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方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供述及其重要性进行了一项实证调研。我们之所以选择盐湖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地缘接近,便于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是这里的检察官们愿意配合我们的研究。1此前还有其他研究者在盐湖城开展过其他方面的刑事司法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发现,盐湖城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具有相当的典型性。2因为以单一地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在代表性上总会受到质疑,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全国性的情况加以说明。

盐湖城郡主要由城区构成,其郊区包括盐湖城和几个其他城市以及混合区域。全郡居民725 956人,几乎都居住在被人口普查局划为“城市” (即不是乡村的地区) 。3所有这些居民中西班牙裔或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大约占10% 。4承担该郡治理任务的执法机构包括盐湖城警察局、盐湖城郡治安官办公室和其他一些较小规模的城市警察局。

虽然人们倾向于认为盐湖城是个没有犯罪劫掠的世外桃源,但是事实上,盐湖城郡的犯罪率和全美其他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5FBI提供的数据显示, 1993年盐湖城郡的“指数”类犯罪(包括谋杀、强奸、抢劫、重伤害、纵火、夜盗、机动车盗窃、偷窃犯罪)的犯罪率同样高达55. 9‰6,这一数据甚至比全美的平均数54. 8‰还要略高一些7。就郡内而言,盐湖城的犯罪率可能要比其他几个小城市的犯罪率又要更高一些8,而且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1994年犯罪率还出现了上升9。和其他城市一样,盐湖城也面临着不断增多的黑帮犯罪问题。10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盐湖城郡犯罪的暴力程度要低于全美的平均水平。11

为了收集本项研究所需要的基础数据, 1994 年夏天,我们对盐湖城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预审” (screening)程序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观察。12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对所有重罪案件都进行了预审,以确定案件是否具有起诉价值。而轻罪则由一个设在另一栋楼的部门单独审查,我们的研究样本都是取自于重罪案件的预审程序之中。13

承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同意,研究者们14得以被允许参与观察除了一些特别敏感的案件之外的所有重罪案件的预审程序。在盐湖城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进行的预审程序是一个为时大约45分钟的询问过程,检察官会就支持对本案提起公诉的证据询问警察。通常而言,侦查结束之后,警察就会将案件提交给检察官进行预审。对那些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预审会在第二个工作日进行。

在预审程序中,研究者们完成了相关调查表格的填写,这些表格摘要地记录了每个案件的基本要素。15在这个夏天,研究者们被允许观察除了4个案件之外的大约200多个重罪案件的预审过程。16研究者们估计,在这6个星期中,他们大约参与观察了盐湖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预审的全部重罪案件的 70%—80% 。17之所以未能全部参与,是因为有些时候有数个案件同时预审,因此只得放弃其中的某些案件。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们首先选择的是参与观察暴力案件的预审,最后考虑的是毒品犯罪案件。18研究者们也许还错过了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典型案件的预审和一些虐待儿童的案件19,以及轻微的毒品犯罪案件20。因此,从总体上而言,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还是能够反映出盐湖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案件负担情况。而且,那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典型案件、虐待儿童案件,以及轻微的毒品犯罪案件的处理程序本身并不具有代表性。

在我们的样本案件中,共有219 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大部分(86. 8% )是男性21,大部分(70. 2% )此前有过犯罪记录22,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介于18岁23至63岁之间,年龄的中位数为24岁。从种族构成情况上看,白人占68. 2% 、西班牙裔占23.9% 、非洲裔占6.0% 、其他种族占2.0% 。24

在预审程序中指控的罪名情况参见表1-1,从数量上看,大部分的指控都是财产犯罪,其他的则是暴力犯罪。25

1本文有关执法和起诉实践不同特性的描述根据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及随后对相关人员的访谈。

2参见Kathleen B. Brosi, Institute for Law and Social Research, A Cross-City Comparison of Felony Case Processing 7, 9, 10, 12, 15, 24 (1979) (该项研究发现,盐湖城在预审后驳回的情况在五个司法管辖区中大致居中,对被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处理情况上和其他几个司法管辖区看起来差不多); 还可参见 John D. O'Connell & C. Dean Larsen, Note, “Detention, Arrest, and Salt Lake City Police Practices”, 1965 Utah L. Rev. 593 (对盐湖城警察实践的田野调查结果进行了介绍)。

3Bureau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University of Utah,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Utah 1993, at 25 (1994) (引自Bureau of the Census Information)。

4同上引注,第24页表18。

5参见Paul G. Cassell, “Balanci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The Case for and the Effects of Utah's Victims'Rights Amendment”, 1994 Utah L. Rev. 1373, 1376-79 (搜集了这一问题的全国统计数据)。

6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Bureau of Criminal Identification, Crime in Utah 1994, at 17 (1994)(以下简称Crime in Utah)。

7参见U. S. Dept. of Justice, Uniform Crime Reports,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3, at 5 (1994) (以下简称1993 Uniform Crime Reports)。

8“Survey Shows S. L. with High Crime Rate for City Its Size” , Salt Lake Trib. , Apr. 27, 1993, at B10.

9“S. L. Crime Up, Bucks U. S. Trend”, Salt Lake Trib. , May 22, 1995, at A1.

10参见“Anti-Gang Bills Pass in Special Session”, Salt Lake Trib. , Oct. 17, 1993, at B4。

11犹他州的犯罪比较情况,参见前引注（70）,第17 页(盐湖城的暴力犯罪率为3. 7‰) 以及 1993 Uniform Crime Reports, 前引注（71）,第10页(全美的暴力犯罪率为7. 5‰)。

12检察官们告诉我们,他们在夏季的案件负担明显与其他季节不同。

13在一些案件中,预审的结果是决定起诉轻罪而不是重罪。我们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情况进行了跟踪,这些案件只占我们研究样本的很小一部分。

14大部分数据都是由本文另一作者海曼和一名法学院二年级学生收集的,另一名作者(卡塞尔)只收集了本项研究最后一天的数据。

15数据调查形式请参见本节附录A。

16这四个案件包括一个敏感的强奸案件、一个涉及复杂的精神问题的谋杀案。从表面上看,这些案件并不涉及米兰达规则中的主要问题。

17这一估计并不包括在市区公园进行的扫毒行动案件,参见下引注（84）。

18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供述的重要性也更不明显,参见Skolnick & Fyfe, 前引注⑧,第194 页; Uviller,前引注④,第199页。

19一些虐待儿童的案件在盐湖城儿童司法中心进行预审。参见Utah Code Ann. ss 67-5b-101 to -107 (Supp. 1995) (该法对儿童司法中心进行了介绍)。

20轻微的毒品犯罪案件并不足以代表,因为我们将“先锋公园”(即在市区公园内进行的扫毒案件)案排除出了我们的样本范围。先锋公园是盐湖城的毒品犯罪高发区,参见Brian Maffly, “Crime and Commerce:They Coexist Painfully Near Pioneer Park”, Salt Lake Trib. , Oct. 23, 1994 at B1。盐湖城警察局在该公园发起了一场“买—抓”(buy-bust)协同行动,由一名便衣警察向贩毒者购买毒品,同时由其他警察对整个买卖过程进行监控,然后一起逮捕贩毒犯罪嫌疑人。在这些案件中,由于以下原因,警察通常不审讯犯罪嫌疑人:这些案件通常都是“一锤子买卖”,街头贩毒者很少能够与警方进行有益的合作打击其上家,而且由于语言的问题(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是墨西哥移民),审讯也非常困难。我们参与了6 起“先锋公园”案件的预审程序,没有一起案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审讯。当时,如果考虑这些案件数据,会影响本项研究合理的统计分析,于是我们决定将这些案件从样本中排除,并不再参与对其他“先锋公园”案件的预审。我们的这一决定会提高我们样本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率。

21219名犯罪嫌疑人中男性为190名。

22208名犯罪嫌疑人中146名有犯罪记录,另外11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可用信息。

2318岁以下的犯罪嫌疑人由盐湖城少年法院处理。虽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批准后可以和成年人一样审判,参见Utah Code Ann. §78-3a-25 (1953 &Supp. 1995),但在我们的样本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案件。

24137 名白人, 49名西班牙裔, 12名非裔美国人, 4名其他, 另外17名犯罪嫌疑人信息不详。

25顺理成章的是,将所有犯罪行为归为两大类型就必须对这些犯罪行为进行抽象化处理。例如,我们将毒品犯罪归为“暴力型”犯罪即是如此,关于类似的类型化讨论可以参见Neubauer,前引注(43),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