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官年与实年现象的历史衍变

一　明前的官年与实年现象

官员增减年岁之事，自古有之。汉南阳太守伍袭，举荐东莱太守蔡伯起子蔡琰，改十四为十八，为尚书所劾奏，其疏中就有“增年受选，减年避剧”之语。今人王利器注释此事，以为：“古代服政官有限年之制，于是速成之辈、躁进之徒，往往有匿年以求入仕途者，据此所载，则自汉时已然矣。尔后则官年与实年之弊端，殆与封建制度相终始焉。”[12]三国魏之司马朗，“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13]可见带有政治色彩的增年、减年行为，在两汉时期已初现端倪。到南朝齐、梁之际，朝廷已有“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14]的顾虑，据《通典》记载，当时梁、陈两朝皆明令未满三十岁不得入仕。但在宋代以前，官员以增岁居多。大抵寒士减年为求腾达，公卿子弟增年为求早仕，故增岁现象向减岁现象的转变，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官员铨选的重心由门阀制度向科举制度过渡的一个信号。[15]

官年问题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始于两宋。北宋时期朝廷约束尚严，“此事亦有明禁”[16]，但已略显此风。如寇准“年十九，举进士。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或教准增年，答曰：‘准方进取，可欺君邪？’”[17]寇氏虽终未增添年岁，但从其僚友所言可知，当时确有增年一法。

而对于很多官员来说，为了延长自己的官宦生涯，推迟致仕之期，则多减岁以应对之。北宋刘敞曾撰《无为军录事参军马易简可太子中舍致仕》制云：

控抟禄利者，至于迁籍损年，饰貌匿衰，以绥退休之期。尔齿未耄，仕无缺行，能决于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掾升东宫属，归安乡闾，足为荣观矣。[18]

制词称赞马易简没有“迁籍损年”以“控抟禄利”“绥退休之期”，但从反面正好说明“迁籍损年”已成为一种现象，才需要对未“迁籍损年”者特别提出表彰。常熟人张攀，卒于嘉定十六年（1223），寿七十，其“遇事开诚，无一毫矫饰，幼年郡试，不肯减年为欺”[19]，同样可以从反面推想减岁应试的泛滥。可以说到了南宋，官年现象已极为普遍，在增减年岁一事上，官员们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岳珂《愧郯录》有云：

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许莅官。才登七旬，即盍致仕……

世俗多便文自营，年事稍尊者，率损之以远垂车；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觊速仕。士夫相承，遂有官年、实年之别。间有位通显者，或陈情于奏牍间，亦不以为非。[20]

官员增减年岁，各人目的不同，这在南宋朝野间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在官方的奏牍上，也无意加以避讳。杨万里在《陈乞引年致仕奏状》里就公然奏闻：“臣犬马之齿，在官簿今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七十。”[21]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借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22]朝廷不仅无力制止此类现象，反而对这种违法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朱熹有云：“官年、实年之说，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实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满却之。”[23]官年现象已经堂而皇之地渗入各类政府机构，甚至成为统治者制定政策、反馈意见的一种依据。南宋理学兴盛，而诈伪之风亦盛，不能不说带有一些反讽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