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坡的小说诗学:三个逻辑之争

逻辑是爱伦·坡小说中一个绕不开的现象,但又恰恰最易被视作“玄虚之术”而难登大雅之堂。事实上,坡不仅时常提及西方的重要科学家,更屡屡谈到西方自古以来的逻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如此等等——“逻辑”这个字眼在坡的笔下出现频率非常高,且自省式的逻辑理论思考亦随处可见。譬如坡在《我发现了》当中曾专门围绕人类逻辑的不可靠性进行了一番论述,指出“逻辑之外的其他一切科学均旨在揭示某种具体关系”——比方说数学总体而言乃是探究数字关系的科学,而逻辑“却是旨在揭示抽象关系的科学”;如此一来,当“其他科学”的“公理”都能够借助某种不言而喻的具体关系得以实证之际,“逻辑公理(logical axiom)却只能依赖于“关系的显而易见” ( obviousness of relation)。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种抽象的“显而易见”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会随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1。既然“逻辑公理”是存在变化的,那么诸多建立在上述“逻辑公理”之上的所谓“真理”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正因为如此,坡虽然在其小说当中常常突出分析理性的强大功效,但他同时也十分重视“感性”“悟性”和“诗性”等直觉判断机制。在《被盗的信》中,杜宾之所以比巴黎警署的办案人员更加高明,乃是在于他与其影子形象D部长一样,既是一位“数学家”,也是一位“诗人”。这种融理性与感性/非理性为一体的认识论在坡看来正是伟大科学家们做出突破性贡献的重要原因2,但却由此又引发了批评家们围绕“坡的逻辑”展开了诸多不乏争议的逻辑学探讨。鉴于此,笔者拟从“主题与效果”“逻辑与直觉”以及“‘名’与‘物’”等三个层面,对既有的逻辑之争加以厘清,并在此基础上对坡的逻辑诗学进行文学语义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