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实年即一个人的实际年龄，较好理解。但在中国，还有所谓的官年，即具报官府的年龄，如档案、履历等官册上的年龄。官年与实年本应一致，但在我国古代，长期以来，官员或者科举文人的官年与实年却大量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甚至出现了年龄逆生长，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对此现象，虽然前人早有觉察，但多是随笔记录和即兴感慨，或是将之视为茶余饭后的掌故谈资[2]，真正将之作为学术问题的认真研究，却迟至21世纪才开始。郗志群《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乡试朱卷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首肇其端，之后学界渐有关注。如孔学《宋代官员的官年与实年》（《文史知识》2004年第1期）、高楠《试析宋代官员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邱进春和毛晓阳《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湛庐（张剑笔名）《清代文人官年与实年不符的家族性》（《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鲁小俊《清代官年问题再检讨——以多份朱卷所记不同生年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张剑和叶晔《中国古代文人官年现象综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张剑《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等。一些学位论文、专著和工具书中对此问题亦有涉及，如江庆柏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前言”部分（书中不少人物使用了官年资料）、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漆永祥《清学札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蒋金星《‹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研究》（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方芳《‹清代朱卷集成›研究——以进士履历档案为中心》（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等各有论述。但总的说来，成果偏少，相关研究仍存在大量值得开掘的空白。尤其是对于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的整体性考察，更显薄弱，本书即是基于以上认识而展开，试图对此问题做一相对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本书的研究思路为考论结合，结构上分为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衍变、文化解读、数据分析三方面对清代官年与实年现象做多维度讨论，试图得出一些具有规律性或现实借鉴意义的认识。如对清代科举文人“官年通常不大于实年”“官年小于实年者居多”“改年不改月日”等命题的分析和判断，应有助于解决诸多学术问题；再如对中国传统文化“诚即真”心理的解读，于今应有一定借鉴作用。第四章、第五章对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俱可知者做了集中梳理，第四章考辨官年与实年相异者，第五章考辨官年与实年相同者。为前三章提供数据的支撑。

载有清代官年的文献非常丰富，除官员履历档案、履历便览、缙绅录、朱卷履历、乡会试录、乡会试同年录、乡会试职官录、题名录、登科录以及各种形式的科举齿录（如乡会试同年齿录、考取教习齿录等）[3]有集中记录外，还散见于诗文、笔记、日记、年谱等文体中，共同构成了浩瀚的官年文献群。特别是朱卷履历和各种形式的科举齿录，存世数量都在万份以上，形式又较为相近，很容易混为一谈，但其实两者有所不同。如与朱卷履历相比，科举同年齿录更多存在修改和后来重订的现象，兹举两例：清代上海人曹棨，道光九年进士，其会试朱卷填的是“乾隆乙巳年七月二十四日吉时生”，即乾隆五十年生；而道光十六年《道光重订九年会试同年齿录》中已更正为“乾隆丙申年七月二十四日未时生”，即乾隆四十一年生，两者相差9岁之多。再如曾任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的苏州人彭蕴章，道光十五年《会试同年齿录（道光乙未科）》载其“乾隆甲寅年七月初七日生”，即乾隆五十九年生；但道光二十二年重镌《乙未科会试同年齿录》（张云藻、徐有孚、邱建猷同校）已改为“乾隆壬子年七月初七日吉时生”，即乾隆五十七年生，两者相差2岁。后来所改往往已是实年。因此朱卷履历和同年齿录仍应区别研究为宜。为了保证官年数据来源的统一性和操作的可行性，特拟说明如下：

一、本书第四章、第五章中的官年数据皆取自朱卷履历，主要利用顾廷龙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和李德龙、董玥主编的《未刊清代朱卷集成》（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亦收入少量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中确为朱卷履历者[4]，兼取其他经眼的朱卷履历。对于其他集中记录官年的文献类别，暂不列入本书数据采集和统计的范围[5]，以待来者。

二、主要官年资料使用简称，如《清代朱卷集成》简称《集成》，《未刊清代朱卷集成》简称《未刊》，《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简称《家传》。《集成》《未刊》《家传》后边括号内数字为册数及页数，如《集成》（4-99），指人物生年信息见《清代朱卷集成》第4册第99页；《未刊》（2-193、376），指人物生年信息分见《未刊清代朱卷集成》第2册第193页和第376页。

三、一人有不同科份朱卷时，人名后标以“另见”。

四、第四章、第五章人名顺序按不同科第先后排列，依次为会试、乡试、贡卷三部分；每类中又以科举年份归类，乡试与贡生试中又先标举其应试地，后次以科举年份；在每一小类中，又以官年先后为序，官年相同者以《集成》《未刊》册数先后为序。

五、殿试（包括朝考）履历不列入统计数据，但由于皆属于试卷履历，故在论述官年相关问题时会偶尔涉及之。[6]

六、本书涉及大量古代纪年，为省篇幅，仅于部分干支纪年和年号纪年后括注公元年。

七、本书征引文献对文题过长者稍作节略。

本书使用的“朱卷”一词，非指由誊录所的誊录生用朱笔抄写的朱卷（该朱卷无履历），而主要指中式考生为了纪念或炫耀，于试后自刊的考卷[7]，其格式一般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履历及家族谱系、师承，第二部分为科份页，载本科种类（乡、会、贡等）及年份、自己中式名次、主考官姓名及官阶、批语，第三部分为试卷的内容（头场首篇及试帖诗依惯例必刻，其他多少则凭己意），虽以朱卷称之，然实系墨印。但又与当时考试时的原始墨卷有别：一是所刻文章较原始墨卷有所修润，二是所刻履历远较考场墨卷详细，不仅多出师门部分，而且家族谱系内容大大增加。[8]

还有其他形式的非举子自刻朱卷，有时是“主考在闱中，已将中式者之三场文字择尤发刻，印以朱色，而汇成一卷，名曰闱墨，亦曰朱卷”[9]；有时是同房中式举子的朱卷汇刻（编者往往难以究明），如《康熙癸未科易三房会试同门朱卷》《康熙丁酉科顺天乡试春秋二房同门朱卷》等，其中副榜、堂备、誊录、荐卷者的履历及试卷亦有收入。此类朱卷汇刻，其履历较举子自刻者简略，多不涉及家族及师承，而且诸人履历集中刻于卷首，所选取的试卷篇目也较举子自刻的朱卷为少。

这些朱卷，当然都后于考场原始墨卷，那么其个人履历部分的生年，是否会如同年齿录那样有所修改，甚至改回实年？如果是这样，无疑会对本书的官年数据构成挑战。不过，就当时乡、会试制度和自刻朱卷风俗来看，这种现象罕见。以贡监生的乡试为例，“应本省乡试，由地方官申送学政录科；应顺天乡试，由本籍地方官申送国子监考到录科。均取具族、邻甘结，加具印结，备造籍贯、年貌、三代清册，分晰官民字号……”[10]而且所有乡试考生中式发榜的同时，书吏又要誊写《题名录》，不仅“将三场题目一并开录，并于各姓名下注明年岁”[11]，除进呈御览外，还要以备磨勘。会试程序与此相仿。举子自刻朱卷多在得知中式后不久即进行，实无任何动机去冒这种更改官册生年的风险。笔者翻阅过的上万份朱卷中，仅发现林丙修一人的朱卷例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种《光绪甲午恩科会试第六房同门朱卷》，均收林氏朱卷，索书号为110217的一种（题作《会试乡试朱卷》，收录部分光绪甲午恩科、癸巳恩科、乙酉科朱卷），载林氏“咸丰乙卯年七月十八日吉时生”；索书号为110218的一种，则载其“咸丰丙辰年七月十八日吉时生”，两者有一年之差。但此极可能因换算失误所致，因为原始墨卷中不书皇帝年号与干支，仅书“年若干岁”，换算时便易产生偏差；况且也可能是刊刻讹误。总之，此一例外，并不影响本书分析朱卷整体数据的稳定性。

由于清代科举文人实年文献来源不一，歧异比比皆是，即使来源相同，甚至是本人自述，有时亦会出现自相矛盾。本书力求将研究结论建立在严谨的科学性之上，故于实年文献择取求严，特拟说明如下：

一、本书的实年数据力求材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即以本人自述如日记、自订年谱、诗文集等（官方履历、同年齿录等官年材料除外）优先，次之以亲友记述（如酬唱及庆吊诗文、讣告、家传、行状、墓志铭、家谱、亲友所编年谱、诗社齿录等），次之以正史、地方志及乡贤所编地方人物志，次之以其他文献。文献来源相同然自相矛盾时，则综合推理，谨慎判断。

二、诸工具书中所载清代人物生卒年，未获原始文献勘证者，概不作为实年数据。如高鑅泉《锡山历朝名人著述书目考》，朱彭寿《皇清纪年五表》《皇清人物通检》《皇清人物考略》，陈乃乾《清代碑传文通检》，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以及其他各种《疑年录》、人物传记辞典等。

三、凡仅能推算其大致实际生年而不能准确考知在何年者，不列入统计数据。如嘉庆松江举人李钟潢，同治《上海县志》卷二〇载其“充道光己亥滇闱同考官，委运京铜，亲往易安厂采铜，触瘴遽卒，年五十一”。我们只知道他可能卒于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或其后不久，但无法凿实，不列入统计数据。傅增湘胞兄（非孪生）傅增濬，傅增湘《藏园遗稿》（1962年油印线装本）卷二《仲兄学渊先生家传》、王式通《吏部文选司主事傅君墓志铭》均云其殁于宣统元年（1909），时年38岁，逆推当生于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如此则与傅增湘生于同年，显然有误，当略早于该年，然未能断定其到底生于何年，不列入数据。傅增湘长兄傅增淯的年龄，在其《澄怀堂日记》中有两处记载，一是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六日附记履历“傅增淯，现年三十八岁”，一是民国七年九月十一日：“三弟来电话属书履历送部，当检昔年底稿未得，因缮一简明者送去。……傅增淯，现年五十三岁。”官方履历年龄虽不会大于实年，但不一定即是实年，亦不据此逆推生年。另外，前人计年往往爱用“届”“近”等不确定之词汇，本书概不作为推算年龄之依据，如曹棨卒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同治《上海县志》本传云其“年近七十卒于任”，因无法据此推出准确年份，不列入统计数据。

四、前人计年常见未满整年而约之以整年的现象，本书凡此皆不以之为推算实年根据，必得其他确凿证据，始列入统计数据。如邓邦述《群碧楼诗钞》卷二《己未元旦》“五十称翁宜未可”，“五十”系约数（此年其实际五十二岁），不宜为据，而应据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卷四《七戊篇戊辰元日作》“我生值戊辰，忽忽六十一”，断其生于同治七年戊辰（1868），列入统计数据。再如顾瑗《西征集》卷一辛丑正月作有《次韵和高子衡观察静中吟》：“三十年来悔已迟。”《宿孟县次韵和闰枝同年题壁诗》：“愧我茫茫三十秋。”如据此（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逆推，似生于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然此皆约指，不可依据，顾璜《顾渔溪先生遗集》卷四《显考殿卿府君行述》：“己卯年，先继祖妣谢世，方挈眷赴都，不孝瓛年始十五，不孝瑷与不孝珽才十龄。”光绪五年己卯（1879）时顾瑷十岁，由此逆推，可知顾瑷实生于同治九年庚午（1870）。

五、古人计龄，例用虚岁，然未可一以概之。如赵增瑀《鹅山文稿》卷首高僖敬《鹅山先生传》：“君以同治癸亥年九月十五日生，今七十矣。”传作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四月初一，此处是按实岁计年无疑。有时本人自记，亦虚实相混。如熊希龄，《双清集》中有《癸亥六月二十五日为余五十五生辰，香儿适于是日赴美留学，余题此诗以赠其行，余与尔母日衰一日，切盼儿学成早日归来，免余悬望也》诗，由民国十二年（1923）按虚岁逆推，其当生于同治八年己巳（1869）六月二十五日；然集中又有《百字令·五七生辰感叹》词序：“丙寅六月二十五日，为余五七生辰。”由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按虚岁逆推，其又当生于同治九年庚午（1870）六月二十五日。《金缕曲·己巳六月六十生日自寿》，由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按虚岁逆推，亦可证其生于同治九年（1870）六月。叶景揆为熊希龄所作《凤凰熊君秉三家传》结合朱卷、齿录、遗稿、家谱等，综合得出熊“生于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故《癸亥六月二十五日为余五十五生辰……》当系按实岁（实岁不等于实年）计年。本书推算实年，遵照通例以虚岁计之；逢有确定以实岁计年处，辄加按语说明。对于按虚岁计虽有悖情理但证据不充分者，仍遵通例以虚岁推算，而以按语说明之。如杨履晋，官年为咸丰元年辛亥（1851）二月初七日生，实年据常赞春《山西献征》卷三《郡守杨康侯先生事略》，知卒于民国三年（1914），年六十三；如按虚岁，则当生于咸丰二年壬子（1852），违反官年不大于实年之常情，按实岁则与官年相同，较合情理；但由于尚无其他证据，此处仍按虚岁推算列入统计数据（毕竟有官年大于实年的特例），而于按语中说明其反常情况。

经此层层汰选，本书官年与实年俱可考知者，计1091人，其中195人存在一人多卷（贡生卷、乡试卷、会试卷）现象，因此本书所使用数据实际总计1294人次，以此相对庞大和稳定的数据为基础，希望可以得出较为客观和可靠的判断。固然假以时日，可以不断考补新的人物，但相信不致动摇本文的主要结论。故本书亦可安心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