将贤能标准定位在知识或专业，将其作为治理权分配的依据，因而本质上是技术制。在实际运行当中，专家遴选往往变成以证书资格为判别标准。所以，技治制强调的是管理者的专业能力，更适宜被划归精英制——专家当属技术时代最重要的精英群体之一。
可以说，技治制是试图在当代社会建成继承古代“真理城邦”衣钵的“科学城邦”。在西方文明中，追求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运行理性化的思想源远流长，比如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向下则绵延不绝，每一代都有人呼吁。正如福柯所评论的，“西方（也许从希腊社会和城邦开始）从未停止过梦想在一个正义的城邦中把权力交给真理话语”[48]。柏拉图相信理性是人类治理自己的根据，但他不相信普通民众的理性能力，主张由最具理性的哲学家来治理社会。亚里士多德则相信公民——注意他主张的公民不包括城邦的奴隶——探索真理的能力，主张公民依据理性集体治理城邦。总之，“真理城邦”的主旨是将人类理性应用于社会领域以达到人类自治。工业革命和电力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大获成功，被冠以“真理”的头衔。此时，“真理城邦”的古老理想就转变成“科学城邦”的新追求。正如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统治论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权威国家（autoritativer Staat）的明显的统治，让位于技术管理的压力”[49]。
2.判别优劣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少数人执政的理想状态是贤能制，它如果为少数人利益而巧取豪夺则沦为寡头制。精英制亦是如此，无论是知识精英、财富精英，还是权力精英，都有可能照顾所有人的利益，也可能只顾及自己的利益，或者说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依此逻辑，技治制既可能是腐败的，倾向于寡头制，也可能是好的制度，倾向于贤能制。米切姆认为，将技治制完全定位为利己主义的或腐败的，是不公平的。[50]反过来说，技治制也不必然是良善的。比如，丹尼尔·贝尔认为，技治制最接近古希腊城邦的理想，即“一个共同探索真理而团结起来的自由男、女所组成的共和国”[51]。可这显然也有问题，即真并不等于善，能不代表贤。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好的城邦是中产阶级强大，力量超过巨富和赤贫两极，并选择中间政体即贵族制，这是最理想的政体；如果中产阶级不是很强大的城邦，政体选择要根据邦内各个阶层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也就是说，并没有唯一正确的政体选择，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技治制亦是如此，评价技治制好坏，不如考虑某个特定社会所施行的技治制是否合适的问题。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但21世纪之初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产阶级的数量有所下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于主要由专家、专业人员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强大的所谓“纺锤形社会”，技治制是很好的选择。但是，此时也要防止技治制沦为寡头制，要对技治制加以控制，尤其是要在技治制出现问题时及时纠偏。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外，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中产阶级并不发达，“金字塔形社会”居多。在这些国家，技治制是否完全不适用呢？亚里士多德的讨论过于简单，因为他是以“小国寡民”的古希腊城邦为对象的。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都非常庞大，情况非常复杂。从政体的角度看，很难说某个现代大国只有一种治理权制度——这不是否认某个社会存在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而是在局部、在某个层面，可能运行其他的治理权制度。比如，某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民主共和制，但其中的某个企业可能实施董事会决策的少数人治理，家族企业则可能出现寡头治理权。
技治制是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待问题，而非局限于政治权力和政府组织。因此，在“金字塔形社会”中，技治制不宜作为总体政治制度，但是可以作为局部的、工具性的权力分配方案，以提高社会总体运行效率。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政体是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那么，技治制不在最高统治权层面，而是作为工具在局部发挥作用——这既是可能和可行的，在特定语境中也是有益的。
3.技治与法治、德治
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分来看，可以将技术治理与人文治理相区别。前者主要以自然科技手段和自然科技化的社会技术手段为基础，后者主要运用人文学科知识来治理社会。这也可以粗略地看作事实治理与价值治理的二分，技术治理依据事实判断，而人文治理依据价值判断。此种区别的困难之处在于：在社会科学中，事实与价值完全交织在一起，同时包含很多价值考量和社会技术。比如，法律治理既有社会技术的因素，也有价值规范的因素。因此，技术治理与人文治理的区别，在理论建构上非常困难。
在当代技治社会的现实推进中，技治与法治、德治一同成为公共治理领域最重要的治理制度。我们需要对三者进行比较和区分，以突出技治制的特色。
（1）技治与法治
如何防止技治制沦为寡头制呢？依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最重要的方式是法治。除了从人治即谁来执政的角度划分政体，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法治即如何执政的问题。他认为，任何人治都可能出现问题，应结合法治使之指向亚氏以为的政体最高目的，即“政体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52]。
亚里士多德以降，“谁在统治”的问题，被视为比政权更重要的问题，而“怎么统治”的问题，则处于某种工具位置，似乎在特定国情中由特定人群执政，国家就会成为正义的国家。在这种观点看来，法治完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必定要服从于人治，并没有超出阶级之外的善法或恶法。20世纪下半叶，一些理论家对主体权力分析方法提出挑战，认为“怎么统治”的问题比“谁在统治”的问题更重要。比如福柯认为，权力是各种效应的综合，并非属于哪个主体所拥有的。“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53]由此，权力分析应该摆脱主体分析，不是在拥有权力的人的方面，而是要在权力的实际运作的方面去分析。
视治理工具分析的重要性超过治理主体分析的观点，我称之为“治理工具崛起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就政权而言，无产阶级掌权是最重要的权力问题。同时，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治理工具选择的重要性就突出出来。也就是说，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以法治是工具而将其放在不重要的位置。就技治制施行而言，专家同样要依法行使，不能以专业为名突破法治的约束，否则可能导致专家权力失控。
进一步而言，技治制同时意味着技术制和专家制。技术制意味着以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行使治理权，属于传统观念认定的治理工具的范围。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技治与法治存在共同之处。从根本上说，技治工具强调遵循自然规律（natural law）行事，而法治工具强调遵照法律（law）行事。在《现代科学的社会根源》中，齐尔塞尔令人信服地说明：现代科学中“物理规律”（physical law）的观念的出现，最早起源于对法律尤其是“自然法”的隐喻：由于某些物理事件不断重复发生，它们被解释为遵循自然的“法律”（law），而这些观念最早都起源于神学思想，尤其是犹太教中神圣“立法者”（lawgiver）的观念。[54]总之，技治与法治都强调某种主体之外或者说高于主体力量的治理或规范。
（2）技治与德治
众所周知，德治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观念，是儒家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后来不断传承和发展，至今仍然非常流行。一般认为，德治（制）主要强调由道德高尚的人掌握政治权力，通过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进行社会治理。[55]也就是说，与技治制类似，德治包括有德者掌权和用道德方法治理两层意思，同时涉及“谁在治理”与“怎么治理”两个问题。
显然，有德者掌权也属于亚里士多德所称的贤能制，与技治制一样属于少数人执政。因此，在当代语境中，两者都具有浓厚的精英政治的倾向。在中国历史上，对有德者长期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实际将道德标准转变为道德知识标准。然而，在道德知识丰富与道德高尚之间存在差距，因而有德者选拔还辅以风评和保荐等其他手段。也就是说，表面上看，德治强调的是“贤”，而不是专家制强调的“能”，但在传统中国语境中存在相同之处。
讨论技治与德治的关系时，由于技治制重视技术工具的作用，常常被中国人视为治理工具。换言之，我们常常从技术制而非专家制的角度看待技治制，将其视为可以为更高社会目标服务的治理工具。而德治也包含着用道德方法治理社会的工具性含义，与主张用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的技治制能形成某种互补关系。
正如普特南指出，技术统治论在处理公共问题时，不考虑效率之外的其他价值标准，只顾“如何做”而不关注“对不对”。[56]所以，德治与技治第一个层面的互补，表现在整个治理系统价值目标互补上。除此之外，两者的互补还表现在具体治理过程中道德教化方法与科学运行方法的互补上。在某些时候，一味强调效率，反倒可能阻碍治理效率的提高。相比于技术方法，道德方法更“软”，更易被治理者接受，因而可能是更高效的方法。最后，两者互补的第三个层面是在细节层面道德规范可能以技术规范的方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有“藏礼于器”的观念，而今天颇为流行的“道德物化”（materializing morality）理论讨论的正是两者在技术设计中结合起来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执政者选择，还是作为治理工具，技治与法治、德治之间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关系非常紧密。如果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肯定有利于提高当代中国的治理水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此，问题不仅是要控制技治制，还包括如何将其与法治、德治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更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