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从经方诞生的时代环境看经方大剂量的必要性

多数医家已逐渐认为伤寒是一种流行病，且是一种恶性流行病，张仲景的自序就说：“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张仲景的那个年代，正值黄巾起义，群雄角逐，战争非但带来流离颠沛之苦，还带来了瘟疫的流行。“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仲景经方顺时所需、应运而生。仲景面对来势凶猛之大疫，必然要求立方贵精贵专贵狠，量大药简方能力专效宏，方能阻断病势急变，挽救危亡。可见，从经方诞生的时代背景看经方大剂量非常必要。经方大剂量，是时代的需求。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疫情流行对剂量有特定的要求。如果剂量过小，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所谓：乱世用重典，重剂起沉疴。

同时我们发现仲景用药偏温，这与当时的环境特征不无关系。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竺可桢1在他所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文献中，把我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相对划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在考证第二寒冷期（公元初—600年）时说：“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但冷的时间不长。当时，河南南部的橘和柑还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公元155—220年）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橘，已经不能结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这也为大剂量用温药提供了证据。