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如果哲学雄心尚存，想把握所谓“时代精神”，就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技术世界，而不是像鸵鸟一样埋首于旧书堆之中。遗憾的是，类似呼吁居然不多余，因为在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已经被西方文本的翻译、注解和阐释所占据，哲学家与史学家、文论家的边界已然模糊。
技术源远流长，但21世纪之交人类才进入名副其实的技术世界，盖因此时征服自然的技术逻辑终于笼罩人自身，包括人的精神、个体行为、群体组织和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另译“阿道尔诺”）所言：“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起来。”[1]当“真理”与“管理”等同起来——相比于“管理”，“治理”表达得更为精准——技术治理便逐渐渗透进人类社会，技治社会的兴起势不可挡。
换言之，技术治理和技治社会是技术时代最为深刻的根本所在。一些亲近技术的人对此感到兴奋，与技治社会相得益彰，甚至乐不思蜀，而另一些敏感的人则感受到伤害，尤其是感到被剥夺某种自由，不断积累着厌世、愤懑和推翻“技术奴役”与“技术暴政”的“革命”怒火。而大多数贪图舒适的普通人则安之若素，并不太清楚技术世界加速迭代意味着什么，沉浸于社会不断上升的进化论教导中，不闻异议，亦不见其余。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哲学不应该有所思考吗？无论如何，首先应该理解技术治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尝试去选择、调整和控制技术治理。的确，无法保证我们的努力不会徒劳，但听之任之肯定是放弃自由、意志和能动性。显然，能在漫长而艰苦卓绝的生存竞争中得以幸存，逆来顺受和混吃等死从来不是智人的风格。
一、科学“下降”与技术“上升”
众所周知，科学是描述20世纪人类社会最好的标签，而技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则被认为是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新突破指导着技术前进的方向。然而，此种情形在21世纪之交发生“翻转”：伴随着科技一体化趋势的深入推进，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下降”，而技术的地位则不断“上升”。
1.“物理学帝国”崩溃
20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学科版图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学者开始谈论“物理学帝国的崩溃”的相关话题。
何为“物理学帝国”？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以降，自然科学知识在人类智识宝库中一路高歌猛进，在电力革命之后成就几乎唯我独尊的地位。自然科学的胜利更多归功于人类在征服和改造自然活动中彰显出来的伟大力量，但在各种知识竞争中则是因为采取福柯所称的以客观性—真理性秩序建构为核心的“知识纪律化”[2]策略。
大致来说，“知识纪律化”的核心策略在于：1）首先按照某种客观性—真理性标准，安排人类知识的等级体系——19世纪很多人做过类似的事情，最著名的当属孔德——物理学、数学居于知识中心，依次向外大致环绕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医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客观性—真理性依次递减，到了人文知识就只能称之为人文“学科”而不是“科学”；2）其次要求边缘学科应该努力向核心学科学习、靠拢和“同化”（纽拉特术语），于是各种还原主义和“统一科学运动”的主张此起彼伏；3）最后要制度性地压制、禁止、封存和抹除某些“离心知识”，包括不能整合进真理序列的知识和公然反对真理秩序的知识，比如上古传说、巫术传统、“黑暗知识”（如“帝王术”“魔鬼学”）、秘传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等。
“知识纪律化”的最大成果是“物理学帝国”的落成，它以“物理学帝国主义”为基础，“一切皆可划归为物理学”。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或者成为物理学分支，或者走在向它“归化”的路上。于是，人类知识大厦最终应成为牢靠的“物理学帝国”，包括人的心理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化学经验现象，而不能还原的灵魂、意志等都是处于科学之外的形而上学——按照卡尔纳普的观点，它是某种态度或情感，但不属于科学知识。[3]
当然，对于“还原”，“物理学帝国主义者”的意见不一致，但是他们都要求向物理学“归化”，所有的知识都要宣誓效忠实验—可检验性。“物理学帝国主义”的巅峰乃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主张：无论是要统一于物理学语言，还是要统一于物理语言，都骄傲地宣布了物理学的至上优越。
然而，客观性和真理性始终没有得到清晰的阐释，各种尝试包括主体分析学、实在论、符合论、语言赋值说、历史进步论、实验论等，最后均陷入自相矛盾或相互攻讦之中。如今能够得到辩护的信条只剩下：自然科学知识是迄今为止人类获致的形式最为严密的知识。形式严密指的是它很好地运用数学和逻辑。显然，形式严密并不能与客观性、真理性等同起来。并且，统一科学运动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即金字塔模式与百科全书模式的争论。
因此，真理秩序不得不求助于力量，典型的比如普特南的“奇迹论证”：如果科学不是真理，那么科学在实践中的作用，难道是神迹吗？如果奇迹太过频繁，它就不再是奇迹，而是自然规律。[4]但是，在原子弹爆炸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困扰人类之时，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科学力量不是伟力，而是毁灭性力量，由此“奇迹论证”无法让科学戴稳真理的桂冠，因为人们不能接受真理可能走向邪恶。
加之21世纪初，科研活动的可检验可重复性危机爆发。此时，每年全球科学论文发表数量在数百万量级，对它们逐一进行可重复性检验，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实验室工作成为人类生产的重要部类，与其他生产活动、商业活动、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已经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统计数字表明，某些学科比如生物科技领域，大部分科学论文从未被检验，最常见的情况是它们不值得花费人财物力去重复检验。
更重要的是，科学中各学科知识的占比在过去50年中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之后，物理学一直没有大的进展，而与此同时，生物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复杂性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系统论等横断科学强势崛起，物理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已成明日黄花，崛起的新知识不再执着于向物理学靠拢，而是要走自己的新路，物理学争取到的社会资源、从业人数和关注度都持续下滑，可以说“物理学帝国”崩溃，被科学共和国所取代。这并非说物理学要消亡，而是说物理学已不能定于一尊。在70年代发表的著名论文中，福多称其为科学的“非统一性”趋势。[5]事实表明，科学不再是单数的科学（science），而是复数的科学（sciences）。
2.“技术的反叛”
与“物理学帝国”崩溃相对，技术的地位不断上升。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在古代分属两个平行的传统：科学属于求真的“贵族”传统，而技术属于谋生的“工匠”传统。彼时，名为“自然哲学”的古代科学与被斥为“奇技淫巧”的古代技术之间交集很少，自然哲学家们大多不耻与下层工匠为伍。19世纪下半叶，科学与技术一体化进程加速：一方面科学原理提出来之后，不断向技术应用转化，另一方面技术持续向科学学习，在体系化、严密化和精确化方面不断提升。科学与技术不断靠拢，工科或工学成为自然科学的强势学科，实际拔高了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今天很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都投身技术工作，技术工作低人一等的观念逐渐消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一体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我认为已然使得科学和技术融合为中国人所称的“科技”。英语中没有“科技”一词，只有单独的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可今天我们谈科学或谈技术，多数时候其实在谈科技。换言之，现在一味强调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已经意义不大。比如，信息科学还是信息技术，生物科学还是生物技术，航天科学还是航天技术，此类区别越来越显得多此一举，不如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和航天科技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21世纪之交，情况继续发生变化：如今我们接受科学，更多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实现造福社会的技术目标，越来越多人认为某个科学新分支应该得到社会重视，是因为它具备足够的技术—经济—社会价值。至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求真科学的高贵形象，很多人比如科学修辞学家认为，不过是早期科学家希望从神学、宗教压制下争取独立，寻求更多社会支持，而“编造”的某种“神话”。客观地说，现代科学产生之初，同时受到求真和功利两方面动力的刺激。不能说求真传统是科学家的谎言，但科学能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实际问题，是科学得以建制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学所刻画的世界图景，对于21世纪的人们很重要，虽然这不是他们所相信的唯一世界图景，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科学探索能极其有力地帮助实用技术的推进——当然，人们知道科学探索转化为技术应用时，伴随着难以消除的社会负面效应。
一些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斯蒂格勒，开始认为科学的本性是技术的，而不是相反。最近十年来，类似的“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出现将科学纳入技术范围的激进主张。应该说“技术化科学”的主张，在21世纪之交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当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变化，但就此将科学的本质系于技术，肯定会引起一些科学家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讨论科学本质或技术本质之类的本质主义话题，早已不再重要。相比较而言，此时用“科技”代替科学、技术，比“技术化科学”的观点，更能反映当下实际，更易被社会所接受。
一些科学史家如齐尔塞尔，开始重新解读科学史，从中发现技术因素对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作用。关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起源问题，齐尔塞尔提出我所称的“智识活动三阶层说”著名见解。[6]他认为，现代科学产生之时，西欧与智识活动相关的社会阶层主要有三个，即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hu-manist）和顶层工匠。前两个阶层接受过系统的数学和逻辑等方法论训练，顶层工匠则没有，但他们发展出朴素的实验操作技能。现代科学能在西欧兴起的关键就在于三大阶层的交流、合作和融合，才使得实验和数学相结合，形成实验科学的新传统。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实验传统，并不源自大学中的“贵族”天才，而是吸收自“工匠”的劳动技能。齐尔塞尔所言的“工匠”，包括今天所称的艺术家，彼时与工匠并不分家，典型如达·芬奇，而今天所谓的“工程师”，彼时是效力于“战争机器”的工匠。在工匠的顶层，出现对逻辑学、数学等原不为工匠所有的所谓“纯粹知识”的倾慕，推动了现代实验传统的产生，而且顶层工匠彼时也存在着跻身上流社会，与学者、官员阶层流通的可能性。因此，齐尔塞尔所谓的“现代科学的社会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指的是现代科学的技术起源。
在福柯看来，知识纪律化导致某些知识“被压迫”，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被压迫的知识的造反运动”兴起，他所主张的谱系学就是对“被压迫的知识”的研究。[7]知识造反运动反抗的是“物理学帝国主义”秩序下的客观性—真理性知识等级，主张人类知识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在21世纪之交，技术不再需要借助科学支撑自身的合理性，从“真理的阴影”下挣脱出来，我效仿福柯的说法称之为“技术的反叛”——不能说这意味着科学与技术的优先性关系彻底发生“翻转”，但可以说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上开始“平起平坐”，而在社会重要性和欢迎度上，技术甚至已经超过科学。
3.技术新世界
技术的反叛催生技术新世界。自此，于知识生产者性命攸关的问题是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对于大家、对于社会到底有什么用。此时，技术合理性与科学合理性的差异彰显，前者取代后者曾经拥有过的合理性“基石”的地位。这是技术新世界的第一个重要之处。
在新世界中，我们不再缺乏“知识”，相反现时代显然已经步入知识冗余的时代。这是现代西方知识生产逻辑的必然后果，尤其是其中的分科逻辑——在汉语中“科学”一词，意味“分科之学”——四百年来不断推进的结果。作为辅助人类生存的进化产物，知识力量的“U型拐点”已经到来，也就是说，知识带来的麻烦和它产生的好处逐渐进入相持阶段。这样的相持加剧知识冗余症，在21世纪平添诸多解决知识冗余、应对知识恶果的所谓“新知识”，比如围绕如何对待每年百万量级的、没有重复检验价值的论文所产生的“新知识”，此种现象我称之为“知识银屑病”。也就是说，知识体系的冗余和失调，已经出现类似疾病的危害，甚至成为人类智识一目了然的“疮疤”。一句话，有些知识是力量，而有些知识则是负担。
面对“知识银屑病”，人类尚未提出根本性的可行疗对方案，只能用技术功利的“尺子”，从重重叠叠的知识堆积中挑选所需，避免被知识所完全“淹没”。普特南“奇迹论证”的出现，恰恰说明技术合理性在今天相比于科学合理性更为强势：这不仅指奇迹或规律由功利来判断，更是指“奇迹论证”正是因为实用性才成为某种典型的客观性辩护，而且“奇迹论证”指导着目前我们如何应对“知识银屑病”，即“从奇迹中挑选出最奇迹者”。这种情况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得到最好的说明，特别是在同一搜索项得到的无数结果中存在先后的排序。显然，这不再是真理的序列，而是行动的序列，或者是真理—行动的技术治理序列——我觉得它们都是“行动中的密涅瓦”[8]：急于起飞的，不再是雅典娜的猫头鹰，而是她自己。
当然，人类智识需要全盘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识的银屑病”——但这不是我们的主题——“被压迫的知识的造反运动”同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属于局部的造反活动。技术反叛之后，知识纪律化日渐崩溃，但功利纪律化则日益强化。可以预见，功利纪律化导致的问题在未来不会少于知识纪律化，但当下功利的“剃刀”的确是剔除冗余知识的利器。坚持技术合理性的人相信：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不要被冥想所迷惑，不要被冗余知识所羁绊。
人类智识活动从来就不局限于书本上和实验室中，技术反叛之后则不断加速，促动技术世界持续加速。这是技术新世界的第二个重要之处。
正如莱特里（Baroness Knightley）1860年的感慨，“现如今没有人能享受到清闲，人们总是在活动着，不管是在寻欢作乐，还是忙于工作”[9]。加速现象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技术加速发展，生活加速变化，越来越强烈的时间压迫感。一些理论家将加速视为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称之为“加速主义”。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以及近来备受关注的“过劳死”，都与加速主义信仰相关。
在斯蒂格勒看来，“现代技术的特殊性从本质上说就在于它的进化速度”[10]，即它本质上是加速的。他认为，由于人依附于技术并与技术并存，可以说人的本质是技术性的，而这种技术性就是时间性，因为动物世界没有时间，只存活于当下，而人可以通过技术记忆延展至过去和未来。于是，技术加速意味着人—技术的协同进化是加速的，因此技术世界的加速是本质性的，不可能被避免的。进一步地，由于技术是不确定的，如果社会体制不能与技术加速相协调，历史主义盛行，社会体制抵制技术发展，此即斯蒂格勒所谓的“迷失方向”。[11]
有些人则与技术加速主义针锋相对，提出技术减速主义的主张。人类学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认为，自1970年以来，世界技术革新开始被阻断，一切都在减速发展；50年代科技专家承诺的各种未来技术大多没有实现，现在被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幻觉——它将令人失望的东西装扮成令人兴奋的新东西；真正在革新的技术不是市场驱动的，而是最有利于监视、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计算机并没有带来工作终结的乌托邦便是明证。[12]显然，格雷伯并没有办法完全否定技术加速主义的观点——这看起来要用统计学方法来判断——而是正确指出，技术加速并不是平衡的，这恰恰是技术合理性的根本缺陷，我们谈论有用性，究竟是对谁、对什么有用呢？
技术新世界的第三个重要之处是技术对社会影响的深度达到全新阈值。段伟文称之为“深度科技化”[13]，我认为其中的关键是新科技不满足于改造外部世界，它的力量开始深入人的肉身与精神。21世纪之交，克隆人、基因编辑、人体增强和脑机接口等新科技，不断引发世界性的关注，其中蕴含的改造人自身的冲动昭然若揭。
实际上，智人诞生至少已经数万年，之后并没有停止进化。人类学家发现，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巴瑶族，长期生活在海上，脾脏比陆地民族要大一倍，供给他们更多潜水时所需的血氧，可以在水下连续活动10分钟之久。斯蒂格勒则相信一些人类学家宣称的，人类在某个时期之后停止内在进化，而转向“外在代具”即技术进化。[14]没有技术就没有人类的进化，技术代具与人的缺陷是问题的两面，换言之，人与技术协同进化。实际上，抛开斯蒂格勒混乱的概念——技术、时间和人常常被他混同起来——他并不能否认“外在化”的进化可能再一次转向人的肉身，而这一次是以新科技为手段——或者说，人的“外在化”的进化与“内置化”的进化最终融合起来，并且不再将人的肉体与人的精神分开来对待。
在深度科技化论者看来，肉身与灵魂既不可分离，也不可分出高下，更重要的是作为肉身与灵魂合体的人从根本上是不确定的。我支持类似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变的人性和身体，并用我所称的“露西隐喻”来进行说明——
现在主流古人类学研究认为，人类起源于同一个非洲的古猿“露西”。当露西从树上下来，并不知道什么是人。她只是扫视了一下身边的其他古猿，心里说了一句：“我不再做猿猴了！我要做人！”可是，她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做人，她能决定的只是：彻底与昨天告别，不再做野兽。
“露西隐喻”暗示人类的真实状况一直都是：既不知所来，亦不知所往。今天，人类已经离开露西很遥远了，但仍然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
实际上，我们从猿猴进化而来，这只是诸多人类诞生理论中的一种，不过是今天的主流观念而已。生物学研究有一种说法：在隔绝状态下，只需要四五百年就会演化出新物种。而根据当代科学观念，人类已经有百万年的历史，智人也有数万年的历史，显然人类在不断进化，如果有一个什么人性，也应该是不断变化的，肉体就更不待言了。
什么是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人是开放的场域，是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本身。表面看起来，物理世界似乎是确定性主宰的，深层的不确定性在最近几十年才慢慢被揭示出来，而人类则一直是似乎确定宇宙中明显的不确定性。而在技术新世界中，人必定成为技术的场域和可能性。
至于人类灵魂结晶出的智识，尤其是自诩“时代精神结晶”的哲学，在技术新世界中再一次面对新的“露西困境”。今日之哲学，半数以上的议题，最有活力的部分，直接都与技术相关。而不直接相关的部分，也不能不考虑技术时代的大背景。总之，技术新世界到来，改变着哲学的基本面貌。
二、技治社会的兴起
在我看来，技术新世界第四个紧要之处，即技术治理与技治社会的兴起，才是当代社会运行最突出的特点。细究起来，技术治理的理想已然蕴含在上述新世界的三个特征之中。技术合理性优于科学合理性的证据，离不开它将理性推进至人自身，突破长久以来抵挡深度科技化的形而上学“禁忌”，加速自然与人的齐一化进程。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谓的“启蒙的辩证法”，在技术新世界中开始“反对”启蒙：人从尘土中超拔出来，又将再一次归于和光同尘。
1.当代社会即技治社会
毫无疑问，技术治理的出现与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电力革命以来，在人类变革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科学技术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很自然地，一些思想家想到，应该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社会治理和政治活动当中，让社会运行得更加科学和高效，以造福人类社会。这就是技术治理的基本主旨。
技术治理既是一种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显然，无论作为主义，还是作为实践，它必须以科学技术的新进展作为基础。没有科技力量的不断展示，技治主义者的信心就无从落地，或者被反对者视为狂妄。因此，技术治理掩盖不住乐观主义的底色，显示出智人一贯的进取心，应当被视为二百年来现代科学技术惊人成功在社会领域的“引申”。
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如火如荼，技治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实践科学化日益流行。在美国，罗斯福新政（New Deal）之后，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日益成为“某种技术事务”，技术治理逐渐成为广泛共识，支持技术治理的技治主义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位置，甚至堪比实用主义的地位。[15]技术治理的风潮很快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蔓延到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世界性的冲击，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公共治理活动。[16]
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一些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同出一脉。[17]美国技治主义理论家凡勃伦，则被一些人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凡勃伦的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共同之处颇多，甚至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的变种。[18]至于中国，有些人则认为，当代中国工程师在政府决策和治理中非常重要。[19]
21世纪之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均已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全球范围内的重要现象，我称之为“当代社会的技治趋势”。在诸如公共治理、政府活动、企业管理以及非政府组织（NGO）事务中，运用理性化、专业化、数字化、程序化乃至智能化的技术原则和方法日益成为主流选择，“社会技术”“社会工程”和“科学管理”等相关理论术语日益为公众所接受。并且，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智能社会呼之欲出，正在加快技术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20]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社会已经成为技治社会，这是现代以来社会理性化不断深入的必然归宿。
之所以称之为“技术”而非“科学”治理，首先是因为科学与技术已然一体化为“科技”，人们很容易理解，使用“技术”这一称呼时，必然牵涉到科学问题，并不把“科学”视为某种与技术隔离的东西。其次，“技术治理”这一术语讨论的主要是科学技术成果运用于公共治理领域的行动或实践相关问题，而不是“科学”一词容易让人们想起的真理、知识与客观性问题。最后，之所以没有称之为“科技”治理，是因为与之相关的许多既有思想的传统比如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都被归在“技术”名下。
2.技治社会的根本特征
与传统社会相比，技治社会有诸多不同，其中最重要的至少有五个方面。
第一，技治社会是具备足够“社会自觉”的智能社会。所谓“社会自觉”的概念，将社会隐喻地视为能完成适应性的刺激—反应行动的“类生命体”，指的是社会能即时“了解”自身状态，进而“思考”自身前进的方向。通过运用各种新技术手段，技治社会能迅速“感受”内外刺激，做出技术化的操作反应，并根据反馈不断调整，从而摆脱传统社会盲目的“本能”应对方式。进一步隐喻地说，这意味着技治社会已具备足够的“智能”。
第二，技治社会是大规模预测、规划和控制的控制论社会。试图控制社会发展的想法，源远流长，但大规模地实施要到21世纪之交才具备充分的技术条件。和传统的社会控制思想相比，技治社会不再设定理想社会的终极蓝图，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正社会目标。也就是说，技术治理的目标不是某种乌托邦，而是实现更多的即时局部控制，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因此，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努力，技治社会努力减少对世界的未知状态，朝着即时、连续、全面认知的方向前进，通过计算分析、反馈规划和公共治理，减少浪费、失误、偏差和偶然性，控制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重要的是努力控制，而不是完成控制，这显然是某种过程主义的思路。
第三，技治社会是科学运行和专家治理的技术决定论社会。技术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技治社会的发展，还有待观察，但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肯定是技治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观念。无论实施何种技治模式，技治社会必然坚持科学运行和专家治理这两条我所谓的“技治二原则”，而这正是技治社会笃信技术决定论的表现。并且，技术知识生产部门如大学和科研院所，日益膨胀成为技治社会的核心结构，而控制技术亦成为技治国家的基础性任务。拉图尔说：“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有寻求一种能够充分反映此种变化的表达，我发现最合适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从科学（Science）转向了研究（Research）。”[21]至于国家是否真的能“规划”科技，或者国家被专家所“规划”，以及国家与科技的“靠拢”会是何种结果，则会不断困扰技治社会的人们。
第四，技治社会是富裕与风险并存的政治经济学社会。此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的阶段，即劳动者生产的物质财富，已经能够满足社会成员舒适生活的需求——这一点在自动化和机器人急速推进中愈来愈明显。问题不再是如何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如何公正而合理地分配它们——可以追随加尔布雷思称之为“丰裕社会问题”——必须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考虑，才可能妥善解决。技治社会充斥更多的社会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比如，“丰裕社会问题”在智能革命背景中转变成为“AI丰裕社会问题”，即该问题将在机器人替代劳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变得非常尖锐和一目了然，对既有社会制度安排形成巨大的冲击。并且，新技术手段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危机爆发的危险性。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全球性流行病，便是极好的例子。
第五，在技治社会中，技治知识观占据主流，人们的知识观念彻底改变。展开来说，技治知识呈现出实用化、操作化、权力化和泛化等四个特点。一是知识日益实用化。技治知识生产的目标是效率，而非传统意义的真理。或者说，知识有用才是知识，此时科学、真理与价值、善直接结合在一起。二是知识日益操作化。技治知识导向治理行动，控制代替理解成为技术化科学的目标。此时，真理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可操作，通过改变自变量求得相应的行为结果。三是知识日益权力化。传统观念将知识视为独立于权力和政治的中立性力量，而技治知识与治理行动是紧密连接，更多知识意味着更大的行动力量。在技治社会中，对知识的传统真理尊崇将逐渐消失，代之以对知识力量的威权尊崇。四是技术知识日益泛化。当社会行动最好以技术的名义获得合理性时，形形色色的技术知识必然暴涨，各个领域都将涌现出大量新技术，技术与技艺将很难区分。并且，以技术为名的伪技术治理现象会日益盛行——它打着技术的旗号，实际上并不真正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
3.智能革命与技治社会
对于智能革命与技治社会的关系，值得认真地剖析。
近来人工智能（AI）大“火”，很多人因此提出，智能革命兴起，当代社会开始进入智能社会。究竟什么是智能革命和智能社会，大家却众说纷纭。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智能社会意味着智能治理社会，智能革命意味着“智能治理的综合”的技治新阶段。
智能社会论者认为，智能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最终将导致社会形态发生整体性变革，智能社会随之来临。因此，简单地说，智能社会就是以智能技术为主导性技术，被智能革命全面影响、改造和定型的社会。
一方面，智能社会是基于智能技术发展的未来愿景而提出的。今日至多能说智能社会正在到来，而不能说已经完全到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预测性的概念。
未来如何可能被“科学”地预测？至少有两个原因保证预测未来的可能性。首先，在很大程度上，预测未来等于反思当下。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认为，存在着面向过去和面向未来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22]但归根结底，真正理性而有根据的思考只有一种，即对于当下历史境遇的思考。无论以未来—先知的口吻说话，还是以过去—长者的口吻说话，我们谈论的都是现在。其次，预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等于控制当下。丹尼尔·贝尔归纳了既有社会预测的12种方法，又承认确凿的社会预测实际上不可能，或者说它只能以一种方式可能，即通过社会控制而完成社会预测。[23]预测未来必然会影响当下的行动，这些行动又会促进预测结果的出现，比如大家都预测某种股票会大涨而买进，最后它果然大涨了。在很多时候，尤其是认知和实践有保证之时，影响未来会升级为控制未来，以保证某种结果如预测般到来。智能技术大规模应用，更使得控制未来日益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智能社会又是现实性的概念，因为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这表现在日常生活、组织机构、组织形式、社会意识和全球化等诸多方面。
在日常生活层面，智能家居、智能出行等智能生活方式出现，个体日常行为和生活习惯慢慢发生变化，比如行为计划性增强，随意或突发性减少，在某种程度上自主性减弱。在组织机构层面，智能技术的运用开始改变企业和政府的活动方式，比如智能物流、无人超市、无人宾馆和无人工厂出现，非政府组织（NGO）和民间社团正在获得更大的力量。在组织形式方面，智能技术正在影响社会组织方式，比如新冠疫情中健康码对社区组织的改变，网上教学推广对教育组织的改变，社区、治安、医疗、养老和育婴等活动的组织都慢慢被重新组织。在社会意识方面，智能技术的推进会慢慢改变诸多社会流行的思想观念，比如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学院式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进而深刻改变社会一般知识观，再比如隐私观念和权利观念，也会在智能革命中逐渐变化。从更大的背景看，智能革命开始对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生重大的影响，比如导致全球化进程加快，产业转移、升级和资源配置将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发生，再比如“无人战争”已经引起各国的重视，必将改变国际政治关系。总之，智能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是零星的，而是开始在社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中显现出来。
如上所述，技治社会肯定是智能社会，因为智能技术大规模推进之后，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自觉”。技治社会要顺利实施技术治理，必须要实现社会自觉，社会“自觉”的程度便是社会“智能”的程度。如前所述，这是一种拟人化的隐喻，即社会像有机体一般具备了某种类生物“智能”。自技术治理诞生以来，各种治理术（亦可称为技治技术）层出不穷，但只要智能技术大规模应用于公共治理之后，社会“自觉”和“智能”的程度，才具备明显的社会统计学意义。当代社会技术治理的大趋势，给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不断推进智能革命的深入。
反过来，智能社会必然会成为技治社会，因为智能技术的推进，必然使社会不断地提高“自觉”水平，采取各种以刺激—反应为核心的适应环境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机体的刺激—反应行动意味着它对自身行为的“治理”（适应性的自我控制）。社会作为“智能体”，不仅意味着总体化的“智能”反应，更意味着不同部分、不同层面、不同规模的“智能”行动。智能革命和智能社会的未来愿景，不断刺激技治主义者设计出更多大小不一的技治方案，给技治术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手段和应用场景。此时，各种治理术不再各行其是，而是在同一智能平台上整合起来，使得技术治理的效能倍增。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智能治理的综合”。所谓智能治理，就是将智能技术运用于公共治理活动。所谓智能社会，尤其意味着智能治理社会，即智能治理将支配社会治理活动。
总之，智能社会与技术治理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技治社会不断朝着智能治理社会方向发展。
在未来智能技治社会的理想图景之中，人们的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预期会进一步提高到新的水平，社会运行很可能出现至少四个特点。
第一，进化加速。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演化，正如生命不断进化一样。进入现代之后，社会节奏明显加快，未来的社会变迁将进一步加速。可以说，技术加速进入“智能加速”的新阶段。
第二，整合增强。所有的人、物和环境因素均被纳入智能网络之中，被全面感知、认识、计算、调整和控制，控制—反馈活动不断升级，实现整个社会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具体细致的协作。
第三，泛在智能。机器智能将广泛分布在社会中，与人的智能实现无缝融合，甚至环境也表现出极大的“智能”。
第四，计划细致。智能社会追求减少未知以控制风险，才能提高效率。智能网络“自觉”社会的即时信息，据此对未来状态进行精确预测，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一定的目标对未来行动加以周密计划，以及对偏离计划的行为及时察觉、矫正和控制。
三、“房间中的大象”
既然当代社会从某个侧面可以认定为技治社会，哲学又要把握时代精神，自然不能忽视研究技术治理。从技术治理切入时代精神，对于回答哲学最根本的问题即当代人的历史境遇非常重要——我甚至认为是最佳切入点之一。但是，技术治理研究在国际国内均不尽如人意，技术治理似乎成为西谚所称的“房间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即某种明显重要但不知为何被忽视的东西。
1.被忽视的原因
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技术治理现象无处不在，如技术性的银行利率调控、新能源政策、科技政策和公共卫生新措施，数字化、信息化的工作环境等，既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又常常让非专业的普通公众感到难以理解。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这种状况肯定会不断加剧，此次新冠疫情已经成为技术治理推进的强大动力。正如诺德曼（Alfred Nordmann）所言，新冠疫情应对如同上演世界范围内真实的“社会实验”，尽显各国在制度、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24]其中，技术治理能力和模式的差异非常重要，各国的抗疫工作凸显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应用科学技术原理、方法和成果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新冠疫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各国都会重视技术治理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技治社会深入发展，诸多与人类根本命运息息相关的新情况、新问题，正在持续不断地涌现，如个人隐私在智能治理中被滥用，“AI失业”或“机器人失业”（即AI和机器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所导致的失业），等等。对于技术治理，既要看到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也要时刻警惕可能的风险。如前所述，技治社会风险爆发的危险性激增，而且不确定性也激增，必须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预先防范，积极引导，民主调控，及时化解。
然而，既有的技术治理研究总体上相当薄弱。原因主要可能有三个。第一，20世纪以来技治主义者虽然不少，但实践家多，理论家少，技治主义者的主要精力被用于投身实际的技治活动中。在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中，面对各种批评，技治主义者回应得就很不够。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科学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盛极一时，技术治理遇到诸多总体化、宏大化的批评意见，而技治主义者缺乏必要理论回应，于是偏见盛行，遑论对技治制深入细致的研究。第三，虽然当代中国与技治制颇为相关，但对待它一直是“即学即用、活学活用”的态度，国内许多学人甚至认为技术治理没有什么好理论可探讨。
可以说，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重视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往往视之为某种因歧义而杂乱的自发性、盲目性实践，甚至根本不能被归纳为统一的、一致的思潮和趋势。对于反对者来说，直接全盘否定就可以了。而对于支持者来说，口舌之争不如脚踏实地改良社会，研究一下具体的技治事务。因此，反对者多是宏大叙事主义者，而支持者多是福柯所称的微观权力主义者，两者的冲突很多时候并不在一个层次上。
并且，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混淆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前者属于某种治理活动，而后者则是支持这种治理活动的体系化理论。不少技术治理的反对者，实际上反对的是某种极端的技治主义思想，却被视为反对所有技术治理措施。当然，的确存在反对一切技术治理的激进反对者。不少技术治理的支持者，实际上支持的是某些特定的技术治理措施，却被视为赞同所有技治主义主张的极端分子。总的来说，极端的技治主义者并不多。
最近十多年，西方政府在解决恐怖主义和移民等问题时，遭遇不小的困境。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遭遇知识界普遍抗议，之后他施政期间各种民粹主义、反科学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表现，尤其是对待新冠疫情不可思议的态度，引发全世界对于美式民主制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者开始思考具有精英制色彩的技治制相关理论问题。但是，大多数思考非常零散，不能统一在同一个主题之下。这与技术治理涉及的问题过于庞杂不无关系，因为在思想史上，相关问题的思考一直被分属于技术统治论、泰勒主义、公共治理运动、工程师社团运动、专家政治与专长哲学以及“统一科学运动”等不同的标签之中，没有很好地整合起来。
2.建设性审度
系统而深入地总结技术治理现象的理论很少，但与之相关的技治主义思想及技治运动材料却非常多，特别是西方与技术统治论相关的资源非常丰富。如何在技术治理理论研究中推陈出新，尤其要能反映出新世纪的新状况，我认为，必须坚持建设性审度的根本立场。
（1）建设性态度
在西方国家，技治主义思想一经产生，就引起各种各样的哲学批评，比如哈耶克为此专门著有《科学的反革命》[25]。除了哈耶克之外，其他当代著名思想家如马尔库塞、福柯、芒福德、哈贝马斯、波兹曼、波普尔、费耶阿本德和芬伯格等人，都批评过技治主义或某些技术治理措施。不得不承认，对技术治理的偏见，长期以来在西方社会中非常流行。
对技治主义的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宏大的和实证的两类。哲学家的批评属于前者，往往站在怀疑甚至反对新科技发展的立场上，以价值质疑和道德否定为主要办法，甚至拒绝科学逻辑向治理逻辑的任何形式转化。宏大批评缺乏对技术治理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对具体的技治战略和措施研究不够。当然，这并非说哲学批评没有意义，相反哲学家提出的很多忠告，如警惕技治制滑入技术专制，值得认真对待。
实证批评集中于政治学的经验领域，如J.C.斯科特的著作《国家的视角》，通过分析一些不同国家大型社会工程的实施情况，得出大型社会工程必然失败的结论。对此，他有四个理由，即社会管理简单化、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独裁主义以及软弱的公民社会。[26]斯科特的批评很有启发性，但仍需要进一步分析。比如，如果尽量避免这四个原因，是否可以实施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呢？对于经验材料的解读，不同的立场常常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社会工程成功的标准如何设定？他所讨论的工程是否彻底失败了，还是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所有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目前，技术治理的实证研究还很不充分，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案例剖析。
无论是宏大批评，还是实证批评，基本上都相信一个错误的教条：技术治理的目标只能是我所称的“机器乌托邦”（Machine Utopia），即将整个社会变成一架严密而总体化的机器，每个人变成机器上的零件，因此只要信奉技治主义、搞技术治理，社会最终会成为机器乌托邦。这种看法深究起来，可能与古德纳发现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的对自然科学既羡慕又嫉恨的态度有关。[27]常见的情况是，在真正深入了解之前，人文学者已经开始攻击新科技。
正如梅诺德指出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是纯粹技治主义的。[28]技术治理的既有经验表明：无论是技治理论家，还是技治行动家，执着于机器乌托邦的激进派极少，温和的技治主义者占绝大多数。两派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要全盘推翻既有社会制度，是否将技术治理作为改良方案而非革命纲领。温和技治主义者主张积极与政府合作，努力用专业技能改善公共治理，同样反对机器乌托邦。
事实上，历史上诸多技治运动，均得到当时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得以实施。技术治理的实践者们提出过的许多措施如社会测量，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成为当代治理活动的基本措施。在现代中国，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对社会发展也起到了有益作用。[29]
总之，技术治理并不只有机器乌托邦一种模式，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不同实施模式，很多都能与具体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如源自罗斯福新政的智库（Think Tank）模式。当然，应该警惕技术治理走向机器乌托邦，这是技术治理哲学反思的重要问题。
更重要的是，对技术治理的一味否定，并没有阻止技治社会的崛起。应该直面一个问题：如果技术治理一无是处，为何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稳步推进，目前仍然在大踏步前进？显然，试图对技术治理在思想上彻底拒绝、在操作上彻底根除，是不可能的、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而一些同情或支持技术治理的人，在默默推动技术治理的实践活动，但同样缺乏对技术治理深层的、系统的反思，而是在对科学技术的某种乐观精神的指引下凭着热情在前进。因此，不能对当代社会的技治趋势视而不见，必须对技术治理的基础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以建设性态度反思技术治理。
（2）审度技术
技术治理反思应该坚持审度技术的基本立场。对于技术，不能单纯地批评和辩护，而是要在具体的国情中，对技术进行谨慎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审度。所谓“谨慎”，强调反思技术要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全面看待问题。所谓“历史”，反对对技术问题下一劳永逸的断语，主张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调整对某一技术问题的认识。所谓“具体”，主张在具体的语境中审视技术问题，区别对待不同领域、地区、民族和对象的技术问题。因此，研究技术治理，并非简单地支持或反对技治主义，而是要构建一种理解、选择、调整和控制既有技术治理实践的理论。总之，不能任由技术治理自生自灭，而是要将之引导到有利于社会福祉的一面。
我们需要积极面对新技术挑战的能动性理论。很多“亲技术”的人，坚持技术工具论的立场，认为技术只是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技术负面效应责任在人而不在技术。而很多“反技术”的人，主张技术实体论的立场，认为技术发展有自主规律，它已经在奴役人类，正将人类裹挟至万劫不复的深渊。技术审度论者认为，工具论与实体论之分歧属于哲学论争，并非自然科学意义上真伪之辨，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新技术挑战，人类是否有决心和勇气调控技术的发展，并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比如牺牲某些技术便利）——我又称之为某种“技术控制的选择论”，在本书第四编会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
反技治主义者的很多批评意见言过其实，但也有不少意见值得认真对待，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必须加以注意。比如说，技术治理必然伴随着“技术反治理”现象，不可能也不必完全铲除反治理，而是要包容、理解和控制反治理，实现治理与反治理在一定阈值内的平衡。再如，技术治理必须考虑“再治理”问题，所谓“技术治理的再治理”，核心是思考以何种制度设计防范专家权力过大，对技术治理本身及其实施过程进行控制。
对技术治理进行选择、调整和控制，更多是治理问题，而非纯粹的技术问题。换言之，技术治理是“治理中的技术”与“治理中的人”结合的产物，在不同语境、国情和历史条件下会呈现不同的模式。好的技术治理模式并非科技应用水平最高的模式，而是治理活动中人和技术的因素结合良好且适应国情的模式。对于中国而言，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服务的技术治理模式才是好的模式。当然，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还必须考虑技术治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米切姆所言，技术—生命世界是脆弱的[30]，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技术治理系统才真正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四、理解、选择、调整与控制
根据上述研究目标，本书主要有四个关注点或主要问题：如何理解技术治理、如何选择技术治理、如何调整技术治理，以及如何控制技术治理。其中，理解技术治理是技术治理理论的基础，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探寻引导技术治理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途径。而选择、调整和控制技术治理是技术治理理论研究的动力，因为技术治理理论归根结底是一种问题研究，它因技术治理问题在当代社会的突出表现而出现，而不是某种思想史或哲学史癖好的结果。
为回答上述四个问题，技术治理理论至少必须从哲学层面跨学科地切入如下四个方面的研究。
1.技治思想研究
在思想史上，自称为技治主义者的理论家并不多，但是持技术治理立场者的确不少。从技术治理的视角梳理思想史，可以厘清不同种类的技术治理思想以及技术治理的不同实施方案和措施，既可以加深对技术治理正反两面的理解，也可以为重构技术治理提供理论素材。
与技术治理有关的思想史材料异常庞杂，至少包括：1）早期技治主义者的思想，如弗朗西斯·培根、圣西门、孔德和斯宾塞等；2）统计学中的政治算术学派、国势学派与社会统计学派的技治思想；3）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理论家的思想；4）泰勒主义以及受它启发的公共行政理论；5）列宁、斯大林等社会主义革命领袖对科学管理的议论；6）逻辑实证主义者如纽拉特的技治思想；7）制度经济学派学者，如罗斯托、加尔布雷思、布热津斯基等人的技治思想；8）当代操作主义、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管理学和政治学中的技治思想，如斯金纳行为工程理论和赫伯特·西蒙的决策理论，又如最近开始热门的社会物理学和计算社会学等；9）未来学派的技治思想，如丹尼尔·贝尔、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等人的观点；10）某些科学主义向艺术、建筑、城市设计和宗教领域的扩散，包含大量技治思想，比如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等人热衷于设计技治城市，又如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和孔德的人道教，而山达基教（Scientology）将信息通信技术、控制论、人工智能和人体增强等新科技进展与宗教结合起来，试图将当代人彻底技治化。
2.技治批评研究
无论是对待既有的技术治理思想，还是对待对它的批评意见，都应该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吸收有益的意见，剔除有害的观点。对技术治理的批评意见很多言过其实，但有些批评意见值得认真对待，在重构技术治理模式中必须加以注意。
研究思想家对技术治理的批评意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等，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利奥塔和罗蒂等，人文主义者如芒福德、波兹曼等，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和波普尔等，相对主义者如费耶阿本德等，以及卢德主义者、怀旧主义者、专家阴谋论者的批评意见。当然，对批评意见必须再批评、再分析。
除此之外，还要研究技术治理的乌托邦小说，如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和敌托邦小说如“反乌托邦三部曲”，以及政治学领域的经验批评。在研究批评意见的基础上，需要勾勒批评者眼中技术治理的形象即机器乌托邦。
3.技治实践研究
各种技术治理运动均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提出了一些实践措施，如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提出了社会测量和能量券两项标志性的举措。技术治理理论不仅是某些理念的集合，也包括可以操作的战略、制度设计和重大措施。哲学对技术治理的反思不应止于理念层面，还要涉及宏观的战略层面。
既有技治运动的著名案例包括：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苏联的控制论运动、拉美技术治理运动和民国的技术治理实践等。这些研究核心是梳理科技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技术治理在历史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技术治理的重构提供经验素材。
4.技治建构研究
技术治理理论建构或重构起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原理，二是建设性审度的结果即我所主张的有限技术治理之要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讨论第三个问题，即若干技术治理的宏观层面的重大操作问题。但是，哲学反思的立场毕竟偏向于哲学层面的，不会涉及过于具体的问题。
技术治理的基本原理问题包括：技术治理的定义、原则、类型和逻辑，技术治理的主要战略和基本机制，技治模式如何选择、调整和控制，技治专家及其作用的发挥、调节和控制，等等。有限技术治理的理论问题包括：有限技治的科学论基础，技术治理的反治理，技术治理的再治理，以及有限技治的限度、纠错和价值观，等等。技术治理还涉及一些重大操作问题，比如我所称的“新技术治理”问题，即智能革命背景下的技术治理问题，尤其是智能治理和生化治理，再比如技术治理与当代中国关系的问题，技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无论如何，我认为，技术治理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制所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
5.基本篇章结构
显然，上面所列的研究内容非常庞杂，是一张研究技术治理的“蓝图”，涉及问题很多，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全部进行讨论和回答。就理解、选择、调整和控制当代技术治理的研究目标而言，不必对所有问题都做全面研究，而是要抓住其中主要的“关节”和中国的国情，在一定程度上给出站得住脚的整体把握。
由此，全书一共分为四编二十五章，前二十四章基本讨论西方的各种技术治理理论，第二十五章简要论及中国的技术治理的实践。具体分述如下：第一编“技术治理基本原理”，第二编“技治推进诸构想研究”，第三编“技术治理风险研究”，以及第四编“有限技术治理理论”。第一编主要涉及技术治理、技治逻辑、技治主义、技治运动、伪技术治理和技治专家等内容。第二编主要涉及威尔斯、凡勃伦、泰勒主义者、纽拉特、斯金纳、加尔布雷思、布热津斯基、丹尼尔·贝尔等人的技治思想。第三编主要涉及哈贝马斯、波兹曼、哈耶克、波普、福柯、芬伯格以及专家阴谋论等批评。第四编主要涉及科技谦逊主义、技术治理的反治理和再治理、渐进技治论以及技术治理与当代中国等问题，大致勾勒出我所谓的“有限技术治理”之框架。
总的来说，全书归纳、提炼和创新的诸多观点，均为技术治理的基础性问题，可以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细部研究和操作研究的某种可选择的“脚手架”。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对技术治理的研究，未来还会以问题学的形式在各个方向上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