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爱伦·坡小说研究中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在于坡的作品是否具有寓意表征的自省意识,迄今大致存在四种代表性观念:(1)坡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者”只强调结构美学,而基本与“寓意”无缘1;(2)坡将朗费罗( Longfellow)等人的寓意表达斥为“说教式异端”,但颇具悖论的是,坡本人即是“严肃且颇具影响的说教诗人”2;(3)坡的小说的确有所寓,但却并非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是“歪打正着”的无意识体现3;(4)唯美主义作为“体裁观”主要适用于坡的诗歌创作,而坡的某些小说则在关注形式美学的同时不排斥“以隐蔽、精妙的方式传达道德寓意”4。第四种观念在笔者看来具有两个突出之处:一是确认坡的小说并不缺乏寓意;二是暗示坡的寓意表征具有隐性逻辑策略。遗憾的是,多数批评者只注意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一断裂意味着小说的故事层与寓意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被搁置,从而造成阐释上的过度相对主义。多样化的寓意发掘当然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但是读坡的小说却恰恰需要不时地绕过那一常规套路,到钟表的内部看看机芯、发条和齿轮,因为那正是小说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托多洛夫( Tzvetan Todorov)称其为“元文学故事” ( metaliterary tales)5。这是本书的缘起,也是笔者首次较为系统地将坡的小说创作(诗学)置于寓意发生的逻辑界面之上加以考察的尝试。

作为一种在国际学术界并不陌生的方法论6,“界面研究”注重在对两个原本看似疏离的现象层面(作为前提的“界”)加以“打通”;而要实现此“打通”,则必须有一个切入口——此即所谓的“面”。7 就本书来说,故事层与寓意层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界”,而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则是用以“打通”的“面”。这一点对于研究坡的小说而言至关重要;如霍夫曼所暗示,“坡是一个分裂的人。我们如果不顾及他的胡诌便无法理解他的天才,同样,我们如果不顾及他的天才也就无法理解他的胡诌”8。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坡的认知逻辑视为一种“元语” ( metalanguage)构造,凭借它可以弥合坡的小说在故事与寓意之间的逻辑断裂。伴随文学发生学批评方法的有效运用,当下批评界愈发关注坡的小说究竟传达了何种“寓意”。毋庸说,这一趋势业已因手稿发掘、版本考证以及阅读史调查而时常陷入相对主义的阐释困境。批评者们讨论的是“坡的寓意是什么”,而不是“坡如何传达寓意”,换言之,他们在研究爱伦·坡小说寓意的过程中常忽略一个事实,即坡并不仅仅着眼于“寓意”的具体内涵,而是更为热衷于设计寓意表征的逻辑路径;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将“这样的坡”称作现代艺术“最初的技术专家”9,而坡本人则更为辩证地强调逻辑表征与目标寓意之间的有机关联——“为了逻辑而逻辑”同样是不可取的10。

就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而论,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表现为批评者惯于将坡的逻辑机制仅仅与其推理叙事相联系,而一旦触及非推理类小说则忽略“逻辑”对于寓意表征的潜在作用。譬如厄舍屋的倒塌往往被视为哥特式恐怖的高潮节点,却从未有研究者追问那一“倒塌”的文类演进意义;事实上,通过研究厄舍屋倒塌背后的逻辑必然性,我们不仅可以深入洞察坡的创作意图,而且也能够将作品置于新媒介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探析哥特小说自身的文类革新与进化策略。又譬如“红死魔”的化装舞会若仅仅被当作瘟疫之灾的终极狂欢,则会极大地弱化其内在的仪式表达,更无从在人类学语义框架下审视欧洲中世纪以降直至维多利亚时代的化装舞会传统。鉴于此,本书拟将聚焦点从寻求静态的寓意本身转向故事层与寓意层之间的交互地带,通过对小说的逻辑表征及其认知理据进行考察,实现跨主题、跨文本乃至跨文类意义上的多重“打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书的八个章节:“坡的小说诗学:三个逻辑之争” “文学与控制论:基于坡的小说考察”“视差与表层阅读:从坡到齐泽克”“厄舍屋的倒塌:坡与‘德国风’”“‘游戏之外的事物’:坡与游戏”“催眠·电报·秘密写作:坡与新媒介”“‘红死魔’、化装舞会与文学仪式”以及“‘双重束缚理论’与坡的替身小说”。

将坡与逻辑加以并置考量的尝试历来都难免流于一种约定俗成的批评定势,即坡的逻辑经不起推敲抑或只是徒有其表的玄虚之术。然而,这种观念本身恰恰早已为坡本人所坦承,进而造成此类研究陷入客观上的冗余之说。事实上,坡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诗学的逻辑,倒不如说是逻辑的诗学,也即将逻辑当作诗学的表征模态,通过对正统逻辑加以戏仿而实现对诗学本质的突现。鉴于此,“坡的小说诗学:三个逻辑之争”拟聚焦于《创作的哲学》 ( “ 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 、《我发现了》 ( Eureka)以及《椭圆画像》 ( “ The Oval Portrait” )等几则直接或间接映射文学逻辑现象的作品,分别探讨坡的小说诗学中时常发生的“主题与效果之争”“逻辑与直觉之争”以及“‘名’( name)与‘物’( the thing named)之争” ,并在此基础上力图说明坡往往采取折中美学( aesthetic of eclecticism)11,模糊上述二元对立的边界,从而实现其小说诗学上的“因果循环”“逻辑直觉”以及鲍德里亚式的( Baudrillardian) “拟像先置” ,使它们成为坡的诗学“突现论” ( emergentism)赖以建构的核心组件。

无论是《创作的哲学》,抑或是《诗歌原理》,均显现出坡对文学创作系统的强烈操控意识;而与此同时,西方控制论( cybernetics)学者们又不乏神秘地偶或提及《被盗的信》 ( “ The Purloined Letter” )或是“梅伊策尔的自动象棋机” ( Maelzel’s Automaton Chess-Player) 。有趣的是,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控制论正凭借某种近乎“群体无意识”的认识论面相蛰伏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乃至于文学竟然在控制论专家眼中亦被视为“阐明机器逻辑的‘前控制论’方式”12。然而遗憾的是,既有的少量文学控制论研究几乎均以后现代小说为对象,且多聚焦于科技伦理抑或先锋诗学;更为突出的是,将文学控制论局限于诸多以现代控制论为潜在依据的后现代文学,不仅在内在逻辑上造成了批评冗余,也恰恰意味着在本体价值上忽略了文学控制论的审美普适性。在此语境下,坡的创作哲学因其相对于现代控制论的客观时距(尤其是它本身那不乏传奇色彩的诗学操控意识13)而更易成为文学控制论的批评原型。鉴于此,“文学与控制论:基于坡的小说考察”那一章节拟因循从拉康的“研讨会”到维纳( Norbert Wiener ) 的“自动机” ( automaton ) ,从卢曼( 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到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的“心灵生态学”( ecology of mind ) ,再从马图拉纳( Humberto Maturana )的“自创生”( autopoiesis)到海耶斯( N. Katherine Hayles)的“后人类”这一条控制论思想线索,以期重新考察坡的诗学操控策略,重点厘清“诗性直觉”/“机械理性”以及“情节偏离”/“整体效果”这两组辩证二元论各自所包含的对立统一。通过对坡的经典短篇小说作品进行诗学控制意义上的细读与分析,该章着重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文本话语系统中同样拥有控制论意义上的“反馈” ( feedback)与“稳态” (homeostasis)这两大核心逻辑;(2)文学审美操控(如坡的职业分裂人格所例释的那样)往往因其踟蹰在“无意识”的习惯认知与“有意识”的技术控制之间而陷入某种艺术悖论当中,但又恰恰因此而不乏“朴素地”映射了现代控制论自身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理论扬弃;(3)热力学第二定律基于“熵增”与“热寂”的“悲观目的论”使得文学控制论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借助艺术的拟真机制将“美”从维纳眼中那针对熵增所作的“局部的、暂时的抵抗”转化为莎士比亚在“第18首十四行诗”(Sonnet 18)当中所宣扬的“永恒的抵抗”。

坡的“诗学控制论”尤其体现在其所崇尚的“秘密写作” ( secret writing)策略当中,它强调通过“游戏之外的事物”对作为阐释策略的“侧目而视”进行认知规约;而这一内在循环回路得以发生的基础正在于坡的“表层逻辑”——如那封被藏匿于眼皮底下的“被盗的信”所示。基于以上认识,“视差与表层阅读:从坡到齐泽克”那一章重点关注了西方阅读史上围绕“深层”与“表层”模式历来存在的潜性或显性的理论争端。这一难以消解的二元对立使得现代文学阅读呈现出两大流派:以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深层阐释/怀疑阐释”( depth hermeneutic/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以苏珊·桑塔格、斯蒂芬·贝斯特( Stephen Best) 、伊芙·塞奇威克等为代表的“表层阅读” ( surface reading)。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齐泽克在其理论著述中构建的“视差” ( parallax view)学说客观上将爱伦·坡的“侧视”(作为一种文学认知理据)演绎为一种富于哲学批判精神的“斜视”策略,为当下方兴未艾的文学“表层阅读”实践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认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批评界在“深层”模式与“表层”模式之间构筑的壁垒。通过重新聚焦上述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辩证关联,该章着重指出:(1)文学阐释在“表层”与“深层”之间的二元对立就其本质来说理应被消解为“表层”结构自身所固有的内在否定;(2)坡与齐泽克在视觉认知上的“巧合”拥有其本质上的认识论之必然性,也即通过边缘化的视角对自然化的“表层”加以“侧/斜视”,使得文本内部原本沉默的罅隙、断裂与悖论现身;(3) “视差”理论指导下的文学“表层阅读”能够对潜在的庸俗表象批评实践加以反拨与修正,从而将传统阐释学的“深层”图式有效地融合到二维性的“表层”话语逻辑当中,使现代阅读的聚焦点回归黑格尔美学理念中那一由艺术赋予人类的独特“表面”。14

当下西方兴起的“表层阅读”趋向说到底乃是根植于坡在其小说世界中早已预设的那种针对“深层阐释”的规避。正如哥特文学中作为经典道具的“面纱”在酷儿理论家伊芙·塞奇威克那里意味着苏珊·桑塔格眼中的“艺术情色学” ( erotics of art) ,坡笔下的文本事件同样似“面纱”那般显现出不容忽视的表层逻辑。“厄舍屋的倒塌:坡与‘德国风’”即以坡的小说世界中最为经典的表层事件“厄舍屋的倒塌”为例,在文类进化的意义层面上重新审视坡对于小说创作美学的独到理解。在《厄舍屋的倒塌》 ( “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走过的一个多世纪的批评历程中,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澄清:那代表着“庸俗”哥特文化的“德国风” ( Germanism)何以进入坡所预设的“灵魂的恐怖”图式中? 以此为出发点,该章重点考察坡本人在各类零散文献中围绕“德国风”所阐发的辩证观念,尤其是当下德国浪漫主义在坡看来所遭遇的“特定历史情境”——“冲动精神为批判精神所包围”。这一对相互抵牾的进化“能量”为坡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文类发明找到了一位独特的见证人,麦克卢汉;其媒介学理念成为洞察“德国风”文类现象的天然视角:“德国风”一方面见证了机械哥特话语从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所经历的修辞性“外爆”( explosion) ,另一方面也在以内省式的戏仿姿态召唤哥特文类演化的“内爆” ( implosion)进程,而由此引发的美学坍缩又恰恰巧妙地通过厄舍屋的倒塌在字面及隐喻层面上同时产生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厄舍屋的倒塌还依赖于一个精巧的机关设置——“缺陷”不仅存在于“人”(基因病态)与“屋”(结构破损),还存在于批评界所忽略的最流于表层逻辑的“文”(文类抵牾),且“文”的颠覆性力量最为关键:伴随午夜风暴的“放电”奇观,借助吟诵“德国风”愚作(《疯癫之约》“ Mad Trist” )那一“语言学事件” ,叙述者无意之间施为的“疯狂仪式”使得厄舍的妹妹玛德琳( Madeline Usher)的破棺而出戏仿性地表征了哥特文类话语扩张的极致之境。这一不乏“电子化”的遥感进程从一个微观视角解释了麦克卢汉缘何将坡的文类发明视为电子媒介引入后而直接产生的文化影响,与此同时亦通过其所印证的“语言创造经验”那一鲍德里亚式的“拟真”逻辑,将玛德琳的死而复生演绎为一个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消解了距离的“超真实”(hyperreality),继而针对以叙述者为代表的“德国风”庸俗批判者们实施了一场生动的以“灵魂式恐怖”为主题的文学情感教育。

爱伦·坡小说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所富含的游戏元素,它们常见于情节、语言乃至创作哲学等诸多层面。坡之所以强调“游戏之外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它不仅贯彻了表层逻辑的二维空间布局(也即中心与边缘的偏正倒置),更突出了“秘密写作”赖以发生的独特语言规则——就此而言,坡的观念可谓预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基于此,“‘游戏之外的事物’:坡与游戏”那一章着眼于以荷兰著名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和法国社会学家罗杰·卡约( Roger Caillois)的游戏学说为理论观照,首先梳理整合坡在作品中尤为热衷描述的博弈游戏,分析它们围绕作者与(理想)读者所体现的叙事学模型;其次,聚焦于19世纪30年代曾在欧美引发广泛关注的“梅伊策尔的自动象棋机”,一方面探讨这一机械装置与坡的创作哲学之间发生的隐喻契合,另一方面就坡对此发明展开的科学解剖,分析其创作的“魔法揭秘”与坡/杜宾的博弈美学之间存在的有机关联;最后,立足于文学与哲学围绕“语言游戏”所产生的对话潜能,探求“游戏规则”对坡的文学创作施予的语义增殖功效。

坡生活的时代恰好处于电子通信革命的滥觞期,而他本人作为一名职业媒介工作者显然对19世纪初新媒介所历经的技术演进表现出高度敏锐的意识:从时下颇具影响的灵学( Spiritualism)研究界围绕“思想转移” ( thought transference) 、“思维电报” ( mental telegraphy)以及“心电感应” ( telepathy )等超心理学( parapsychology )实验,到以“生物磁力”( animal magnetism)为学理基础的医疗催眠( mesmerism),再到以摩尔斯电报( Morse Telegraph)为代表的通信技术革命,坡在其围绕小说文类革新所展开的诗学延拓进程中不断对新媒介的审美潜能加以发掘、转化和利用。以此为背景,“催眠·电报·秘密写作:坡与新媒介”那一章拟从“作为诗学的催眠”“电报通信与秘密写作”以及“新媒介、信息论与文化焦虑”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通过将坡的相关小说文本置于19世纪初新媒介的技术发生历史语境之中,审视坡的小说诗学如何与新媒介展开审美互动,以及那一互动所映射出的技术文化焦虑。催眠借助的是所谓的“生物磁力”,而这恰恰是前电报时代通信的朴素表达,其本质乃是在于以某种神秘方式使得通信双方实现信息的编码传输;莫尔斯电码是最为精确的技术隐喻,而同时代的坡显然不打算错过这一绝妙的机遇。只需读一读《金甲虫》 ( “ The Gold-Bug” ) ,即可领会坡缘何写出那篇看似充满原创性思考的技术论文《秘密写作刍议》 ( “ A Few Words on Secret Writing” )15。新媒介的出现对于文学艺术而言既提供了文类演进的机遇,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文学信息交往模式提出了挑战。那封“被盗的信”被草率地搁置在眼皮底下的书报架上,几乎被拦腰撕毁,却又反讽性地藏匿着让众人趋之若鹜的“宝贵”信息。在电子媒介入侵文化领域的时代,坡似乎业已凭借自己的敏锐感知预示了信息储存及流通方式的革命性变迁。借助某种不乏戏谑的情节设置,那封“被盗的信”倒不只是为杜宾的刑侦天赋准备了一份来自巴黎警署的巨额赏金,更凸显了以信息共享为特质的媒介技术革命如何使得传统媒介沦为一种弃之不舍、留之不见的文化焦虑符号。

众所周知,2016年的世界文坛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儿” ,那就是美国著名民谣音乐家鲍勃·迪伦( Bob Dylan)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在许多学者当中引发了关于文学边界的争议。事实上,那一争议乃是基于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学本质的片面把握所致,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亦无法让矛盾缓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迪伦诗歌的音乐呈现方式上找到文学口头传统的原初仪式性。可以说,迪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与其说是在于“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创造了新的诗性的表达”16,不如说是在于他为悠久的书面诗歌传统找回了更为古老的口头文学的仪式性表达。有趣的是,迪伦对坡十分欣赏,不仅背诵他的诗歌,还时常为之谱曲;而两者更是拥有某种精神气质上的同构性,特别是在仪式感的体现上几乎成了二人在各自领域共同分享的艺术生存之道。围绕上述现象,本书的第七章“‘红死魔’、化装舞会与文学仪式”特别以《红死魔化装舞会》 ( “ 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为例,深入分析坡在该小说中如何同样呈现其独特的仪式属性,以及那一属性与坡的小说诗学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红死魔化装舞会》在哥特文类批评语境下往往被视为一则瘟疫恐怖之作,而在元语诗学批评语境下则显著淡化小说的狂欢主题;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将狂欢与恐怖纳入同一语义阐释框架之下,使得故事世界中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合理化。鉴于此,该章拟从小说中最为表层的仪式现象——化装舞会——入手,首先分析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文化面相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借助人类学围绕仪式所提出的相关理论对小说中的化装舞会做出仪式化解读。一方面,说明“去仪式化”批评可能引发的问题与阐述不足,另一方面,突出文本中的仪式属性对于情节建构的核心意义。其次,该章尝试在文学发生学意义上重点考察1842年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亲自策划的大型化装舞会,以及此前的“热身”事件——1839年由埃格林顿伯爵( Earl of Eglinton)全权负责的露天化装舞会大赛;在此基础上探析《红死魔化装舞会》如何对上述化装舞会做出讽喻性的文学再现,特别是英国议会制改革及“宪章运动”的历史语境对“红死魔”阶级内涵的唤醒。最后,该章着重聚焦于小说中的“红死” ( red death)意象之缘起,并为此对故事中的城堡式教堂与同样不乏历史传奇的著名建筑“伦敦塔” ( Tower of London)进行类比性关联,从创作逻辑上说明文学想象如何有可能作为一种独特的仪式化言语行为成为对历史真实的神谕式观照。

正如上述各章节所意在暗示的,阅读坡的小说往往必须关注“秘密写作”那一独特概念。但是,同样如坡本人在《秘密写作刍议》中所强调的那样,“秘密”之所以留给人们玄奥之面相,与其说是得益于“秘密”本身的复杂性,不若说是在于其赖以建构的独特的语言组织形式。这一观念当然能够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中得以合理诠释,但亦可借助申丹教授在国际叙事学界提出的“隐性进程”加以再认识。隐性叙事进程与小说的显性情节发展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演绎为一种有助于实现“秘密写作”的叙述动力学,两者既相互独立并行,又在关键节点上触发两条线索之间的镜像式对话——或彼此补充,或反向观照。这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巴赫金围绕文学“替身”现象所做出的深刻洞见:替身关联不仅存在于人物之间,亦可能对小说的结构布局提出相应的技术性要求。基于此,本书的最后一章“‘双重束缚理论’与坡的替身小说”拟借助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在其精神分裂症研究中提出的核心观念“双重束缚理论”,分析坡笔下的人物镜像关联如何受制于“双重束缚”在心理学与美学之间衍生出的“跨语境”规约,并由此进一步探究坡的替身小说如何将病理性的“双重束缚”转化为叙事“隐性进程”赖以发生的美学心理学基础。换言之,“双重束缚理论”不仅合理揭示了替身小说的人物关系,更在叙事学意义上解释了替身小说的结构布局,使得坡的“秘密写作”理念有了其尚未被充分关注的多重逻辑内涵。与此同时,也在文学视野中映射了贝特森本人借助“双重束缚理论”所揭示的艺术创造力。

1 Charles E. May. Edgar Allan Poe: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1, p. 13.

2 Allan Tate, ed. The Complete Poetry and Selected Criticism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 1981, p. xv.

3 James A. Harri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Vol. XVII. New York:AMS Press Inc. , 1965, p. 28.

4 Dan Shen. “ Edgar Allan Poe’s Aesthetic Theory, the Insanity Debate, and the Ethically-Oriented Dynamics of ‘The Tell-Tale Heart’,”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Vol. 63, No. 3 (2008), p. 325.

5 See Tzvetan Todorov. Genres in Discours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0, p. 102.

6 譬如在智利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看来,“意识”既非内源性物质(意义的内在经验),亦非外源性物质(意义赖以依存的生物体),而是一种“内与外之间的表层接触面”——齐泽克称其为“界面” ( interface);这是我们的“内在意识体验”赖以发生的“表面”。在此意义上,“内”即是“外”,是一种最富活力的“表层效果” ( See 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2, p. 206, pp. 222-223. );类似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在论及艺术家的创作之际,同样用了“界面”这一概念来表示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产生的艺术化的“独特困境” ( 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138. )。对于坡的小说而言,故事层和寓意层代表的“外”与“内”(“无意识”与“有意识”)常常是翻转错位的,而两者之间的界面恰恰为坡的逻辑诗学提供了独特的演绎平台。

7 潘文国:《界面研究四论》,载《中国外语》2012年第3期,第110-111页。

8 Daniel Hoffman. Poe Poe Poe Poe Poe Poe Poe. Garden City: Doubleday&Company, Inc. , 1972, p. x.

9 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 C. Lenhard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 193.

10 A. H. Quinn. Edgar Allan Poe: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1942, p. 316.

11 此处所谓的“折中美学”乃是笔者借用了美国学者麦吉尔在论及坡的创作之际所提出的概念 ( Meredith McGill.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Reprinting, 1834—185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p. 151. )。

12 托马斯·瑞德:《机器的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13 除了《创作的哲学》和《诗歌原理》等那一类颇具显性意识的诗学控制思想,即便像《我发现了》这样的“科普类”作品(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莱文和苏珊·F.莱文所敏锐意识到的)亦同时贯穿着坡在其诗歌、小说乃至于批评当中彰显的诗学原则——它们以一种“循循善诱”(graduated impression)的方式“拿捏读者的思维”, “构建[文本]的效果” ( Edgar Allan Poe. Eureka. Ed. Stuart Levine and Susan F. Lev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p. xiv-xv. )。

14 为了更好地理解“表层阅读”,笔者以为有必要将申丹教授在国际叙事学界提出的“隐性进程”概念纳入考量之中,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将传统的“深层阐释”替换为更具包容意义的“隐性进程”。如申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批评家着力挖掘情节发展的深层意义,但没有关注与情节并列前行的其他叙事运动,这是导致隐性进程被忽略的一个根本原因” (申丹:《西方文论关键词:隐性进程》,载《外国文学》2019年第1期,第89页)。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叙事作品的伦理结构并非惯常所认为的那样藏于深处,而恰恰是隐于表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隐性”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往往只会选取“视差”结构中处于显性的或是主流的“观察面”(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aspect-seeing),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读者往往缺少某种视角翻转意识(譬如马克·吐温的《加州人的故事》与爱伦·坡的《凹凸山传奇》 (“ A Tale of the Ragged Mountains”)当中的催眠与反向催眠机制),从而忽略了叙事对象本身所预设(无论作者是否有意识)的多重内在规定性。因此,若要瞥见“天堂的另一面”,则不妨从坡的视觉认知策略中汲取方法论,以“偏正倒置”(相对于传统阅读的思维定式来说)的方式引发背景意义结构的前景化,或是边缘意义结构的中心化,进而凸显申丹教授所强调的“隐性进程中至关重要而在情节发展中无足轻重的文本成分”(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120页)。

15 此篇文章由坡在1841年7月刊发于《格雷厄姆杂志》 ( Graham’s Magazine) ,后又在当年的8月、10月及12月出版的《格雷厄姆杂志》上围绕“秘密写作”发表了三则续篇( See James A. Harri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Vol. XIV. pp. 114-132, pp. 133-149. )。

16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6. NobelPrize. org. Nobel Prize Outreach AB 2022. Tue. 4 Oct 2022. <https://www. nobelprize. org/prizes/literature/2016/summ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