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中的声影语境[1]

高峥（James Z.Gao，1985年出国留学，1948—2021）：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英国牛津大学和津巴布韦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中国和东亚近现代史，经济、文化史和影像研究。主要中英文著作包括：Meeting Technology’s Advance：Social Change in China and Zimbabwe in the Railway Age；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中译本：《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蝉变》）；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a（1800-1949）；以及研究论文等。曾获耶鲁大学葛瑞斯奖，美国社会人文基金短期研究奖、霍普金斯研究奖等。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筹备组成员（1986—1987）、中国留美历史学会首任会长（1987—1988）、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期刊Historian主编（1988）。

历史教学，需要创造一个充分吸引学生注意力、师生充分交流的声影语境。这个语境中的“影”，是教学中使用的视觉影像材料；但“声”，却不是声像材料的音响，而是课堂上学生们的笑声。衡量一堂课上得成不成功，我有两个标准。第一，看学生是否曾经大笑。笑，表明教学揭示了历史的生动和幽默，使学生入了戏，学习变得饶有兴味。第二，看学生是否狂记笔记。记笔记，说明他们并非一笑了之，而是觉得这节课有意义，值得回味（当然还有应付考试的需要）。记得我在从事非洲史研究时，教授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第一节课上我放映了自己踏入沙漠的幻灯片。照片中远处是一辆孤独的小汽车，由远至近的，是我在沙漠上踩出的一串脚印。学生们看见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哄堂大笑。[2]我知道，这串脚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愿意和我一起，开始一段文化苦旅，去发掘非洲“遗失的城市”和文明。[3]若干年后，我转向教授中国和东亚历史，也保持了同一教学风格。在教授东亚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城市与边疆和中美关系的文化想象等课程时，我使用了大量的视觉影像材料，来挑战以往阅读文字、记忆文字和讲述文字的传统教学模式，让历史的画面感染、启迪学生，让视觉的细节为他们讲述更多的故事，让熟悉的和生疏的场景、平淡的和怪诞的形象刺激学生们的观感和认知，去发现历史的更多真相和意义。在今日声像技术高度发展的形势下，这种历史教学的方法和声影语境，是否能够使教学达到理想的效果？本文拟将自己的部分教学实践简述如下，来与大家进行讨论。

旋转的地图：跨国史的视界

中国学者传统的治史方法，讲究“左图右史”[4]，即所谓“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5]强调“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与图文互证”。[6]这种学习方法，把形象思维和理性探讨结合起来了。这里说的图，包括了地图和其他图像。我在教学中强调：“地图带有重大的地理和历史信息，使学者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和远古遥疆的人们对话。”[7]我在东亚文明史课堂上首先展示的是一幅世界暗射地图。在没有地名标记的地图上，我给不同地区标上数字，然后问学生：“几号地区是东亚？”同学们齐声回答：“1号。”我接口道，“对了，东亚第一！”（Yes, East Asia is number one！）笑声过后，我讲解道，论其久远而连绵不断的历史，论其廉价却又训练有素的劳工，论其迅速崛起傲视全球的经济奇迹，论其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来往的密度、金融流动和人员往来的频繁度，东亚当然是世界第一。说到这儿，学生转笑为思。

我展示的第二张地图是东亚地图。看到它，同学们又笑了，他们说地图挂反了。但是，我告诉他们，这是有意为之。以正常的视角看，日本海和黄海把中日韩隔开，形成了三个国家和三个不同的研究对象。但如果我们把地图右旋90°看，那片海洋便成了东亚的内湖。众所周知，埃及、希腊和罗马等环地中海国家形成了地中海文化圈。地中海文化成为文明研究的一个统一课题。现在，这个右旋90°的东亚地图提示我们，以一衣带水相隔的中日韩三国，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东亚文化圈。在东亚文化圈中，人群、商品、资本、技术、知识和思想的跨国流动，如江海之潮，络绎不绝；文化的交流、渗透、影响和变异，从未停息。在我的课上，中日韩三国的历史要放在一起审视、研究和理解。这种教学和讨论，既符合东亚文化特质的要求，也与跨国史研究（transnational history）的新方向相契合。[8]

美国大学已有和常用的东亚历史教材，从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等的早期的权威著作，到多次再版的罗兹·墨菲（Rhoads Murphy）和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等的东亚史，再到近年来为美国大学广为采用、强调考察社会史文化史的伊沛霞（Patricia B.Ebrey）等的新著，[9]在叙述结构上一直没有改变，即秉承国别史的框架，各章讲各国，犹如一锅煮了几个土豆块，彼此并无有机的关联。而我讲授近现代东亚文明一课时，希望做的就是打破国别史的固有逻辑，呈现中日韩三国历史中看似不同的发展、建制和事件的共时性（synchrony）。譬如，我把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到日本的佩里使团（Perry Mission）放在一节课里讲，把中国的士农工商社会和日本武士（Samurai）及朝鲜的两班（Yangban）为尊的社会等级制度放在一节课里讲。我把基督教在中、日、韩的传播及不同传播方式也放在一起讲，一节课讲利玛窦在中国的由上而下的传教模式，与耶稣会在日本的由下而上的传教模式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再讨论朝鲜学者在中国受洗、回国后把创立和推广朝鲜民族文字与传播基督教结合的模式。在另一节课上，讲三国传教士如何受到美国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的影响，不仅“关切灵魂的得救，也关心世俗的痛苦和困难”，以求“社会与个人的共同救赎”，从而将传教活动的目标更多转向教育、慈善和服务活动。[10]这种教学法，会打乱学生每周阅读的教科书章节，但他们觉得，自己对东亚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却更加明晰和系统了。

在讲述中日关系时，我认为，不仅要揭露和谴责日本两次对华战争中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罪行，还要强调中日之间除近代战争外更长期和更深沉的文化交集。日本立国，以长期全面学习和模仿中国文化为发端，又在近代续之以强烈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脱亚入欧”为圭臬。在西学东渐之时，日本对西学的吸收、诠释和辐射，对中国的改革、革命和学术影响极大。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先从日本，后从俄国知晓马克思主义。[11]日本的文字源于中国汉字，但经过一些变形变意，成为不同文字。19世纪末，一些日文的词语，用来翻译和表达西方的思想和概念，比中文更加贴切（如science中文译为格致，日文译为科学）。虽然当年梁启超先生采用大量日文翻译介绍西方理论时，受到保守派文人的痛斥和攻击，但是东亚文化圈文化思想共享，最终是不可阻挡的。我用幻灯片展示几十个此类文字，如政治、经济、革命、资本、电话和小说等，告诉学生，今日中国三五千个常用词语中，有五百个以上借自日本。[12]而这些文字，日后极为自然地成为标准的汉语语汇，不复为今天的中国大众视为外来语。

在东亚跨国史的教学中可以举出无数个中、日、韩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例子。一部《白蛇传》，便有上百个大同小异的中日韩版本。[13]这恰是东亚文化圈里的寻常而又闪光之处。在讨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我邀请东亚语言系的教授为学生讲解鲁迅著作在韩国和日本读者中的影响，[14]使学生们感觉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的。从旋转的地图上我们看到，在东亚文化圈里，一切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事件背后都有生动活泼的文化故事。东亚跨国史中，文化是其重要的主题，因为没有历史，文化就没有根，而没有文化，历史就没有果。

旋转地图，是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也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英语中地图（map）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Mappa mundi”，意为“把世界绘在布上”[15]。但是，中世纪的欧洲人从耶路撒冷是世界中心的观点出发绘制地图，欧、亚、非大陆的位置被任意倒置。直到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地图，才使世界旋转归位。中国人看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是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见图1），这个地图也有人为的错误旋转。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试制了枫树木刻印刷版的《坤舆万国全图》，继而求问于中国印刷业中心杭州和其他地方的印书局，均未获得出版的机会。1601年他来到北京，在中国地理学家李之藻的帮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为了迎合皇帝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利玛窦将“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向东旋转至奥特柳斯系统的东经180°，使中国出现在世界地图的中间部位”[16]（讲到这里学生们笑了），此举果然使万历皇帝龙心大悦。在皇室的支持下，《坤舆万国全图》印刷了数百份。一般认为，1584年至1609年，利玛窦印发了六个版本的《坤舆万国全图》，其中1602年版的三份副本分别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看这些号称1602年制作的地图，它们把中国标记为清帝国，黄海标记为大清海。这暴露了它们绘制于1644年之后。[17]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讹传的副本又有特别的价值。它们表明“利玛窦地图”不止一次登陆欧洲，从而成为1644年后中欧地理知识持续交流的明显物证。

指出地图上的错误，旨在引导学生了解传统的“透明地图”模式的缺欠。这一模式把地图简单视为“中立的纯粹的信息来源”“客观事实的载体”，辩称“地图如同知识，是仅仅承载非个人化的、客观的、外部的知识”。[18]我希望学生们了解另一个阅读地图的“模式”，我称之为“历史地图”模式，[19]即把地图视为一个历史文件，一种不透明的视觉折射，确认每幅地图都有观点，有立场，都“传达知识，并利用地图符号的高效率，含蓄地强化社会的和政治的秩序”。[20]讲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时，我会在课堂上展示不同的世界地图——自然地理地图、国别地图、经济发展地图、环境生态地图和领土争端地图等。这些地图所表达的主权观念、经济秩序和持续发展意识都值得课堂讨论。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是NASA的夜间地图。NASA卫星拍摄的夜间灯光分布世界地图，本意在于解读人口分布和城市化水平的指数，然而新近的研究，发现了夜间灯光和各地IT网络、信息化程度以及全球化直接关联（见图2）。[21]在这张地图上，学生们可以看到中国沿海和东北亚的强烈的光亮。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崛起的灯光，世界必将黯淡许多！”（The world will spark less！）。（学生在笑声中下课）

解读视觉形象：寻求新的历史发现

在历史教学或表述中，运用图片和其他视觉材料，并非自今日起，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也都配有一些插图。[22]但是，常见的问题是，图片和其他视觉材料只被用来作图解和支持文字的历史。实际上，视觉材料是独立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资料，无论史学研究或课堂教学，都应该深入解读视觉形象材料，发现其明示的和背后的更多的历史事实。

讲授近现代中国史，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对此美国学者有过各种研究，有的将其成功归结为中国的“农民民族主义”，有的强调共产党的“社会改革运动”（包括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还有不少著作认为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出色的组织和宣传能力。[23]这些观点都值得在教学中介绍和讨论，而我在教学中，使用了中国摄影家沙飞在抗战时期的一组作品，帮助学生知晓不同的群众动员的实例。现举数例说明。

图3是沙飞拍摄并正式发表的1939年8月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动员大会会场的照片。照片上，现场的人群紧握拳头，振臂高呼，气氛激昂，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不过，由于照片前景较小，舞台上曝光不足，我们看不清会场的标语，也看不清舞台上的情况。图4是沙飞当时对同一场景拍摄的另一张照片，其取景和曝光不同，未曾公开发表。[24]它展示的现场气氛不如图3热烈，但可以让我们看清，舞台两侧的标语是“拥护蒋委员长，将抗战进行到底！”横幅是“抗日精神动员大会”，而舞台中心则是巨幅的蒋介石肖像。这一场景，包括拥蒋的口号、蒋的戎装肖像和“精神动员”的词语（而不是共产党常用的“思想动员”的提法），[25]这些在图4中显示的细节都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史实。

另一张照片曾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照片的主角是一个报名参加八路军的地主董环（见图5）。边区的征兵非常成功。但在蒋管区，国民党的表现却很差，因而征兵形势也截然不同。在那里，地主花钱雇人代为当兵，穷人被强制抓壮丁。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人不难预见双方抗日力量发展的差距。

（沙飞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还有一张照片引起了学生的特别兴趣。它的前景是几个大辫子姑娘的背影和侧影（见图6）。她们的眼光投向远方开会的人群，她们身边的树上贴着标语：“好男儿武装上前线！”可以想象，远处召开的正是乡村征兵大会。姑娘们急切关心的是，她们心仪的小伙子是否会光荣入伍。抗战时期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歌曲提到了母亲，提到了妻子，但没有提到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须知边区的征兵年龄是16岁，大多的入伍新兵还处在情感懵懂的年纪。但是，男儿心事浓似酒，少女情怀总是诗。“好男儿武装上前线”的口号恰好有一种浪漫的豪情。小伙子当不当兵，是村里姑娘判定他是不是好男儿的标准。而对这些小伙子来说，他们在姑娘们心中的形象，姑娘们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比母亲的嘱咐更有力。不同年龄段的中国妇女，对革命动员都有重要的贡献。图7显示，沙飞的抗战摄影作品在农村巡回展览，首先需要大娘们把照片缝到被单上，然后撑着竹竿在街上展示。因此，农村大娘们是抗战摄影的第一批观众，也是第一批宣传员。当男人上了战场，妇女就是农村革命的实际执行者——从贯彻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保障，到早期的温和土改，中国的农村妇女都是主要的力量。要让学生们从这些照片中看到：中国的农村妇女参与了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农村。

与抗战动员有关的另一张照片，反映一组参加了反战同盟的日军俘虏在表演剑术（见图8）。我觉得，这一画面比正面表现八路军优待日军俘虏或上级领导接见俘虏的照片更为深刻。在日本的传统文化里，剑术不仅是格斗之术和杀人之术，也是一种精神仪式。它表现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帝国军人的勇敢和忠诚。让参加了反战同盟的日军俘虏在八路军的军营里表演剑术，意味深长。它不仅表现了八路军对安全保障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人们从中读到：在日军战俘的新战壕里，有一种勇敢，叫作反战；有一种忠诚，叫作打倒法西斯。在课堂上，做了这样的文化背景的分析之后，学生就能真正地理解这张照片和这段历史了。

《沙飞纪念集》，第52页）

美国大学本科生教科书的主要内容，是提供基本的历史知识，阐述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是学术范式的变化和史学前沿研究的成果，也影响着教案的设计。比如，当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中国研究向文化变迁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层面倾斜，就增添了中国史教学的新内容。李欧梵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起始，曾使用一些商业广告来讨论中国印刷文化中的现代性建构。[26]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画匠用中国女子做广告模特，模特的形象不断演变：从早期矜持的中国古典美人，变为新潮服装包装的城市姑娘，再变为西方式的半裸性感形象，体现了西方文化和审美观的一步步影响和渗透。但是，即便是在上海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印刷文化和消费文化还有另外一种发展路径。为此，我用了上海大白兔奶糖的广告和糖纸，讲述这个故事（见图9）。早期的中国广告，都是中国的模特为外国的洋烟洋酒做广告，而大白兔糖广告，却表现了从三四十年代起，中国开始用西方模特或西方形象为中国商品做广告，这是中国商界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变化。

1943年，中国糖果商人冯伯镛在伦敦品尝了英国奶糖，决定回到上海仿制。在这个广告上，有一个不中不西的名字“爱皮西”，是他的厂名ABC的谐音。大白兔奶糖就从这个洋泾浜英文开始了“从西到中”的演变。冯伯镛受了英国奶糖的启发，给自己的工厂起了个英文名字ABC（爱皮西），糖纸上印了最时髦的好莱坞米老鼠形象（见图10）。但是爱皮西的奶糖配方，却是由中国技师刘义清按照中西结合的口味配制的。十年之内，这个生产和营销策略，使大白兔奶糖从中产阶级的嗜好变为普通人的偏爱。1956年，ABC糖果厂改名为爱民糖果厂。为了弃用米老鼠形象，塑造一个中国大白兔的形象，爱民糖果厂求助了许多专业美术师，最后采取了一个爱好美术的学徒工王纯言的设计。而这款设计立刻得到上海老百姓的喜爱（见图11）。之后，大白兔奶糖的配方又进行了调整，使奶糖味道更加纯正，更适合中国大众的口味。在1959—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牛奶供应紧张，上海市面上传言“七粒大白兔奶糖能泡一杯牛奶”，结果引起了市场哄抢。从此，大白兔奶糖的畅销地位不可动摇。

（“米老鼠变身大白兔”，https：//news.163.com/18/0922/09/DSA2D09000-0187UE.html，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9日）

在特殊的年代，大白兔曾被大红兔取代（见图12）。可是大众消费习惯和品牌效益，使得这个新产品行之不远，大红兔也终于下架停产。大白兔奶糖的故事延续不断。1972年，中国外交部得知尼克松访华的美国代表团迷上了大白兔奶糖，便把十斤大白兔奶糖送到机场，让每个美国客人都兴高采烈地抱着国际关系史上最不寻常的外交礼物——糖果，回到了家中。[27]2020年9月21日晚，正在上海考察的李克强总理来到上海南京东路泰康食品店，花20元人民币购买了两袋大白兔奶糖。官方网站播出这段影像，网友热评称：“这是最强直播带货。”[28]有关大白兔奶糖的故事和图片很多，教师可以从印刷史、消费史以及民间外交史的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讲述。

（“周恩来赠送尼克松大白兔奶糖”，http：//history.sina.com.cn/bk/wgs/2014-01-19/211480167.shtml，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9日）

（“怀念大白兔原当家”，https：//kknews.cc/food/rqee24.html，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9日）

解构视觉材料：进行话语分析

语言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被一些学者们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29]话语分析，不同于对文字资料进行的文本分析，而是剖析文字形成的语境和话语、对话的对象、动机和效果。我新近所设计和教授的“中美关系中的文化想象”课程，除历史系的学生外，政治系、美国研究和美术史系也有学生来选修。这门课旨在讨论中美两国的国家形象和民众形象是如何建立、阐释、展示和被记忆的，从而讨论其如何反映和影响了中美关系，特别是民间外交（public diplomacy）。

讲述中美关系史，有大量可以挖掘的视觉材料，也自然会遇到一些敏感的问题。但是，以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世界和平稳定为目的，对一些视觉材料进行客观的学术分析，还是有必要的。近年来，美国媒体上有许多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图像，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选择了几张图片供课堂教学讨论。中美经贸摩擦之初，美国媒体的不少漫画，表现出忧虑和警示的观点。如图13，中美两国同在全球化的经济整合的大船上，相互炮击，不仅损毁了货物，而且也必将伤及自身。

但是，也有一些貌似公允的图片，如《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发展历史》，传递着错误的信息。图中表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逐年迅速增长，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4.7万亿美元。而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即从1987年到2017年），中国国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了26倍。这里，课堂讨论的关键不是文本分析，不是考查其统计数字的准确性，而是要对画面的形象关系进行解读。我在教学中曾经论及，在视觉对话中，画面上同时出现的两个形象，不是简单的平行关联，而是表达了作者设计的相互关系。[30]这张图暗指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和中国国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用同步对比的形象暗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形成，是由于中国国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造成的。或者说，中国人的好日子，使美国付出了代价，遭受了损失。这张图片的社会效果，会使一般的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敌意。它完全掩盖了在过去四十年的中美贸易发展中，中美两国互利双赢的事实。在课堂上讨论这张图，需要介绍各方面的数据和事实，引导学生认识到，一方面，改革开放年代，美国的对华投资、技术转让和贸易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税收减免、市场开放和廉价成本，美国的投资者和商人也收益颇丰。而且，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日常商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福音。

（“China and US Trade Wars”，https：//yorbing.com/7028-21，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9日）

另有一些描绘中美经贸摩擦的漫画，更显示了令人担心的倾向。比如在图14中，中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破坏了中美贸易的桥梁。双方进出口的货物，诸如中国的轮胎和美国的鸡，统统都被扔下了悬崖。我的课堂讨论的问题不是判定贸易战的责任，而是分析中美两国的形象设计。在这个图中，代表美国的是汤姆大叔的形象：严肃，威严，正义。对此人们记忆犹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汤姆大叔的形象广泛出现在美国街头海报和大众媒体中，极大地动员了美国人民参军参战。但是，代表中国的却是留着长辫子、长指甲、山羊胡子的清代巫医傅满洲。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以降的90年里，西方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和少儿连环画中频频出现这个诡诈、恶毒、肮脏的傅满洲。他曾经是西方人心中的华人形象，是西方人蔑视、仇恨和恐惧的“黄祸”化身！在这张图里，用臭名昭著的傅满洲的形象代表今日的中国人，不是依然用种族主义手法来歪曲丑化中华民族吗？不是把今日的中美经贸摩擦，描绘成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吗？这就使人联想到某些人的言论，把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说成是“文明的冲突”，并且宣称，即便当年苏美之间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也只是白人之间的兄弟之争，而对华竞争却是不可调和的种族之争。很明显，种族主义思维比冷战思维更加危险。历史证明，视觉文化对于蓝领劳工及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影响更大。正如我在讲授1882年的《排华法案》时指出的，正是以种族主义为底色的民粹主义泛起，大量的媒体漫画为之造势助威，由此形成反华浪潮，涂抹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沉重一页。从课堂讨论和学生作业的反馈看，虽然同学们对贸易战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对种族主义形象的批判，已经形成了共识。

（“new report weighs Pros, cons of U.S.-China BIT”，Https：//bilaterals.org/？new-report-weighs-pros-cns-of-us=＆lang=en，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9日）

结论

在理想的历史教学的声影语境里，学生的笑声，促进了教与学的良性反应，使学习变得投入和愉悦。在我的课堂上，笑声是学生探求历史的切入口，影视材料是学习历史的新路径。影视材料教学要求更细致的观察，更深入的分析，以及更广泛的相关研究。最重要的是，它将不再是传统教学方法的简单补充，而会逐渐成为主要的教学实践。这是当今IT技术和视觉文化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法和维度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所决定的。[31]我们生活的时代，是视觉形象爆炸的时代。我们终日被视觉形象所包围所冲击：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电子信息、广告、宣传画、海报、年历片、生日卡、卡通读物、新闻照片和旅游照片，一哄而上，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外部信息，影响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记忆世界。人们的世界观，包括对于生命、生活、环境、世界、他人和异族的了解和态度，都受到视觉形象的影响。当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理解和记忆，随同发黄的新闻纸一起被书库里的灰尘掩埋，许多人依然记得那三张照片：西贡僧侣自焚、街头枪杀越共成员、凝固汽油弹下逃生的女孩。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人们对历史的视觉感受更为直接，视觉记忆更为持久。因此，在史学研究中，必须重视视觉资料，在历史教学中，必须重视视觉对话，以培养学生们对视觉形象的视读能力（digital literacy）。

在历史教学中使用视觉材料，绝不是“看图识字”式的演示，而是一个复杂的跨学科教学实践。首先教师要对浩如烟海的视觉材料仔细研究和挑选，挑选的结果取决于教师的观点和历史感。接下来，教学中不仅要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也要借用形象研究（image studies）的理论来解构、讲解、释疑和组织讨论。我的体会，对一个视觉图片，在课堂上需要进行三个层面的解构。[32]第一个层面是形象（image）。电影、录像、照片和漫画中的形象，都不是现实事物的简单复制。它们可能记录但也可能篡改历史，因此都需要解码和解读。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形象并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受，而是经由人们的知识、经验、信仰和成见翻译而成的“心灵的产物”。在导论课上，我曾用1983年被击落的韩航007号客机为例，解释视觉感受和形象识别的区别。当时，人们在空中清楚看到的是一架民航客机，但是，苏联空军的形象认定，却是一架间谍飞行器。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布丁（K.E.Boulding）所说，“国家对某一形势的反应，并非针对客观的事实，而是针对它们认知的形象”。[33]而这一形象则是出于多种认知，从经验、记忆、传统和语言中汲取了情感上的元素，形成的一种整合的观点。

第二个层面是象征（symbol）。众所周知，象征物代表了自身以外的事物、行为和想法。比如被咬掉一口的苹果的图像，可以是一个商标，代表一个公司，甚至是信息技术的象征，但是，它绝不是苹果的象征（笑声）。面对视觉形象，要想到看到的也许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另外一个事物或概念。识别象征性的形象，是感悟历史隐喻的关键。

第三个层面是指向（index）。比如，一张照片上出现了烟，但是烟并无确定的形象意义，也不一定就是火的象征。烟可能预示山火，可能表现烧荒，也可能意味着战争。在指向的层面上，烟，只是提出问题，指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寻找真意。在课堂演示幻灯图像时，教师要和学生一起发问：“这图像是什么？说明什么？代表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些问题常常不是仅仅阅读照片便能够回答的，它们要求我们做指向性的研究。例如沙飞有一张照片，表现了1940年晋察冀边区村民摘取榆树叶的情景（见图15）。初看时，我不能理解：“摘树叶为何使村民们如此兴奋？这种兴奋何以能表现标题上写的‘度荒’？”（笑声）带着疑问，我查看了1940年的资料，发现那一年，特大的饥荒发生，无论军人和老百姓都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但是，晋察冀军区发出命令，严禁八路军的党政军人在驻地的村子里和村庄附近摘拾树叶。[34]这使饥荒的村子里有了一片叶子不少的榆树，给村民们带来一丝慰藉。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不仅能在这张照片里看到树和人，也能体会到饥荒时期的军民情。

在历史教学的课堂上，教师要让学生有“左图右史”的感觉。教师既向学生展示图，也向学生讲述自己在档案、文献以及相关研究中的发现。毫无疑问，视觉材料的解读与文字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互证互补，是一个必需而又富有成效的治史方法，也是一个学生们乐于接受的有效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